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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地期待?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1987年的农历除夕，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王虹推着轮椅上的徐良一同唱起《血染的风采》，徐良一夜之间成为名震华夏的风云人物。这时他已不仅仅是英雄，还多了一个明星光环，成为古今中外少有的明星英雄。
但是很快，伴随着这个共和国“一等功臣”的，除了荣誉，成名后索要高额出场费、歌厅纠纷涉嫌过失杀人的种种是非接踵而至。前不久，多年未在公众面前露面的徐良首次在凤凰卫视《鲁豫有约》中亮相，回首当年的功过是非，披露“封嘴”十余年的隐情与真相。
已经退役了的徐良真诚坦言：“20多年了，我想，做哪种名人都不如做百姓这么自在、这么舒服”。
红极一时的英雄遇到人生的巨大烦恼
徐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战斗英雄。西安音乐学院本科毕业后就地参军，成为我军首批“学生官”。1985年，还是西安音乐学院四年级学生徐良，因为一次偶然的慰问演出，意外地开始了军旅生涯。那时候，中越老山战争开始不久，入伍第3天，他所在的部队就开拔到了越战前线。
徐良担任第四十七军一三九师四一七团六连副指导员，上了战场。战斗非常激烈，他所在的部队伤亡很大。徐良被越军12.7高机弹击中腿部后，被抬下阵地。因保守治疗不成，他先后两次截肢，失去了一条腿。徐良在战场上表现英勇，荣立了一等功。他和他演唱的那首《血染的风采》一起红遍全国。
不幸的是，随着荣誉而来的除了鲜花和掌声，还有一些不好的传闻，有人说他是逃兵，说他把连长推下悬崖，也有人说他在歌厅杀人了，但他一直没有出来说过一句话，这让人开始相信那些传言是真的。再后来徐良就慢慢地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那么多年过去了，问起此事，徐良讲述了1986年5月2日自己受伤的经过。他说：“我所在那个猫耳洞顶端有一个能过人的小山洞，洞口直通我们阵地表面。当时我还有一个战友在观察口，我从这个洞口发现一个人影奔我们阵地来了，就直接从洞口出去，边打边走。我那个战友从观察口出去，从那个方向也开始打。可能是出于一种兴奋，当我将要跑到那个人影倒下的位置时，我忽视了他身后是个下坡，有常识的人知道从上往下看是看不见的，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下面枪就响了，当时我就感觉好像有块很大的石头砸到腿上，腿动不了了。子弹打在腹股沟上，大腿内侧人体最粗的血管断了。我当时就感到血随着心跳往外喷，这时我那个战友也冲上来了。”
可是关于徐良受伤，不知从何时起在社会上出现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传闻，传闻说：“1986年5月2日徐良执行任务，战友全部战死，只剩下他和连长黄浩礼。徐良贪生怕死，打算临阵脱逃，就把连长推到山崖底下，自己当了逃兵。他怕回来解释不清，回到后方前把自己的腿给打伤了，蒙骗了部队，成了一个英雄。”传闻说徐良的连长被推下山崖后并没有死，而是被越军俘虏，越战结束回到国内的连长将徐良告上军事法庭，徐良被判无期徒刑。这个传闻，徐良自己也听到了，他为什么不辩解昵?他说：“我跟谁说啊?我不知道我该找谁说去。”
记者问徐良当年的连长黄浩礼“有没有把您推下山崖的疑问”时，黄浩礼笑着说：“肯定没有，有的话我不可能还活着。”黄浩礼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徐良负伤时，我在指挥所，他负伤的消息是从阵地上报告到排指挥所，又报告到我这里的，说他重伤，我们马上组织抢救。”当年连队的卫生员吴阳帆曾到战场上去救助徐良，他在现场从专业角度证明徐良不是自伤。他说：“自伤和别人打伤是能看出来的，而且，如果是自伤不会打那么严重的位置。他的大腿动脉都被打穿了，血一直在喷，是当时我所抢救过的伤员中最严重的一个。他能被救过来，挺幸运的。”
