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突尼斯、埃及，并迅速蔓延至整个中东阿拉伯地区、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民众反抗当局专制统治的群体性运动到今年已历经五个年头。近段时间以来，欧美等西方权威国际问题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或发表讲话，对这一地区事件进行评述，尽管视角不同、观点各异，但总体悲观失望。与域外人士相比，阿拉伯学者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情况有着切身感受，我们不妨看看他们是如何评价这场运动的。

“阿拉伯之春”失败了吗

　　大多数阿拉伯学者认为，从目前形势看，“阿拉伯之春”的确乏善可陈，但追求自我解放与变革之路从来就不平坦，而是荆棘丛生。突尼斯2011年变革后的首位民选总统蒙塞夫·马尔祖基在《“阿拉伯之春”五年，五个规律》一文中称，任何革命都要付出时间和生命的代价，革命胜利的取得并非像电灯通上电源一样立刻光芒四射，更像是突然改变航道的湍急河流，必然会遭遇各种逆流和险滩的阻挠，必须经受漫长时间的考验和艰苦努力。比如，法国革命者于1789年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在一两百年后才逐步得以实现。此次阿拉伯革命面临着国内外、域内外各方面的阻力与压力，更需要耐力与坚韧性。《半岛网》前社长兼总编艾哈迈德·谢赫在《五年后，“阿拉伯之春”凋零了，但并未死亡》一文中表示，虽然此次运动如初春的嫩苗遇到寒流暂时枯萎，但其种子仍具活力，只待天降甘霖。比如，在埃及，革命的最大贡献就是沉重打击了旧制度，使社会比过去公正许多，当局正是因为深切感受到青年人的作用与影响力，遂决定拨款2000亿埃镑用于促进青年事业的发展。而作为“阿拉伯之春”的首发国，突尼斯目前民族和解之风劲吹，充分表明这场运动仍在影响着国家社会发展进程。突尼斯学者努尔·丁·艾米拉迪在《“阿拉伯之春”国家的民主过渡进程》一文中指出，目前的情形虽然与大多数人、特别是当事国民众的预期相去甚远，但有一点需要肯定，那就是席卷这些国家的政治、社会风暴从本质上说是这些国家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如今一些国家山河破碎面临重整，一些国家则需要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这一过程预计将持续数十年之久，期间还会经受域内外大国的染指与干预，变革之路任重道远。埃及资深政评家法赫米·胡维迪在《五周年，贬损抑或增益》一文中认为，这是一场对社会制度、政治理念、法律乃至统治机器的变革，与旨在推翻某个国家政权同时保留其他国家机器设置的政变有着本质区别，它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的努力。从这个角度看，五年只是初始与准备阶段，现在就匆忙对其进行价值评价为时尚早。

有何经验和教训

　　不少阿拉伯学者认为，这场历时时间长、影响范围大的“阿拉伯之春”毫无疑问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它使民众真正成为了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埃及裔客座教授阿卜杜勒·法赫米·马迪在《阿拉伯革命的经验教训》一文中表示，此次革命改变了长久以来通行的政治游戏规则，即国家政治皆由政治精英组成的政府主导，现在民众作为游戏规则的参与者登上了政治舞台，打破了过去政治强人一统天下的局面。
　　其次，它体现出民众对有尊严生活的渴望。马迪认为此次革命使积压在民众心中数十年的愤怒与渴求得以总爆发，释放出对于诸如自由、尊严、社会公正等关乎人类高品质生存的渴望与需求，也显示出阿拉伯人民反抗政治黑暗与社会压迫的决心与意志。
　　再次，它为世界革命史增添了新的一页。卡塔尔伊斯兰教政治道德学教授本·穆赫塔尔·爱善吉提在《革命礼赞与反革命噪音》一文中认为，“阿拉伯之春”是继1640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人类历史上又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群众性启蒙运动，它促进了阿拉伯民众自我解放意识的苏醒，并涌现出一大批思想解放者与自由斗士。
　　与此同时，一些阿拉伯学者也意识到，这场运动反映了不少问题，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经验与教训。比如：
　　其一，缺乏众望所归的领袖以及能使民众产生认同感的政治纲领。马迪在文章中谈到，革命成功地打碎了旧制度，但并不懂得如何建立新秩序。革命为全面变革打开了方便之门，使民众对美好未来的心理预期空前提升。然而怀揣变革理想的各路“英豪”实际上对政治运作规则并不精通，很多人也不具有管理国家的经验，不了解推翻一个政权与建立一个替代政治制度之间的区别。此外，新上台的政党与政治领袖由于对国内外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无法提出既具感召力又切实可行的政治纲领，加之一些新晋上台的政党不重视内部组织建设，严重脱离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政治制度与政策主张难以符合广大民众的诉求，导致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其二，缺乏一个将革命者维系在一起的崇高的且经历过历史考验的政治理论体系。马迪认为，任何一场旨在对旧政权进行重构的革命，至少要具备三方面要素：首先要有政治理论指导，这种理论既要经受过历史考验，又能得到个人、组织乃至国家政权机关的认可，成为规范社会集团与个人关系、群体与政权关系的准则。其次是机构，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漫长历史发展、演变的产物，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斗争、磨合产生均势后的结果，是对经典理论的表达和实现其目标的工具和手段。第三是根植于本地区的、将民众统一起来的一些共同要素，包括文化、宗教、历史、语言、种族等。马迪认为，该地区的文化传统中就包括具有多元、相伴共生特点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时一定要将此因素涵盖进去。
　　其三，没有进行全国性民族和解，使革命演变成了党派间的厮杀。马迪认为，阿拉伯地区的变革浪潮唤醒了地区内外政见不同、思想各异的政治玩家，革命与反革命势力之间的较量始终存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革命后的当务之急应是加强社会凝聚力，动员民众为国家复兴、经济复苏、社会进步而共同努力，为此要尽快实现民族和解，以扭转国家颓势。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政治力量在革命后没有将精力放在振兴国家的事业中，而是过早地将注意力投放到各种争权夺利的竞选中，导致昔日在广场上为推翻旧政权进行示威的民众不得不在他们并不熟悉的意识形态和党派归属上选边站队，这就从根本上使“追求自由、民主的美好未来”的革命性质变了味儿。

如何迈向理想的彼岸

　　许多阿拉伯学者根据各自的经验以及对当前形势的预判，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各相关国政府应彻底改变过去长期实行的统治模式，加强法制，传播咨询文化与问责制，在反腐败和专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能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公民社会。其次，各国决策部门应根据社会现实并结合各自国家的历史文化，制定出兼顾阿拉伯、伊斯兰、世俗民主三方面的国家行动纲领。在此基础上实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对话与协商。第三，阿拉伯国家各政党——无论是伊斯兰性质的抑或是世俗政党逐步实现和解，以实现和平轮流执政，并在此基础上对各自政党或政治组织进行重新建构。与此同时，人民要足够成熟，能够接受既自由又受道德约束的价值观，以便使政权实现真正的民主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