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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对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从唯物史观的哲学视野出发，展望未来社会人类共同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理念，并通过文化批判和异化理论的阐述，表达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确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视野，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当代建构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依据和人文化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文化理想；价值理念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1-0038-05
马克思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和系统的哲学体系，由于文化史情节，又很少用“文化”一词。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马克思只有哲学思想，没有哲学理论；只讲经济、政治，不讲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纯属学者杜撰。其实，这是对马克思及其理论的误识，马克思有着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论。在《手稿》充满智慧闪光的篇页上，马克思对文化的本质、人的异化与文化的异化、人类的终极文化理想及其实现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确立了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视野。但由于《手稿》问世较晚，人们囿于对以往马克思著作的理解，往往把《手稿》看成是马克思不成熟的著作，对其作出了诸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人本学的解读，而忽视了文化哲学意蕴。时至今日，我们已处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时代，站在文化時代的高度，重新梳理和认识《手稿》，不难发现，《手稿》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发源地。
一、文化本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与文化同等程度的概念：“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以此表达人的独特的创造过程，并把这一过程的结果表述为“人化的自然”、“人类学的自然界”、“世界历史”、“人所采取物化形式的本质力量”，也就是，人类自我创造的而又生活其中的文化世界。
从文化发生意义上讲，自然界是人类面对的第一个对象。在文化产生以前，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二者是同一的。在不断地改造自然的文化创造活动中，人类创造了文化的世界，同时，也创造了人本身。人的类本质与类生命不是天生的，更不是神灵赐与的，它来自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活动。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95也“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97。自然界不是人的对立面，在人类产生以前，人就是人的自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二者是直接的同一关系；在人类产生以后，人就是人的世界，人把自身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二者的同一关系由直接性转变为间接性，文化成了衡量人的发展水平的尺度。人通过文化创造活动创造自己，通过文化创造成果直观自身，文化成为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客体性见证。但无论如何，自然界都“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是直接的生活资料和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1］95，马克思从来没有将人与自然对立开来。埃德加•莫兰在谈到文化产生这一问题时说：“马克思提出的人类学的中心概念，不是社会的人或文化的人，而是‘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人’；远远没有把自然和人类对立起来。他提出：‘自然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即人，是自然’。由此出发，他还提出了这个重大原则：‘自然科学往后将包含人类科学，正像人类科学将包含自然科学一样：那时将只有一门科学。’”［2］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不是人的异己物，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类通过文化创造活动，把“无机的身体”变成了“有机的身体”，变成了主体所面对的“感性世界”，也就是，人类正在创造而又生活其中的文化世界。
在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人通过“生产”、“改造对象世界”、“劳动”等人所特有的创造性活动，创造了人的世界、人的历史和人本身。在创造人的世界的同时，人类也完成了从自然史向文化史的转变。“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131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是自己的劳动的产物，不是自然界也不是神而是人创造了人自身，正是人通过人所特有的创造性活动，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存在方式，一种人为的和为人的生活样态。与此同时，在客体性因素的人化过程中，主体性的规定日益生成。文化是人的目的性活动，是人的类特性的集中体现。自然界只有因果关系，没有目的性关系，因此，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是自在的；而文化是非自然的，超自然的，是有目的的，因而是自为的。目的性构成了自然存在和文化存在之间的根本区别，自然是非文化的存在，文化是非自然的存在。
伴随着文化的创造和积淀，人类在更好地解决生存问题的同时，越来越获得对自身本质力量的自觉意识，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益表现为人与自身、人与人的世界的关系，人变得越来越依靠人的世界。“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1］126人创造着人的世界，人的世界确证着人的本质，不能脱离人的世界去理解人，也不能离开人去考察人的世界，二者相互创造、相互确证、相互关联、相互纽结。因此，只有从人学角度去探究文化的根源，从人与文化创造活动的关系中把握文化的规律，从文化的为人取向立场追问文化的意义，才能找到打开文化世界之门的密钥。
由此可见，文化实质即人化，是人的创造性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统一，自然、人与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生成过程。其中，作为主体客体化结果的文化产品，是物的价值和人的价值的统合，作为客体主体化的前提的文化世界，是一个日新月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本体系统。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人的文化性与文化的人性的内在关联，把文化本质定位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为文化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提供了逻辑起点。但文化发展并不总是按照主体人的意愿演进，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异化和文化异化，消解着文化创造的价值和意义，成为人及其文化发展的障碍。
