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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印象中，海派文化源自于近代，主要以商业贸易和文化为主。事实上，中西交融才是海派文化最鲜明的特征。早在明末，上海已成为西学东渐的发祥地，尤以徐光启等西学巨匠为代表。近代以后，随着开埠通商，上海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徐家汇则成为西学东渐的策源地，并一度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西学大本营。如今，在徐家汇众多遗存的西式建筑群中，有一处中西合璧、书藏古今的优秀历史建筑，这就是位于漕溪北路80号、声名远播的“徐家汇藏书楼”。
明清鼎革之际，中西文化交流高潮迭起。明崇祯年间，久居江南的文士徐光启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影响下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念其为股肱之臣，饬令派员护送其棺椁由京师归葬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蒲汇塘，此地遂易名徐家汇。徐光启的后世子孙大多久居于此，并信奉天主教。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开，一度被清廷禁止的传教活动再次复燃。1842年上海开埠后，大批西洋传教士纷至沓来，在上海置地传教。
1847年3月，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委派司铎梅德尔来沪考察，建议首选徐家汇为耶稣会院所在地，其意有二：一是此处毗邻法租界，可获得租界当局对传教保教的支持；二是徐光启及其族人多皈依天主教，具有一定的宗教基础。按照1844年清政府与法国所签订的《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和墓地，同时清政府有保护教堂的义务。因此，司铎梅德尔在徐家汇建造耶稣会院的提议并没有受到多少阻碍，很快就付诸实施了。他聘请西班牙籍耶稣会士范廷佐设计图纸，并先后建造了耶稣会院、会士居所、小堂等建筑。据同治年间《上海县志》记载：“徐家汇天主堂旧建在西门外肇嘉浜徐文定公光启庐墓之东北，为近地教中人瞻礼所。”
1847年7月，耶稣会院竣工并投入使用。当时，传教士们一边传教，一边搜罗各地藏书。于是，耶稣会院专辟3间平房，定名为“修士室”，以作教士藏书并查阅资料的场所。1867年，因藏品渐丰，亟需扩增空间，原有的平房改建成两层楼房，下层用作藏书室，并在楼西南侧新建四层耶稣会住院，即神甫楼。1897年，将原先的两层楼房拆除，藏书室移到神甫楼东北侧，扩建成新的两层藏书楼，又称汇堂石室、大书房或藏经楼。由此，南北楼主体建筑初见雏形。
从今天遗存的建筑布局可知，藏书楼由南北交错的南楼和北楼两幢主体建筑构成。北楼，即大书房，主体为两层双坡顶砖木结构，南北立面设有多个欧式壁柱尖券洋松百叶窗框。南楼，原为耶稣会住院，主体为四层坡顶的外廊式建筑，砖木混合结构。南楼一楼原为藏书区，现辟为小型展览馆。二楼朝南小房间设烟道和壁炉，原为神父居所，现为藏书楼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朝东的大开间是阅览室，内有十几张书桌，略显古朴厚实，加之西式台灯发出的暖黄色光以及微微作响的木地板，极具复古韵味。
在耶稣会院遗址群中，藏书楼最为精巧别致。作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首家图书馆，也是上海现存最早的具有公共性质的近代图书馆，藏书楼无疑是我国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一个剪影。缘于在修造时，充分汲取了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的建筑元素，故后人习惯称其为“徐家汇藏书楼”。
徐家汇藏书楼建筑风格兼具中西样式。北楼一楼原为中文书库，仿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建造，藏书按经史子集丛列为五部，原藏中文古籍达12万余册；二楼为西文书库，依照梵蒂冈教廷藏书楼内部格式布局，书架落地到顶，中部设有腰廊，供上下取书。西文书库保持耶稣会藏书楼原样，存放自15世纪以来出版的5万余册各类西文文献，其中“汉学”和“神学”著作最为珍贵。
解放前，徐家汇藏书楼藏有1800年之前出版的西文珍本，共计1800种2000册。1956年，徐家汇藏书楼的中西文善本并入上海图书馆收藏。徐家汇藏书楼现以收藏1949年以前出版的外文图书和报刊为主，亦并入亚洲文会图书馆等藏书，近年又购入罗氏藏书，堪为西文汉学古籍收藏重地。在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的图书中，有两部西洋古籍珍品，一部是1477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世界各地》拉丁文初版，一部是1480年在米蘭出版的《曼德威尔游记》意大利文初版。前者是和《马可·波罗游记》同年出版的西方和东方游记，后者是和《马可·波罗游记》齐名的中世纪提及中国的游记作品。
除此之外，徐家汇藏书楼内还有众多汉学研究巨著。汉字西译善本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1813年法国汉学家小德金奉拿破仑一世谕旨编纂的《汉法拉字典》，以及1853年删去法文部分、送香港刊印的《汉洋字典》，后者还未发行便遭遇一场大火，仅数部存世，徐家汇藏书楼有幸藏有一部。166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合作，将部分《论语》《大学》翻译成拉丁文，取名《中华箴言》，并在江西建昌刊行，是为中国古典西译的开先河之举。因版本太过珍贵，西方学界一度认为此书已散失。后徐家汇藏书楼经整理发现了《论语》一册的前五章，震惊海内外，人们俗称“半部《论语》（治天下）”。此外，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的《中国图说》（《中国宗教、世俗和各种自然、技术奇观及其有价值的实物资料汇编》）是早期汉学著作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部。《中国图说》于1665年在罗马刊印拉丁文版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有1667年的阿姆斯特丹拉丁文版和1670年的法文版，它记述了传教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还配有精美的绘图，被视为当时欧洲了解中国的“百科全书”。
