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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白流苏是张爱玲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有着幸运结局的女主人公。张爱玲曾说：“流苏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有决断，有口才，柔弱的部分只是她的教養与阅历。”厉害与柔弱统一在流苏身上，张爱玲将人物的这一特点表现得落落有致，别有韵味。
关键词：厉害 柔弱 白流苏 《倾城之恋》
白流苏是张爱玲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有着幸运结局的女主人公。现实层面，她“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1]。心灵层面，她拥有了爱人之间的相知相惜—“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2]十年八年，不是古典主义的爱情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一生一世，但对置身于动荡且奔驰向前的时代列车上的现代人而言，已经长久得仿佛是一辈子。
张爱玲在《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中说过“流苏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有决断，有口才，柔弱的部分中是她的教养与阅历。”[3]厉害与柔弱统一在流苏身上，张爱玲将人物的这一特点表现得落落有致，别有韵味。这个出身于传统大家庭的女子，没有接受过新式教育，也没有读过多少书，可这样一个在衰败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子，并不缺乏决断的智慧和应辩的口才，这是她犀利、亮烈的一面，而教养与阅历造成的柔弱，则体现了她娴雅、单纯的一面。如果只有前者，那么流苏就如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一样，纵使攻城略地、手段高明，却令人生畏、众叛亲离；如果只有后者，那便是《金锁记》中的长安，唯有受人摆布、掌控，即使遇到相爱的人，有机会逃出坟墓似的家庭，最终还是少了一点狠劲、决绝，只能将新生的希望永远埋葬。流苏虽然厉害，但教养和阅历，使她不会去兴风作浪、狼奔豕突；流苏尽管柔弱，但决断和口才，令她能够维护、拓展自己生存的空间，而不是束手无策，坐以待毙。
一.决断与口才
流苏的决断体现在她常常在前路未卜时，敢于大胆做出选择。可以说她嫁为人妇以后，人生的重大决定，都是自己思考后独立做出的。她曾对柳原说，“连我这样守旧的人家，也还说‘初嫁从亲，再嫁从身’”[4]。小说关于流苏的初嫁未置一笔，但就“初嫁从亲”四字看来，那情形大约和后来宝络相亲没什么区别——家里所有的人都可以指手画脚、掺合评论，唯独待嫁的小姐说不上话。结婚自己做不了主，离婚则是流苏的主动选择，至于原因，文中一代而过——丈夫不仅将流苏打伤，另外还有许多对不起她的地方。即使如此，在那样的时代和家庭背景下，流苏没有一味委曲求全，而是坚决摆脱不幸的婚姻，果断决绝可见一番。
当徐太太说是要出盘缠请流苏去香港物色结婚人选，灵敏的流苏经过分析，猜测是范柳原的“鬼计”。徐太太说得光明正大，而家人们早已当流苏是多余，无可无不可，抱着看笑话的态度，只有她自己明白其中的蹊跷。此去当然有风险，那个只见过一面，豪富、聪明、漂亮、外国派的范柳原到底是什么用意，流苏也说不准。在没有人可以商量、可以讨教的情况下，她迅速做出决定，要放手一搏。在她娘家哥嫂们看来，范柳原高高在上，流苏绝无机会，所以毫不留情地嘲笑她，“人家多少小姐都看不上眼呢，他会要你这败柳残花？”[5]流苏赴港的决定里包含着对自己的信心，也有对即定命运的抗挣，“如果赌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6]。众人眼里，如果能够做成五个孩子的后母，就是流苏最好的归宿，但她显然心有不甘。流苏的决断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意气用事，她很清醒，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使因为范柳原身败名裂，身无可遁，也不会比成为五个孩子的后母更令人绝望。