二、文化现实：人的异化与文化异化
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开辟了工业化时代，人类驶入了真正世界历史的航道。但资本主义从产生开始，就呈现出善恶并举的双重面貌，正如马克思在《人民日报》创刊纪念会的演说中提到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径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置疑的事实。”［3］鉴于资本主义的文化现实，马克思一方面从历史的、理性的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进步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另一方面，从人本的、价值的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造成的非人的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从现实存在的异化劳动出发，指出在私有制社会中，劳动者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并没有满足劳动者的需要，达到劳动的目的，相反，劳动带来的是饥饿、痛苦、剥削、压迫、对立、冲突、灾难和丑恶的罪行。首先，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劳动产品是工人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作为人的创造物本应归劳动者所有。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产品被资产阶级占有，因此，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被资本家剥削的就越多，也就越受到他的创造物即劳动产品的统治。其次，劳动者同劳动活动本身之间的异化。作为人创造性的活动，劳动是人创造力的源泉，是自我确证、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途径，劳动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着人本身，是人的本质力量现实的生成。但在资本主义非人条件下，劳动却成了损害人、奴役人、压迫人、折磨人的异己存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93再次，劳动者与自己的类本质之间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本质不是人的自然存在，而是自觉的类存在，是自由的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人的生活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是丰富多彩的，但异化劳动或劳动的异化，把本来是满足人的全面生活需要的类本质活动，异化成了单纯的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97。人与类本质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割断，人变成了非人的存在。最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97-98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不仅生产出和自己对立的产品，还生产了与自己相对立的关系，即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马克思分析道，“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1］99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的劳动成果，必然引起工人的反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对抗性关系。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处在深度的异化之中。这其中包括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人与人的世界、人的全部历史的割裂、使用价值创造和价值创造的分裂、现实与历史的阻隔，因而是主体和客体的倒置、目的和手段的颠倒、今人与前人的对立、文化纽带的人为肢解。
人的异化显现为文化的异化及人对文化的误解。在对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存在，即文化形式的理解上，一直存在着一种片面化的倾向，即“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1］127。而对工业这一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和人的自我确证的基本文化形式，却视而不见。实际上，“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1］127。这是由于文化异化的遮蔽而导致的对文化的片面化理解，它忽视了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最常见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告诫人们，“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1］127。对文化的片面化理解具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必然性，它根源于私有制条件下人的本质的丧失和文化的异化，因为私有制强化了人对物的占有，从而一切真实的关系都被利益关系给掩盖了。作为人的创造物的文化，是人和自然界，尤其是和动物区别开来的标志，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发展的尺度，但在时间和空间的交替演进中，文化并不总是绝对完美、为人的。文化一经产生就有其独立性，它并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发展和运作，自身存在着文化黑洞，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悖谬，文化特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文化传统对现实具有强烈的制约作用，等等，不一而足。在私有制条件下，人创造的文化模式具有剥削的性质，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许多文化特质恰恰具有反人性的特征，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抵制和消解。起初，异化对人的束缚与统治表现为政治压迫和阶级剥削，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发展，异化已逐渐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
人的异化和文化异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类面对的文化现实。人的异化导致文化异化，文化异化强化了人的异化。作为人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反序和增熵，异化遏止、扭曲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导致人的病态存在和片面发展，使人变成单向度的人。异化是私有制条件下人及其文化的必然宿命，人类只有通过消除私有制这一非人的文化条件，才能完成对人的异化和文化异化的彻底克服，才能实现对人的文化本质的真正占用，从而向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理想迈进。