本来徐良待在团部是安全的，他可以在团部给战友唱唱歌儿，那么荣誉也有了，生命也安全了。但是他主动要求去最前线感受战斗。因为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就是来镀金的，假模假样，转一圈儿回去，什么也不耽误。本来部队不同意，因为就这么一个大学生兵，怕出了问题不好交代。但架不住徐良的坚决，终于让他如愿去了前线。
受伤后，徐良经过9次手术，保住了性命，但失去了一条腿，永远坐在了轮椅上。回到后方，徐良才真正意识到自身的生活从此要改变了。母亲得到消息后几乎昏了过去，父亲专门去云南，在医院里陪了徐良一个月。1987年11月，徐良回到家里，但没多久他就住不下去了。他家住3楼，以前都是他举着70多斤重的煤气罐上下楼，健步如飞。现在听着老两口拎着煤气罐上下楼，每走一级楼梯就“咚”的一声，听着心里难受。
红极一时的徐良很快遇到烦恼。1987年12月18日，国内一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的文章。文中说，当一家新闻单位邀请一位以动人的歌声博得群众尊敬、爱戴的英模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时，这位英模人物开价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矛头直指徐良。
1988年1月26日，交涉未果后，徐良以文章严重失实、名誉受到损害、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为由，向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虽然他的行为遭到了部队领导的反对，但徐良向部队表态说：“这官司我必须打，宁可扒掉我的军装也要打。因为我心里知道，我是无辜的。”最终徐良胜诉，结果连《新闻联播》都报道了此事。徐良表示，“因为我拿出了支票。我记得当时是3场体育馆的演出一共1200块钱，每场400块。”不过，虽然官司赢了，但由于负面影响太大，他几乎不再到外地演出。
一年“禁闭”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
徐良说当年的自己“是个被社会惯坏了的孩子”。荣誉和光环纷至沓来，徐良有些把握不住了。有一次，他骑着那辆残疾人摩托车路过北京西单，结果行人纷纷回头——这不是徐良吗!徐良回头一看，自行车倒了一片，连公交车上的人都探出了头。徐良这才意识到，他成了名人。
负伤后的一年多内，他做了500多场报告，在人民大会堂做过4次报告。最多时一天做4场报告，每场2个小时。每次从外面做报告回来，都有数名记者在家里守候。社会各界写给他的信，加在一起有五六万封。徐良说：“这些信到现在我都存着，我想把那些信留着，到最需要看的时候看。”记者问：“什么叫最需要看的时候?”徐良回答说：“人们把英雄或者什么慢慢淡忘的时候，精神没有支撑的时候，这些信我一天看一封，我这一辈子看不完了。”
说到当英雄有什么特权，徐良说：“有这样一件事。在西安机场，当时我要赶上4点半从西安到北京的飞机，还差半个多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我连机票都没有，当时人还在临潼。我们走进机场大厅时，机场工作人员认出我了，都围上来问：徐良你上哪儿去呀?陪我的同事说：徐良要赶 4点半去北京那趟飞机。这时已经4点半了，飞机已经到跑道上，马上要起飞了。工作人员用步话机跟塔台上说让这架飞机从跑道上再回来。在飞机往回返的时候，陪我的人把机票补好，我们坐上了飞机。到了北京6点多一点儿，我要赶7点04分去长沙那趟火车。我们打了个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也知道我是谁。看我着急，司机师傅冒着砸饭碗的危险闯红灯、超速、逆行。在一个路口他被警察截了，警察看他疯狂违章的状态，气势汹汹地过来了。司机跟警察说：“车上坐着徐良，要赶几点火车，他有急事。警察伸着头看见确实是我，把罚款单翻过来说：徐良同志，请你给我签个字。我签完字一敬礼，他一个手势“走”。凭着我这身军装和英雄的光环，很多人用一种很朴实很善良的感情给了我很多帮助。”