中西交融的文化中心
明清鼎革之际，中西文化交流高潮迭起。明崇祯年间，久居江南的文士徐光启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影响下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念其为股肱之臣，饬令派员护送其棺椁由京师归葬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蒲汇塘，此地遂易名徐家汇。徐光启的后世子孙大多久居于此，并信奉天主教。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开，一度被清廷禁止的传教活动再次复燃。1842年上海开埠后，大批西洋传教士纷至沓来，在上海置地传教。
1847年3月，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委派司铎梅德尔来沪考察，建议首选徐家汇为耶稣会院所在地，其意有二：一是此处毗邻法租界，可获得租界当局对传教保教的支持；二是徐光启及其族人多皈依天主教，具有一定的宗教基础。按照1844年清政府与法国所签订的《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和墓地，同时清政府有保护教堂的义务。因此，司铎梅德尔在徐家汇建造耶稣会院的提议并没有受到多少阻碍，很快就付诸实施了。他聘请西班牙籍耶稣会士范廷佐设计图纸，并先后建造了耶稣会院、会士居所、小堂等建筑。据同治年间《上海县志》记载：“徐家汇天主堂旧建在西门外肇嘉浜徐文定公光启庐墓之东北，为近地教中人瞻礼所。”
1847年7月，耶稣会院竣工并投入使用。当时，传教士们一边传教，一边搜罗各地藏书。于是，耶稣会院专辟3间平房，定名为“修士室”，以作教士藏书并查阅资料的场所。1867年，因藏品渐丰，亟需扩增空间，原有的平房改建成两层楼房，下层用作藏书室，并在楼西南侧新建四层耶稣会住院，即神甫楼。1897年，将原先的两层楼房拆除，藏书室移到神甫楼东北侧，扩建成新的两层藏书楼，又称汇堂石室、大书房或藏经楼。由此，南北楼主体建筑初见雏形。
从今天遗存的建筑布局可知，藏书楼由南北交错的南楼和北楼两幢主体建筑构成。北楼，即大书房，主体为两层双坡顶砖木结构，南北立面设有多个欧式壁柱尖券洋松百叶窗框。南楼，原为耶稣会住院，主体为四层坡顶的外廊式建筑，砖木混合结构。南楼一楼原为藏书区，现辟为小型展览馆。二楼朝南小房间设烟道和壁炉，原为神父居所，现为藏书楼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朝东的大开间是阅览室，内有十几张书桌，略显古朴厚实，加之西式台灯发出的暖黄色光以及微微作响的木地板，极具复古韵味。
在耶稣会院遗址群中，藏书楼最为精巧别致。作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首家图书馆，也是上海现存最早的具有公共性质的近代图书馆，藏书楼无疑是我国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一个剪影。缘于在修造时，充分汲取了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的建筑元素，故后人习惯称其为“徐家汇藏书楼”。
书藏古今的教会图书馆
徐家汇藏书楼建筑风格兼具中西样式。北楼一楼原为中文书库，仿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建造，藏书按经史子集丛列为五部，原藏中文古籍达12万余册；二楼为西文书库，依照梵蒂冈教廷藏书楼内部格式布局，书架落地到顶，中部设有腰廊，供上下取书。西文书库保持耶稣会藏书楼原样，存放自15世纪以来出版的5万余册各类西文文献，其中“汉学”和“神学”著作最为珍贵。
解放前，徐家汇藏书楼藏有1800年之前出版的西文珍本，共计1800种2000册。1956年，徐家汇藏书楼的中西文善本并入上海图书馆收藏。徐家汇藏书楼现以收藏1949年以前出版的外文图书和报刊为主，亦并入亚洲文会图书馆等藏书，近年又购入罗氏藏书，堪为西文汉学古籍收藏重地。在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的图书中，有两部西洋古籍珍品，一部是1477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世界各地》拉丁文初版，一部是1480年在米蘭出版的《曼德威尔游记》意大利文初版。前者是和《马可·波罗游记》同年出版的西方和东方游记，后者是和《马可·波罗游记》齐名的中世纪提及中国的游记作品。
除此之外，徐家汇藏书楼内还有众多汉学研究巨著。汉字西译善本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1813年法国汉学家小德金奉拿破仑一世谕旨编纂的《汉法拉字典》，以及1853年删去法文部分、送香港刊印的《汉洋字典》，后者还未发行便遭遇一场大火，仅数部存世，徐家汇藏书楼有幸藏有一部。166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合作，将部分《论语》《大学》翻译成拉丁文，取名《中华箴言》，并在江西建昌刊行，是为中国古典西译的开先河之举。因版本太过珍贵，西方学界一度认为此书已散失。后徐家汇藏书楼经整理发现了《论语》一册的前五章，震惊海内外，人们俗称“半部《论语》（治天下）”。此外，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的《中国图说》（《中国宗教、世俗和各种自然、技术奇观及其有价值的实物资料汇编》）是早期汉学著作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部。《中国图说》于1665年在罗马刊印拉丁文版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有1667年的阿姆斯特丹拉丁文版和1670年的法文版，它记述了传教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还配有精美的绘图，被视为当时欧洲了解中国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