三、文化理想：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
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超越性是人及其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就现实性而言，人的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既不能把人理解为单纯的感性物质实体，更不能将其归结为抽象的精神思维实体，而只能把人看作是一个通过自我塑造活动不断生成的现实主体。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实践活动中，人不断地生产社会、发展文化、创造历史，同时，不断发展和创造自己的新的规定性。而人的非特定化、未确定性及可塑性，为人的本质的生成提供了前提、可能和发展的空间，它决定人不会停留在某种固定的属性上，而总是力求在绵延中实现飞跃，不断追求、创造、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规定性。人永远处在不断再生产自己、再创造自己的过程中，“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4］。人不只是一种实然，更是一种应然；不只是一种现实，更是一种理想；不只是一种既定的存在，更是一种生成的过程。人真实地存在于过去、现在，尤其是生存于未来，因此，萨特说，“人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人永远不会像动物那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既不主动也不被动，没有最终完成的状态，永远处在生成、创造之中。正如赫舍尔所说：“对动物来说，世界就是它现在的样子；对人来说，这是一个正在被创造的世界，而做人就意味着处在旅途中，意味着奋斗、等待、期盼”。“一个人从来不是完成了的，不是最后的。人的状态是初生状态。每时每刻都在做出选择，永远不会停滞”［5］。只有被物化、异化的个体，没有凝固的人性，这就是人的未特定化带来的张力，也是人的生命可塑性凸显的活力。因此，人就是人的世界，“人创造了人自己，人创造了人的实践；人永远创造着人自己，人永远创造着人的实践；人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人的世界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6］。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的自由的获得，只有通过不断地文化创造活动，才能最终实现。
从人的活动总体看，生存需要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但绝非人活动的最终目的，人的活动所追求的是人自身的生成、发展和完善，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自然曾经作为人的异己存在，限制人的自由，在私有制出现后，人及其创造物又成为人自身的异化存在，人使人不自由。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能克服异化带来的人的不自由，可见，“异己—异化—异化的克服”是一个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过程。要克服异化不能简单地利用粗陋和空想的共產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样不但不会产生进步反而造成倒退，绝对平均主义甚至公妻制的粗陋共产主义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1］118。回到原始共产主义虽然可以消除异化，但却是人类文明的倒退；保持在现有的私有制社会，就不能克服异化，就不能给所有的人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发展。因此，必须消灭私有制，从而消除私有观念，这样自然界才不再是人的征服对象，人与人之间也才不是“人对人是狼”的竞争关系。通过人的文化创造活动，“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7］。
人类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就在于不断超越已有的文化现实和发展样态，走向全面的人和人的全面发展，走向能够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实现提供充分条件的社会。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着眼，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克服对象化关系中的异化现象的必然选择，共产主义是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恢复人的自由自觉本性的运动，它是自由自觉的人对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本质的遮蔽和丧失的克服，是人的本真存在的现实回归。异化的克服“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实际实现才能完成。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140。共产主义不留于对资本主义非人现实的道德谴责，也不是违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退回到原始社会，而是建立在对人类文化创造成果的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这样的共产主义不是理论的抽象而是一个现实的运动，它与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是同一过程。“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即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抽象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相反地，它们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1］175因此，共产主义是自然对人的限制的克服，是人对人的奴役的消失，是人的类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实现，是人类对人的类本质的重新占有，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各方面矛盾冲突的彻底解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120由此可见，共产主义通过对人的异化和文化异化的克服，实现了人向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回归，是一个自由、美好、和谐的社会，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理想彻底实现了的社会。
总而言之，在《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得以生存的本质性的文化力量内化到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实现了自然科学、文化哲学和人学的高度一致。与此同时，马克思揭示了“自由自觉的人—异化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这样一个人类演进的文化逻辑。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概念的抽象，而是现实的个人，人的本质和类特性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人这种独特的创造性存在是以异化的形式展开和实现的，最终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86.