说起那段生活，徐良坦率地说：“晕、飘，就像有高兴得找不着北的感觉。现在看来我那时就跟个小丑似的，我徐良其实就是个普通人，但因为大家认为你是英雄，到哪儿都把你搁在中间，作英雄事迹报告，什么总结会、质量评比会、产品发布会，反正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其实我懂什么呀!除了在音乐学院上了几年学，在部队当了几年兵，没什么人生阅历。但不管在什么场合、什么会上，我只要说话大家都鼓掌。”这种生活从1987年持续到1990年，徐良终于下定决心再不演出、上台了，他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997年7月，徐良碰到了另外一件改变他生活的大事。当时传闻说，一个电视台编辑鼓动他“八一”之际重新打造一首歌，拍成MTV。白天拍完外景后，那位编辑请他和另几位朋友到某娱乐场所吃饭，结果和人发生冲突。行动不便的徐良叫来几个人拆架，却不料双方打斗起来，致对方一人死亡。虽然徐良没有任何过错，但作为现役军人，被关了一年多禁闭，并和妻子陈燕协议离婚。从此徐良远离了公众的视线。
徐良说：“那不是实际情况。我为什么没说话，很简单，这事出来第二天就失去自由了。”徐良被关押了一年。他说：“1998年恢复自由后，我完全可以找这些报纸再说清楚。我为什么没说，我在被关押的这一年里反思了自己。当时的情况是：一个电台编辑请我跟他去参加他朋友的生日，吃完饭转到一个歌舞厅唱歌，实际上那天我有事，老在外面打电话，到了十一二点时，只剩下我、那个音乐编辑和他一个朋友3个人。这时他们就叫了个女孩陪唱歌，后来他们说要走。我们走时歌舞厅出来一群人，当中有陪他们唱歌的那个女孩儿，还有一群小伙子，骂骂咧咧说什么今天不给五百不行。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电台编辑就被拽出去打了。他那个朋友去劝，也被那帮人围着打。我下车后也被他们推得一个踉跄，坐道边儿了。那天特巧，我打电话时跟几个朋友说好让他们来接我去另一个地方，这时我赶紧打电话问朋友们走哪儿了。我说快来吧，这儿打架了!那些人看我打电话就跑了。结果我这些朋友到了以后说徐良谁打你来，我说没事没事。这时，那个编辑喊了一声——他们从后门跑了。那些朋友一踩油门就开车追去了。我后来知道那几个小伙子从后门出来，没打着车，就站在后门外的马路边儿。我的朋友们过去，就问刚才你们谁打人了。有明白的撒腿就跑了，有个喝多的就说：打人怎么着!结果这个喝了酒不太清醒的人当时就倒下了。”
徐良“参与打架、致人死亡”的消息不胫而走。尽管自己连一句骂人的话都没说，地方法院最终也判决徐良不负法律责任，但是作为现役军人，他还是被部队关了一年多禁闭。他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要离开自己的妻子陈燕。陈燕和徐良都是北京人，小学、中学都在一个学校。在徐良参军前，他们已经结婚，徐良与陈燕的儿子就出生在徐良成名的1987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徐良与陈燕渐渐没有了爱情，他们分居了，然而徐良却不愿与陈燕解除婚约。1997年被关“禁闭”后，他给陈燕打电话说：“我同意离婚。”他怕连累妻子和儿子。
徐良知道，这一次他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这一年让他反思了很多，也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人情世故。