流苏在香港呆了一个多月，和柳原共处的机会很多，他们虽然有袒露心声、真情相对的时刻，但各自都放不下心中的戒备，最终不欢而散。流苏没有得到任何承诺，两手空空回上海，自然料得到家里人对她的态度只会较以往更恶劣，彼时她还不能说服自己接受做情妇的命运，所以选择干净爽利地离开，绝不脱泥带水。
流苏的决断来自于智慧和内心的成熟，口才更是这两者的外化。和哥嫂的针锋相对、向徐太太示弱求援以及与柳原的往来试探，言语上流苏从不聒噪，但无论对方是明枪还是暗箭，是善言还是恶语，就没有流苏接不住的话。一个人口才好到一定份上，就如同利器在手，有时比划着，不留意就伤到别人。但是流苏的口才不用于攻击，只用来防御，或者是试探。在香港期间，柳原与流苏有许多的单独相处的时间。他们不停地试探对方，那些对话充满了机锋，例如下面这一段：
柳原道：“我这是正经话。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应当光着膀子穿这种时髦的长背心，不过你也不应当穿西装。满洲的旗装，也许倒合式一点，可是线条又太硬。”流苏道：“总之，人长得难看，怎么打扮着也不顺眼！”柳原笑道：“别又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你看上去不像这世界上的人。你有许多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谛克的气氛，很像唱京戏。”流苏抬起了眉毛，冷笑道：“唱戏，我一个人也唱不成呀！我何尝爱做作——这也是逼上梁山。人家跟我耍心眼儿，我不跟人家耍心眼儿，人家还拿我当傻子呢，准得找着我欺侮！”[7]
柳原的话闪烁隐晦，似赞美又似调侃。流苏言辞看似将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用意却是步步紧逼。她以守为攻，语带芒刺，使得柳原收起一贯的花花公子腔调，委屈地辩解，强调自己是动了真情、费了心机。两人正是通过对话更深刻地了解对方，更清晰地透视自己的内心。这种脑力与口才上的旗鼓相当，当然也是两人的感情催化剂。
第二次去香港，流苏做好了同居的准备，不仅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有对柳原的喜欢，及至战争爆发，两人生出相依为命的情愫，她不仅得到了爱情、金钱，也如愿缔结婚姻。如张爱玲所说，“要这个人物，要什么有什么”[8]。为了让流苏值得这样的命运，张爱玲不仅赋予了她决断和口才，还让她具有因教养和阅历而造成的柔弱，正是这份柔弱与厉害形成参差之美，令范柳原这个洋派又固执的异乡人沉陷其中。
二.教养与阅历
为什么“教养与阅历”会造成流苏的柔弱？教养是心中的分寸和言行的适度。一个有教养的人，在缺乏教养的大环境中，常常处于劣势。流苏与柳原之间有一次非常深入的交谈：
关键词：厉害 柔弱 白流苏 《倾城之恋》
白流苏是张爱玲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有着幸运结局的女主人公。现实层面，她“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1]。心灵层面，她拥有了爱人之间的相知相惜—“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2]十年八年，不是古典主义的爱情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一生一世，但对置身于动荡且奔驰向前的时代列车上的现代人而言，已经长久得仿佛是一辈子。
张爱玲在《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中说过“流苏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有决断，有口才，柔弱的部分中是她的教养与阅历。”[3]厉害与柔弱统一在流苏身上，张爱玲将人物的这一特点表现得落落有致，别有韵味。这个出身于传统大家庭的女子，没有接受过新式教育，也没有读过多少书，可这样一个在衰败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子，并不缺乏决断的智慧和应辩的口才，这是她犀利、亮烈的一面，而教养与阅历造成的柔弱，则体现了她娴雅、单纯的一面。如果只有前者，那么流苏就如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一样，纵使攻城略地、手段高明，却令人生畏、众叛亲离；如果只有后者，那便是《金锁记》中的长安，唯有受人摆布、掌控，即使遇到相爱的人，有机会逃出坟墓似的家庭，最终还是少了一点狠劲、决绝，只能将新生的希望永远埋葬。流苏虽然厉害，但教养和阅历，使她不会去兴风作浪、狼奔豕突；流苏尽管柔弱，但决断和口才，令她能够维护、拓展自己生存的空间，而不是束手无策，坐以待毙。