［5］赫舍尔.人是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38.
［6］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19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3.
責任编辑：戴群英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文化理想；价值理念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1-0038-05
马克思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和系统的哲学体系，由于文化史情节，又很少用“文化”一词。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马克思只有哲学思想，没有哲学理论；只讲经济、政治，不讲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纯属学者杜撰。其实，这是对马克思及其理论的误识，马克思有着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论。在《手稿》充满智慧闪光的篇页上，马克思对文化的本质、人的异化与文化的异化、人类的终极文化理想及其实现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确立了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视野。但由于《手稿》问世较晚，人们囿于对以往马克思著作的理解，往往把《手稿》看成是马克思不成熟的著作，对其作出了诸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人本学的解读，而忽视了文化哲学意蕴。时至今日，我们已处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时代，站在文化時代的高度，重新梳理和认识《手稿》，不难发现，《手稿》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发源地。
一、文化本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与文化同等程度的概念：“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以此表达人的独特的创造过程，并把这一过程的结果表述为“人化的自然”、“人类学的自然界”、“世界历史”、“人所采取物化形式的本质力量”，也就是，人类自我创造的而又生活其中的文化世界。
从文化发生意义上讲，自然界是人类面对的第一个对象。在文化产生以前，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二者是同一的。在不断地改造自然的文化创造活动中，人类创造了文化的世界，同时，也创造了人本身。人的类本质与类生命不是天生的，更不是神灵赐与的，它来自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活动。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95也“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97。自然界不是人的对立面，在人类产生以前，人就是人的自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二者是直接的同一关系；在人类产生以后，人就是人的世界，人把自身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二者的同一关系由直接性转变为间接性，文化成了衡量人的发展水平的尺度。人通过文化创造活动创造自己，通过文化创造成果直观自身，文化成为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客体性见证。但无论如何，自然界都“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是直接的生活资料和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1］95，马克思从来没有将人与自然对立开来。埃德加•莫兰在谈到文化产生这一问题时说：“马克思提出的人类学的中心概念，不是社会的人或文化的人，而是‘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人’；远远没有把自然和人类对立起来。他提出：‘自然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即人，是自然’。由此出发，他还提出了这个重大原则：‘自然科学往后将包含人类科学，正像人类科学将包含自然科学一样：那时将只有一门科学。’”［2］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不是人的异己物，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类通过文化创造活动，把“无机的身体”变成了“有机的身体”，变成了主体所面对的“感性世界”，也就是，人类正在创造而又生活其中的文化世界。
在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人通过“生产”、“改造对象世界”、“劳动”等人所特有的创造性活动，创造了人的世界、人的历史和人本身。在创造人的世界的同时，人类也完成了从自然史向文化史的转变。“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131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是自己的劳动的产物，不是自然界也不是神而是人创造了人自身，正是人通过人所特有的创造性活动，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存在方式，一种人为的和为人的生活样态。与此同时，在客体性因素的人化过程中，主体性的规定日益生成。文化是人的目的性活动，是人的类特性的集中体现。自然界只有因果关系，没有目的性关系，因此，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是自在的；而文化是非自然的，超自然的，是有目的的，因而是自为的。目的性构成了自然存在和文化存在之间的根本区别，自然是非文化的存在，文化是非自然的存在。
伴随着文化的创造和积淀，人类在更好地解决生存问题的同时，越来越获得对自身本质力量的自觉意识，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益表现为人与自身、人与人的世界的关系，人变得越来越依靠人的世界。“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1］126人创造着人的世界，人的世界确证着人的本质，不能脱离人的世界去理解人，也不能离开人去考察人的世界，二者相互创造、相互确证、相互关联、相互纽结。因此，只有从人学角度去探究文化的根源，从人与文化创造活动的关系中把握文化的规律，从文化的为人取向立场追问文化的意义，才能找到打开文化世界之门的密钥。
由此可见，文化实质即人化，是人的创造性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统一，自然、人与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生成过程。其中，作为主体客体化结果的文化产品，是物的价值和人的价值的统合，作为客体主体化的前提的文化世界，是一个日新月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本体系统。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人的文化性与文化的人性的内在关联，把文化本质定位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为文化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提供了逻辑起点。但文化发展并不总是按照主体人的意愿演进，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异化和文化异化，消解着文化创造的价值和意义，成为人及其文化发展的障碍。
二、文化现实：人的异化与文化异化