他终于明白，一切荣誉的光环都是虚无的
1998年年底，徐良从禁闭室放了出来，部队让他自己疗养。2000年徐良回到北京后，在天通苑小区花1000多元租了一套房，从此深居简出。
徐良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北京，中间短暂南下过广东。在广东呆了大半年，不适应，又回到北京。他帮人开过夜总会，红火一时，但不到两年就倒闭了；到房地产公司给朋友帮忙，却又被人“忽悠”了。现在，朋友搞钼矿生意，徐良帮点忙，刚开始弄，生意做得如何也没有细讲。20年过去了，徐良说那条被锯的腿还是有后遗症，创面留下许多神经瘤，有时候睡着睡着，就突然疼得跳起来。
徐良出门的时候，也害怕被别人认出来。不过，即便有人认出来，他也不承认自己是当年的英雄。当有人问他腿是怎么掉的，他时常回答是车撞的。当有很多人说他长得像徐良时，徐良会立马转身走开。
当年离婚时，徐良与陈燕的儿子乐乐的一句话让徐良落了泪。乐乐说：“爸爸妈妈办完手续(离婚)，妈说你抱一下你爸。我有时看他一眼都会害怕，但那次我硬着头皮拥抱了他一下。那下拥抱让我体会到父亲肩膀的温暖。”这是乐乐与爸爸的第一次拥抱。
徐良现在的妻子叫小宁，曾是徐良当年的战友，在部队卫生所工作。当时他们并不相识。小宁退伍后读了硕士。1997年小宁知道徐良在西安关禁闭，想方设法去看望了徐良并表达了爱情。徐良最初并没有接受，他说：“我很感动，但是我觉得我如果这时接受她，有点不道德。我出名时，她没跟我，现在我最难时不能拖累她。”但小宁锲而不舍的真爱最终打动了徐良。解除禁闭后，小宁开始细心照料他。
2001年徐良与小宁结了婚，两年后他们有了心爱的儿子欧欧。
徐良是个爱玩儿的人，他先后两个妻子都这么评价他，他同学也这么说。不爱玩儿，不至于上歌厅、交那么多社会朋友。受伤后，虽然少条腿，他却说别的男人能做的我都要会。他现在自己开自动档的车，经常去游泳，还爱爬山。他在家里从不做家务，水都没倒过，但离婚时他把全部财产和房子都留给了前妻。他前妻陈燕跟我们说：“虽然我们离婚了，但他做什么我都理解。”陈燕已经再婚，她现在的丈夫对徐良评价很高，两家相处得非常好。徐良的小儿子管陈燕叫大妈。小宁现在在公司做事，同事都不知道她是徐良的妻子。徐良对朋友很讲义气，他当年的战友有很多现在境遇都不太好。他当年的连长，也荣立了一等功。2008年10月，连长第一次来北京，徐良带着连长和其他战友在北京玩了好几天。他和小宁在北京过着普通市民的平静生活，周围的邻居都不知道他就是当年的徐良。
20年后，当《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间徐良成名后的感觉时，徐良对自己的“一夜成名”已是淡定从容。他说：“我是最早的大学生参军者之一，当时整个师乃至整个军只有我一个是自愿要求入伍的大学生，是典型中的典型；再就是中越交战的年代，老山前线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再有可能就是我会唱歌，长着一张‘英雄’脸。”说到这儿，徐良笑了。当过风靡一时的英雄人物，徐良却表示，“什么名人都能当，唯有一种名人坚决不能当，这就是英雄。”因为英雄在常人眼里不是一个人，而是神。他坦言，英雄其实也需要吃饭、睡觉，甚至有偶然说脏话的时候。但当人们发现英雄是一个平常人时，感觉就会不好。徐良接着说：“我觉得人的性格就决定了人的一生的命运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活得很自我的人。”
徐良现在和妻子、儿子一起平淡而快乐地生活着。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他，最大的愿望是想过平静的生活。在他看来，做什么名人都不如做百姓这么自在这么舒服。这个人生感悟也许有些无奈，也来得晚了点，但是毕竟让他明白了一切荣誉的光环都是虚无的，任何舞台都要落下帷幕、变换场景，他终将成为局外人。
