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是一个好词，但就现状而言，许多人恐怕并未真正了解它的含义。
　　爱国的含义是分情境的，与大势紧密相关。
　　当整个国家、民族面临生存危机，倘若国人不能团结就会面临亡国灭种之虞的时候，爱国就是一个极具攻击性的概念。此时，爱国高于一切，它的必要性，来自集体和个人连为一体的存亡状态，是一种斗争立场。比如五四运动时期，或者抗日战争时期，又或是后来中国南联盟使馆被炸，在类似情境下，中国人有一个特定的、外在的目标，必须齐心协力反对它，国才能存续和维持。
　　如果一国之政权以及国界以内的民族存亡并不存在毁灭性威胁，而仅仅是关乎如何更好地存在与发展，内部如何沟通与协调的问题时，那么爱国，便应该是防御性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应该更多地具备包容性、发展性，爱国是一根胡萝卜，不是一根大棒。就像我们用浅显的教科书给孩子们描绘阿里山、日月潭的景色，目的在于给他们心灵里留下美好的印记。
　　“爱国”作为攻击性武器或者防御性措施，是有明确界限的。倘使国家危亡之际，那么人人当以爱国为己任。这必然是攻击性的，不可妥协的。假如并非存亡攸关时刻，爱国仅仅是一种姿态宣示，停留于口头并且谁也无法自证，那么我们就不能被姿态迷惑，因为于人于己都无法取信。教条意义上的高尚或者卑下，都仅仅是一种未经试验的表象。
　　民族危亡时刻的爱国，是装不出来的，因为那是一种“玩命”行为，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样，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尽忠，那些投机者是不敢用脑袋来开玩笑的。然而，当国家民族发展步入稳定上行通道，爱国就有条件转变为一种投机行为。也就是说，一旦爱国没有成本，就可能有人会以“爱国”作为道德制高点，去争取话语权，维护或扩展自身利益。而他们的话语权，是建立在他人话语权灭失的基础上的。所谓道貌岸然，是之谓也。
　　人一旦道貌岸然起来，就自认具有某种免责权，因为道德证明了手段正確—尽管没有什么能证明道德存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打着“爱国”的旗号，砸毁作为同胞私人财产的车辆，或者以“爱国”为名包围外国企业在本国开办的超市，让其中的本国同胞失业下岗。还有一种普遍存在但却比较隐形的情形，就是同样以“爱国”为名，把其他人到了嘴边的话噎回去，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让真话不敢说，假话不怕说，废话天天说。凡此种种，对国家有害无益。
　　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们，除了对他人生存的破坏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毒害以外，从来没有起过其他作用。而糟糕之处在于，这样的人层出不穷，他们往往举着“爱国”的招牌，干的却是损害这个国家的事情。而那些真正的爱国者，既不肯举牌子，也不善于说漂亮话，常常是干着好事，却背着骂名。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爱国没有错，但不能把爱国只当成口号，更不能举着“爱国”的招牌干坏事。真正的爱国者从来不把爱国挂在嘴边。
　　爱国，在今天的国际政治语境下，跟民族主义之间很难分离，甚至在很多时候爱国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也无妨，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看来，民族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是个好东西，对于殖民对象国更是如此。但即便在最敌对的两个国家之间，清醒的人们也不会承认极端民族主义无害。因为那就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逻辑，它甚至不能兼容“我活你也活”这种情况。极端民族主义会认为，淘汰他人乃是天经地义，当然，预设的前提是自己决不会也绝不容被淘汰。
　　2019年的世界很不平静，特朗普的贸易大棒、约翰逊的脱欧行动以及西方对一些资源大国的制裁行动等等，让全球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动荡不安。然而其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有个共同特点—都自认为是确定无疑的爱国者。无论在哪个国家，爱国天经地义。
　　在中国，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区别在于，真正的爱国者在默默地为这个国家的明天而奋斗，而有的人却把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同胞。
　　我们更需要默默奋斗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