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开辟了工业化时代，人类驶入了真正世界历史的航道。但资本主义从产生开始，就呈现出善恶并举的双重面貌，正如马克思在《人民日报》创刊纪念会的演说中提到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径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置疑的事实。”［3］鉴于资本主义的文化现实，马克思一方面从历史的、理性的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进步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另一方面，从人本的、价值的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造成的非人的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从现实存在的异化劳动出发，指出在私有制社会中，劳动者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并没有满足劳动者的需要，达到劳动的目的，相反，劳动带来的是饥饿、痛苦、剥削、压迫、对立、冲突、灾难和丑恶的罪行。首先，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劳动产品是工人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作为人的创造物本应归劳动者所有。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产品被资产阶级占有，因此，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被资本家剥削的就越多，也就越受到他的创造物即劳动产品的统治。其次，劳动者同劳动活动本身之间的异化。作为人创造性的活动，劳动是人创造力的源泉，是自我确证、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途径，劳动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着人本身，是人的本质力量现实的生成。但在资本主义非人条件下，劳动却成了损害人、奴役人、压迫人、折磨人的异己存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93再次，劳动者与自己的类本质之间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本质不是人的自然存在，而是自觉的类存在，是自由的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人的生活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是丰富多彩的，但异化劳动或劳动的异化，把本来是满足人的全面生活需要的类本质活动，异化成了单纯的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97。人与类本质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割断，人变成了非人的存在。最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97-98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不仅生产出和自己对立的产品，还生产了与自己相对立的关系，即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马克思分析道，“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1］99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的劳动成果，必然引起工人的反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对抗性关系。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处在深度的异化之中。这其中包括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人与人的世界、人的全部历史的割裂、使用价值创造和价值创造的分裂、现实与历史的阻隔，因而是主体和客体的倒置、目的和手段的颠倒、今人与前人的对立、文化纽带的人为肢解。
人的异化显现为文化的异化及人对文化的误解。在对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存在，即文化形式的理解上，一直存在着一种片面化的倾向，即“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1］127。而对工业这一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和人的自我确证的基本文化形式，却视而不见。实际上，“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1］127。这是由于文化异化的遮蔽而导致的对文化的片面化理解，它忽视了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最常见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告诫人们，“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1］127。对文化的片面化理解具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必然性，它根源于私有制条件下人的本质的丧失和文化的异化，因为私有制强化了人对物的占有，从而一切真实的关系都被利益关系给掩盖了。作为人的创造物的文化，是人和自然界，尤其是和动物区别开来的标志，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发展的尺度，但在时间和空间的交替演进中，文化并不总是绝对完美、为人的。文化一经产生就有其独立性，它并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发展和运作，自身存在着文化黑洞，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悖谬，文化特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文化传统对现实具有强烈的制约作用，等等，不一而足。在私有制条件下，人创造的文化模式具有剥削的性质，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许多文化特质恰恰具有反人性的特征，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抵制和消解。起初，异化对人的束缚与统治表现为政治压迫和阶级剥削，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发展，异化已逐渐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
人的异化和文化异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类面对的文化现实。人的异化导致文化异化，文化异化强化了人的异化。作为人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反序和增熵，异化遏止、扭曲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导致人的病态存在和片面发展，使人变成单向度的人。异化是私有制条件下人及其文化的必然宿命，人类只有通过消除私有制这一非人的文化条件，才能完成对人的异化和文化异化的彻底克服，才能实现对人的文化本质的真正占用，从而向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理想迈进。
三、文化理想：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