(责编 王 兵)
1987年的农历除夕，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王虹推着轮椅上的徐良一同唱起《血染的风采》，徐良一夜之间成为名震华夏的风云人物。这时他已不仅仅是英雄，还多了一个明星光环，成为古今中外少有的明星英雄。
但是很快，伴随着这个共和国“一等功臣”的，除了荣誉，成名后索要高额出场费、歌厅纠纷涉嫌过失杀人的种种是非接踵而至。前不久，多年未在公众面前露面的徐良首次在凤凰卫视《鲁豫有约》中亮相，回首当年的功过是非，披露“封嘴”十余年的隐情与真相。
已经退役了的徐良真诚坦言：“20多年了，我想，做哪种名人都不如做百姓这么自在、这么舒服”。
红极一时的英雄遇到人生的巨大烦恼
徐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战斗英雄。西安音乐学院本科毕业后就地参军，成为我军首批“学生官”。1985年，还是西安音乐学院四年级学生徐良，因为一次偶然的慰问演出，意外地开始了军旅生涯。那时候，中越老山战争开始不久，入伍第3天，他所在的部队就开拔到了越战前线。
徐良担任第四十七军一三九师四一七团六连副指导员，上了战场。战斗非常激烈，他所在的部队伤亡很大。徐良被越军12.7高机弹击中腿部后，被抬下阵地。因保守治疗不成，他先后两次截肢，失去了一条腿。徐良在战场上表现英勇，荣立了一等功。他和他演唱的那首《血染的风采》一起红遍全国。
不幸的是，随着荣誉而来的除了鲜花和掌声，还有一些不好的传闻，有人说他是逃兵，说他把连长推下悬崖，也有人说他在歌厅杀人了，但他一直没有出来说过一句话，这让人开始相信那些传言是真的。再后来徐良就慢慢地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那么多年过去了，问起此事，徐良讲述了1986年5月2日自己受伤的经过。他说：“我所在那个猫耳洞顶端有一个能过人的小山洞，洞口直通我们阵地表面。当时我还有一个战友在观察口，我从这个洞口发现一个人影奔我们阵地来了，就直接从洞口出去，边打边走。我那个战友从观察口出去，从那个方向也开始打。可能是出于一种兴奋，当我将要跑到那个人影倒下的位置时，我忽视了他身后是个下坡，有常识的人知道从上往下看是看不见的，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下面枪就响了，当时我就感觉好像有块很大的石头砸到腿上，腿动不了了。子弹打在腹股沟上，大腿内侧人体最粗的血管断了。我当时就感到血随着心跳往外喷，这时我那个战友也冲上来了。”
可是关于徐良受伤，不知从何时起在社会上出现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传闻，传闻说：“1986年5月2日徐良执行任务，战友全部战死，只剩下他和连长黄浩礼。徐良贪生怕死，打算临阵脱逃，就把连长推到山崖底下，自己当了逃兵。他怕回来解释不清，回到后方前把自己的腿给打伤了，蒙骗了部队，成了一个英雄。”传闻说徐良的连长被推下山崖后并没有死，而是被越军俘虏，越战结束回到国内的连长将徐良告上军事法庭，徐良被判无期徒刑。这个传闻，徐良自己也听到了，他为什么不辩解昵?他说：“我跟谁说啊?我不知道我该找谁说去。”
记者问徐良当年的连长黄浩礼“有没有把您推下山崖的疑问”时，黄浩礼笑着说：“肯定没有，有的话我不可能还活着。”黄浩礼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徐良负伤时，我在指挥所，他负伤的消息是从阵地上报告到排指挥所，又报告到我这里的，说他重伤，我们马上组织抢救。”当年连队的卫生员吴阳帆曾到战场上去救助徐良，他在现场从专业角度证明徐良不是自伤。他说：“自伤和别人打伤是能看出来的，而且，如果是自伤不会打那么严重的位置。他的大腿动脉都被打穿了，血一直在喷，是当时我所抢救过的伤员中最严重的一个。他能被救过来，挺幸运的。”