一.决断与口才
流苏的决断体现在她常常在前路未卜时，敢于大胆做出选择。可以说她嫁为人妇以后，人生的重大决定，都是自己思考后独立做出的。她曾对柳原说，“连我这样守旧的人家，也还说‘初嫁从亲，再嫁从身’”[4]。小说关于流苏的初嫁未置一笔，但就“初嫁从亲”四字看来，那情形大约和后来宝络相亲没什么区别——家里所有的人都可以指手画脚、掺合评论，唯独待嫁的小姐说不上话。结婚自己做不了主，离婚则是流苏的主动选择，至于原因，文中一代而过——丈夫不仅将流苏打伤，另外还有许多对不起她的地方。即使如此，在那样的时代和家庭背景下，流苏没有一味委曲求全，而是坚决摆脱不幸的婚姻，果断决绝可见一番。
当徐太太说是要出盘缠请流苏去香港物色结婚人选，灵敏的流苏经过分析，猜测是范柳原的“鬼计”。徐太太说得光明正大，而家人们早已当流苏是多余，无可无不可，抱着看笑话的态度，只有她自己明白其中的蹊跷。此去当然有风险，那个只见过一面，豪富、聪明、漂亮、外国派的范柳原到底是什么用意，流苏也说不准。在没有人可以商量、可以讨教的情况下，她迅速做出决定，要放手一搏。在她娘家哥嫂们看来，范柳原高高在上，流苏绝无机会，所以毫不留情地嘲笑她，“人家多少小姐都看不上眼呢，他会要你这败柳残花？”[5]流苏赴港的决定里包含着对自己的信心，也有对即定命运的抗挣，“如果赌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6]。众人眼里，如果能够做成五个孩子的后母，就是流苏最好的归宿，但她显然心有不甘。流苏的决断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意气用事，她很清醒，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使因为范柳原身败名裂，身无可遁，也不会比成为五个孩子的后母更令人绝望。
流苏在香港呆了一个多月，和柳原共处的机会很多，他们虽然有袒露心声、真情相对的时刻，但各自都放不下心中的戒备，最终不欢而散。流苏没有得到任何承诺，两手空空回上海，自然料得到家里人对她的态度只会较以往更恶劣，彼时她还不能说服自己接受做情妇的命运，所以选择干净爽利地离开，绝不脱泥带水。
流苏的决断来自于智慧和内心的成熟，口才更是这两者的外化。和哥嫂的针锋相对、向徐太太示弱求援以及与柳原的往来试探，言语上流苏从不聒噪，但无论对方是明枪还是暗箭，是善言还是恶语，就没有流苏接不住的话。一个人口才好到一定份上，就如同利器在手，有时比划着，不留意就伤到别人。但是流苏的口才不用于攻击，只用来防御，或者是试探。在香港期间，柳原与流苏有许多的单独相处的时间。他们不停地试探对方，那些对话充满了机锋，例如下面这一段：
柳原道：“我这是正经话。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应当光着膀子穿这种时髦的长背心，不过你也不应当穿西装。满洲的旗装，也许倒合式一点，可是线条又太硬。”流苏道：“总之，人长得难看，怎么打扮着也不顺眼！”柳原笑道：“别又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你看上去不像这世界上的人。你有许多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谛克的气氛，很像唱京戏。”流苏抬起了眉毛，冷笑道：“唱戏，我一个人也唱不成呀！我何尝爱做作——这也是逼上梁山。人家跟我耍心眼儿，我不跟人家耍心眼儿，人家还拿我当傻子呢，准得找着我欺侮！”[7]
柳原的话闪烁隐晦，似赞美又似调侃。流苏言辞看似将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用意却是步步紧逼。她以守为攻，语带芒刺，使得柳原收起一贯的花花公子腔调，委屈地辩解，强调自己是动了真情、费了心机。两人正是通过对话更深刻地了解对方，更清晰地透视自己的内心。这种脑力与口才上的旗鼓相当，当然也是两人的感情催化剂。
第二次去香港，流苏做好了同居的准备，不仅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有对柳原的喜欢，及至战争爆发，两人生出相依为命的情愫，她不仅得到了爱情、金钱，也如愿缔结婚姻。如张爱玲所说，“要这个人物，要什么有什么”[8]。为了让流苏值得这样的命运，张爱玲不仅赋予了她决断和口才，还让她具有因教养和阅历而造成的柔弱，正是这份柔弱与厉害形成参差之美，令范柳原这个洋派又固执的异乡人沉陷其中。
二.教养与阅历
为什么“教养与阅历”会造成流苏的柔弱？教养是心中的分寸和言行的适度。一个有教养的人，在缺乏教养的大环境中，常常处于劣势。流苏与柳原之间有一次非常深入的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