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超越性是人及其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就现实性而言，人的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既不能把人理解为单纯的感性物质实体，更不能将其归结为抽象的精神思维实体，而只能把人看作是一个通过自我塑造活动不断生成的现实主体。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实践活动中，人不断地生产社会、发展文化、创造历史，同时，不断发展和创造自己的新的规定性。而人的非特定化、未确定性及可塑性，为人的本质的生成提供了前提、可能和发展的空间，它决定人不会停留在某种固定的属性上，而总是力求在绵延中实现飞跃，不断追求、创造、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规定性。人永远处在不断再生产自己、再创造自己的过程中，“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4］。人不只是一种实然，更是一种应然；不只是一种现实，更是一种理想；不只是一种既定的存在，更是一种生成的过程。人真实地存在于过去、现在，尤其是生存于未来，因此，萨特说，“人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人永远不会像动物那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既不主动也不被动，没有最终完成的状态，永远处在生成、创造之中。正如赫舍尔所说：“对动物来说，世界就是它现在的样子；对人来说，这是一个正在被创造的世界，而做人就意味着处在旅途中，意味着奋斗、等待、期盼”。“一个人从来不是完成了的，不是最后的。人的状态是初生状态。每时每刻都在做出选择，永远不会停滞”［5］。只有被物化、异化的个体，没有凝固的人性，这就是人的未特定化带来的张力，也是人的生命可塑性凸显的活力。因此，人就是人的世界，“人创造了人自己，人创造了人的实践；人永远创造着人自己，人永远创造着人的实践；人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人的世界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6］。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的自由的获得，只有通过不断地文化创造活动，才能最终实现。
从人的活动总体看，生存需要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但绝非人活动的最终目的，人的活动所追求的是人自身的生成、发展和完善，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自然曾经作为人的异己存在，限制人的自由，在私有制出现后，人及其创造物又成为人自身的异化存在，人使人不自由。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能克服异化带来的人的不自由，可见，“异己—异化—异化的克服”是一个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过程。要克服异化不能简单地利用粗陋和空想的共產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样不但不会产生进步反而造成倒退，绝对平均主义甚至公妻制的粗陋共产主义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1］118。回到原始共产主义虽然可以消除异化，但却是人类文明的倒退；保持在现有的私有制社会，就不能克服异化，就不能给所有的人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发展。因此，必须消灭私有制，从而消除私有观念，这样自然界才不再是人的征服对象，人与人之间也才不是“人对人是狼”的竞争关系。通过人的文化创造活动，“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7］。
人类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就在于不断超越已有的文化现实和发展样态，走向全面的人和人的全面发展，走向能够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实现提供充分条件的社会。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着眼，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克服对象化关系中的异化现象的必然选择，共产主义是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恢复人的自由自觉本性的运动，它是自由自觉的人对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本质的遮蔽和丧失的克服，是人的本真存在的现实回归。异化的克服“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实际实现才能完成。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140。共产主义不留于对资本主义非人现实的道德谴责，也不是违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退回到原始社会，而是建立在对人类文化创造成果的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这样的共产主义不是理论的抽象而是一个现实的运动，它与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是同一过程。“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即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抽象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相反地，它们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1］175因此，共产主义是自然对人的限制的克服，是人对人的奴役的消失，是人的类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实现，是人类对人的类本质的重新占有，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各方面矛盾冲突的彻底解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120由此可见，共产主义通过对人的异化和文化异化的克服，实现了人向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回归，是一个自由、美好、和谐的社会，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理想彻底实现了的社会。
总而言之，在《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得以生存的本质性的文化力量内化到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实现了自然科学、文化哲学和人学的高度一致。与此同时，马克思揭示了“自由自觉的人—异化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这样一个人类演进的文化逻辑。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概念的抽象，而是现实的个人，人的本质和类特性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人这种独特的创造性存在是以异化的形式展开和实现的，最终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86.
［5］赫舍尔.人是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38.
［6］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19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3.
責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