本来徐良待在团部是安全的，他可以在团部给战友唱唱歌儿，那么荣誉也有了，生命也安全了。但是他主动要求去最前线感受战斗。因为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就是来镀金的，假模假样，转一圈儿回去，什么也不耽误。本来部队不同意，因为就这么一个大学生兵，怕出了问题不好交代。但架不住徐良的坚决，终于让他如愿去了前线。
受伤后，徐良经过9次手术，保住了性命，但失去了一条腿，永远坐在了轮椅上。回到后方，徐良才真正意识到自身的生活从此要改变了。母亲得到消息后几乎昏了过去，父亲专门去云南，在医院里陪了徐良一个月。1987年11月，徐良回到家里，但没多久他就住不下去了。他家住3楼，以前都是他举着70多斤重的煤气罐上下楼，健步如飞。现在听着老两口拎着煤气罐上下楼，每走一级楼梯就“咚”的一声，听着心里难受。
红极一时的徐良很快遇到烦恼。1987年12月18日，国内一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的文章。文中说，当一家新闻单位邀请一位以动人的歌声博得群众尊敬、爱戴的英模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时，这位英模人物开价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矛头直指徐良。
1988年1月26日，交涉未果后，徐良以文章严重失实、名誉受到损害、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为由，向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虽然他的行为遭到了部队领导的反对，但徐良向部队表态说：“这官司我必须打，宁可扒掉我的军装也要打。因为我心里知道，我是无辜的。”最终徐良胜诉，结果连《新闻联播》都报道了此事。徐良表示，“因为我拿出了支票。我记得当时是3场体育馆的演出一共1200块钱，每场400块。”不过，虽然官司赢了，但由于负面影响太大，他几乎不再到外地演出。
一年“禁闭”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
徐良说当年的自己“是个被社会惯坏了的孩子”。荣誉和光环纷至沓来，徐良有些把握不住了。有一次，他骑着那辆残疾人摩托车路过北京西单，结果行人纷纷回头——这不是徐良吗!徐良回头一看，自行车倒了一片，连公交车上的人都探出了头。徐良这才意识到，他成了名人。
负伤后的一年多内，他做了500多场报告，在人民大会堂做过4次报告。最多时一天做4场报告，每场2个小时。每次从外面做报告回来，都有数名记者在家里守候。社会各界写给他的信，加在一起有五六万封。徐良说：“这些信到现在我都存着，我想把那些信留着，到最需要看的时候看。”记者问：“什么叫最需要看的时候?”徐良回答说：“人们把英雄或者什么慢慢淡忘的时候，精神没有支撑的时候，这些信我一天看一封，我这一辈子看不完了。”
说到当英雄有什么特权，徐良说：“有这样一件事。在西安机场，当时我要赶上4点半从西安到北京的飞机，还差半个多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我连机票都没有，当时人还在临潼。我们走进机场大厅时，机场工作人员认出我了，都围上来问：徐良你上哪儿去呀?陪我的同事说：徐良要赶 4点半去北京那趟飞机。这时已经4点半了，飞机已经到跑道上，马上要起飞了。工作人员用步话机跟塔台上说让这架飞机从跑道上再回来。在飞机往回返的时候，陪我的人把机票补好，我们坐上了飞机。到了北京6点多一点儿，我要赶7点04分去长沙那趟火车。我们打了个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也知道我是谁。看我着急，司机师傅冒着砸饭碗的危险闯红灯、超速、逆行。在一个路口他被警察截了，警察看他疯狂违章的状态，气势汹汹地过来了。司机跟警察说：“车上坐着徐良，要赶几点火车，他有急事。警察伸着头看见确实是我，把罚款单翻过来说：徐良同志，请你给我签个字。我签完字一敬礼，他一个手势“走”。凭着我这身军装和英雄的光环，很多人用一种很朴实很善良的感情给了我很多帮助。”
说起那段生活，徐良坦率地说：“晕、飘，就像有高兴得找不着北的感觉。现在看来我那时就跟个小丑似的，我徐良其实就是个普通人，但因为大家认为你是英雄，到哪儿都把你搁在中间，作英雄事迹报告，什么总结会、质量评比会、产品发布会，反正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其实我懂什么呀!除了在音乐学院上了几年学，在部队当了几年兵，没什么人生阅历。但不管在什么场合、什么会上，我只要说话大家都鼓掌。”这种生活从1987年持续到1990年，徐良终于下定决心再不演出、上台了，他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997年7月，徐良碰到了另外一件改变他生活的大事。当时传闻说，一个电视台编辑鼓动他“八一”之际重新打造一首歌，拍成MTV。白天拍完外景后，那位编辑请他和另几位朋友到某娱乐场所吃饭，结果和人发生冲突。行动不便的徐良叫来几个人拆架，却不料双方打斗起来，致对方一人死亡。虽然徐良没有任何过错，但作为现役军人，被关了一年多禁闭，并和妻子陈燕协议离婚。从此徐良远离了公众的视线。
徐良说：“那不是实际情况。我为什么没说话，很简单，这事出来第二天就失去自由了。”徐良被关押了一年。他说：“1998年恢复自由后，我完全可以找这些报纸再说清楚。我为什么没说，我在被关押的这一年里反思了自己。当时的情况是：一个电台编辑请我跟他去参加他朋友的生日，吃完饭转到一个歌舞厅唱歌，实际上那天我有事，老在外面打电话，到了十一二点时，只剩下我、那个音乐编辑和他一个朋友3个人。这时他们就叫了个女孩陪唱歌，后来他们说要走。我们走时歌舞厅出来一群人，当中有陪他们唱歌的那个女孩儿，还有一群小伙子，骂骂咧咧说什么今天不给五百不行。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电台编辑就被拽出去打了。他那个朋友去劝，也被那帮人围着打。我下车后也被他们推得一个踉跄，坐道边儿了。那天特巧，我打电话时跟几个朋友说好让他们来接我去另一个地方，这时我赶紧打电话问朋友们走哪儿了。我说快来吧，这儿打架了!那些人看我打电话就跑了。结果我这些朋友到了以后说徐良谁打你来，我说没事没事。这时，那个编辑喊了一声——他们从后门跑了。那些朋友一踩油门就开车追去了。我后来知道那几个小伙子从后门出来，没打着车，就站在后门外的马路边儿。我的朋友们过去，就问刚才你们谁打人了。有明白的撒腿就跑了，有个喝多的就说：打人怎么着!结果这个喝了酒不太清醒的人当时就倒下了。”
徐良“参与打架、致人死亡”的消息不胫而走。尽管自己连一句骂人的话都没说，地方法院最终也判决徐良不负法律责任，但是作为现役军人，他还是被部队关了一年多禁闭。他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要离开自己的妻子陈燕。陈燕和徐良都是北京人，小学、中学都在一个学校。在徐良参军前，他们已经结婚，徐良与陈燕的儿子就出生在徐良成名的1987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徐良与陈燕渐渐没有了爱情，他们分居了，然而徐良却不愿与陈燕解除婚约。1997年被关“禁闭”后，他给陈燕打电话说：“我同意离婚。”他怕连累妻子和儿子。
徐良知道，这一次他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这一年让他反思了很多，也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人情世故。
他终于明白，一切荣誉的光环都是虚无的
1998年年底，徐良从禁闭室放了出来，部队让他自己疗养。2000年徐良回到北京后，在天通苑小区花1000多元租了一套房，从此深居简出。
徐良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北京，中间短暂南下过广东。在广东呆了大半年，不适应，又回到北京。他帮人开过夜总会，红火一时，但不到两年就倒闭了；到房地产公司给朋友帮忙，却又被人“忽悠”了。现在，朋友搞钼矿生意，徐良帮点忙，刚开始弄，生意做得如何也没有细讲。20年过去了，徐良说那条被锯的腿还是有后遗症，创面留下许多神经瘤，有时候睡着睡着，就突然疼得跳起来。
徐良出门的时候，也害怕被别人认出来。不过，即便有人认出来，他也不承认自己是当年的英雄。当有人问他腿是怎么掉的，他时常回答是车撞的。当有很多人说他长得像徐良时，徐良会立马转身走开。
当年离婚时，徐良与陈燕的儿子乐乐的一句话让徐良落了泪。乐乐说：“爸爸妈妈办完手续(离婚)，妈说你抱一下你爸。我有时看他一眼都会害怕，但那次我硬着头皮拥抱了他一下。那下拥抱让我体会到父亲肩膀的温暖。”这是乐乐与爸爸的第一次拥抱。
徐良现在的妻子叫小宁，曾是徐良当年的战友，在部队卫生所工作。当时他们并不相识。小宁退伍后读了硕士。1997年小宁知道徐良在西安关禁闭，想方设法去看望了徐良并表达了爱情。徐良最初并没有接受，他说：“我很感动，但是我觉得我如果这时接受她，有点不道德。我出名时，她没跟我，现在我最难时不能拖累她。”但小宁锲而不舍的真爱最终打动了徐良。解除禁闭后，小宁开始细心照料他。
2001年徐良与小宁结了婚，两年后他们有了心爱的儿子欧欧。
徐良是个爱玩儿的人，他先后两个妻子都这么评价他，他同学也这么说。不爱玩儿，不至于上歌厅、交那么多社会朋友。受伤后，虽然少条腿，他却说别的男人能做的我都要会。他现在自己开自动档的车，经常去游泳，还爱爬山。他在家里从不做家务，水都没倒过，但离婚时他把全部财产和房子都留给了前妻。他前妻陈燕跟我们说：“虽然我们离婚了，但他做什么我都理解。”陈燕已经再婚，她现在的丈夫对徐良评价很高，两家相处得非常好。徐良的小儿子管陈燕叫大妈。小宁现在在公司做事，同事都不知道她是徐良的妻子。徐良对朋友很讲义气，他当年的战友有很多现在境遇都不太好。他当年的连长，也荣立了一等功。2008年10月，连长第一次来北京，徐良带着连长和其他战友在北京玩了好几天。他和小宁在北京过着普通市民的平静生活，周围的邻居都不知道他就是当年的徐良。
20年后，当《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间徐良成名后的感觉时，徐良对自己的“一夜成名”已是淡定从容。他说：“我是最早的大学生参军者之一，当时整个师乃至整个军只有我一个是自愿要求入伍的大学生，是典型中的典型；再就是中越交战的年代，老山前线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再有可能就是我会唱歌，长着一张‘英雄’脸。”说到这儿，徐良笑了。当过风靡一时的英雄人物，徐良却表示，“什么名人都能当，唯有一种名人坚决不能当，这就是英雄。”因为英雄在常人眼里不是一个人，而是神。他坦言，英雄其实也需要吃饭、睡觉，甚至有偶然说脏话的时候。但当人们发现英雄是一个平常人时，感觉就会不好。徐良接着说：“我觉得人的性格就决定了人的一生的命运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活得很自我的人。”
徐良现在和妻子、儿子一起平淡而快乐地生活着。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他，最大的愿望是想过平静的生活。在他看来，做什么名人都不如做百姓这么自在这么舒服。这个人生感悟也许有些无奈，也来得晚了点，但是毕竟让他明白了一切荣誉的光环都是虚无的，任何舞台都要落下帷幕、变换场景，他终将成为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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