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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廖仲恺是黄埔军校的创建者和第一任党代表，为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黄埔军校建校初期，他坚持政治与军事并重的办学方针，创设党代表制度，带领黄埔师生积极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者与封建买办阶级的各项斗争，在革命洪流中确立了黄埔军校不可动摇的地位。
关键词：廖仲恺;黄埔军校;党代表;贡献
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为国民党、共产党都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都有重大影响。这所影响深远、作用巨大、名声显赫的军校，与被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的廖仲恺密切相关。廖仲恺既是黄埔军校的缔建者，担任第一任党代表，又带领黄埔将士积极投身于各项斗争，为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共产党人肯定他为“为黄埔立了政治教育的模范”，国民党人称他为“黄埔之慈母”。
一、 廖仲恺是黄埔军校最艰苦的开拓者
黄埔军校的创建，是孙中山反思革命、汲取教训、重整旗鼓后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国共合作的一大成果。毛泽东曾指出，“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革命以前，这（指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学校。”作为孙中山的最忠实追随者、得力助手，廖仲恺是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决策的执行者，是黄埔军校筹办的真正CEO——“执行总裁”。
辛亥革命后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孙中山、廖仲恺等深刻认识到：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是革命成功的关键。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共产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到桂林会见了准备北伐的孙中山。在涉及广泛内容的会谈中，马林提出了“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的建议。孙中山及时把会谈的内容电告在广州的廖仲恺。1923年春，廖仲恺和苏俄代表越飞在日本热海会谈，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苏俄援助孙中山创办军官学校。通过这次会谈，廖仲恺更加意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紧迫性和重要性。12月初，廖仲恺在上海明确提出了建立革命军队及军官学校的设想，并且明确：这支军队必须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之下。他说：“尚有军团之组织，暂定为六百人。凡所教者：1.欧战以后军事教育;2.惟党可以造国之教育;3.政治关系。每日上午为受教时，下午为教兵时间。大略如此办去，一年以内，可以成两师真正党军。”廖仲恺的这个设想，勾画了军官学校的蓝图，拟就了设立军官学校的计划。12月中旬，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设立“国民党陆军学校”的决议，并指定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着手筹建。1924年1月24日，孫中山正式下令筹建陆军军官学校，并确定校址设在黄埔的长洲岛，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廖仲恺以大本营参议的身份协助军校的筹办事宜。
但是，蒋介石对军校的筹备工作并不热心，他只出席了一次会议，于2月21日擅自跑回奉化，离行前还自行决定解散筹备处。23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为代理筹备委员长。于是，经费筹措、校舍修建、选定配备军校的各级干部、招考学生、制订校章及教学计划等筹备工作，都落在了廖仲恺的身上，由他一手筹办。在2月8日起至5月8日止的三个月内的32次筹备会议，大都是廖仲恺主持召开的。
筹建黄埔军校最关键的最大问题，在于保证资金充足。而廖仲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滇桂军阀掌控了广东一大片地方，包括税收。孙中山对军阀基本上没有什么约束力，要拿钱也得看军阀的脸色。于是，廖仲恺经常上门请求军阀拨钱给黄埔军校。据记载，廖仲恺多次到军阀杨希闵家中，苦候他抽完大烟才拿到一点点税款，而不足的款项，廖仲恺就四处向亲戚朋友借钱，甚至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拿去典当。
与此同时，争取蒋介石回校担任军校领导工作的特殊使命，也落在廖仲恺的肩上。经过廖仲恺许多费尽心机的劝说，蒋介石终于于4月26日回到黄埔军校。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5月9日，任命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始上课。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黄埔军校得以顺利开学，廖仲恺是真正的功臣。
二、廖仲恺是黄埔军校政治方向的奠基者
在黄埔军校创建初期，作为第一任党代表的廖仲恺，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坚决贯彻联俄、联共政策，使军校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堪称黄埔军校初期的总舵手。
（一）推行政治与军事并重的办学方针
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一支服从国民党指挥，为“三民主义去奋斗，为三民主义去牺牲的革命军”，是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指导思想。为了使军校培养出真正的革命军官，廖仲恺提出以革新的精神，积极仿效苏俄红军，指出“俄国的军官学校，军事政治是并行的，而且是并重的。偏重于军事而轻于政治，是不可以的。偏重于政治而轻于军事，也是不可以的。”
由此，廖仲恺在黄埔军校大力推行“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教育方针，把政治教育提高到军事训练的同等地位。他亲自开展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既选派了一批先进分子充实到军校的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也主持开设了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各国革命史、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史及中国土地与劳动问题等各种政治课程，还亲自讲授《帝国主义侵略史》、《三民主义》等课程。他经常勉励师生们要“热心研究党之主义”，“确信主义”，树立为国家为民众的解放而奋斗的革命理想，学俄国革命军“只顾热心革命”，不谋私利的精神;教育学生要端正学习目的，要“懂得为什么进这个学校，并不是为做官、为拿指挥刀才来进这个学校”，“是为救国才来革命”的。这种政治教育，不仅使学员了解了中国现状、革命目的和时代使命，培养了学员的爱国主义、革命精神，也为黄埔军在军事上能屡建战功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更是直接推动形成了爱国家爱百姓、严守军纪党纪、不怕死不怕苦的“黄埔精神”。这些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凝聚了廖仲恺的智慧和汗水。
（二）创设党代表制度
廖仲恺积极采纳苏联顾问的建议，仿效苏俄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健全了党代表制度。由校党代表对军校实行直接领导，监察本校行政，指导党务工作，主持政治训练事宜。一切重要的校务和命令，均需党代表签署，否则无效。 廖仲恺为建立完善党代表制度作出了艰辛努力。在职权方面，明确军校及军队中的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该官长执行，以及一切军校及军队中的法令规则需经党代表附署，否则无效;在职责方面，党代表则肩负感化士兵、开展三民主义教育、审核命令的呈报、过问士兵日常生活穿用、慰问伤兵等重任。同时，党代表负责对全体官兵进行监察、考察、训练、辅导，使军队保持革命精神，成为真正的革命军。
廖仲恺还提议在下属各级单位推行党部及党代表制度。在他的主持下，1924年7月6日正式成立军校特别区党部，并在各单位分别设立区分部，以更好地组织党团、训练党员、宣传党义，引导每位学生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11月11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党代表。军校还相继成立了教导一团、二团，团、营、连均派党代表。这样，黄埔军校上有党代表，下有各级党部，教导团的团、营、连三级均设党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军校和军队的革命性，使之成为党的工具，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为了更好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黄埔军校除还设立了政治部，具体负责协助党代表开展工作，负责全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廖仲恺先后推荐、邀请重要的国民党人、共产党人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包惠僧等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廖仲恺和政治部互相配合，共同实施政治教育计划，特别是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后，两人密切合作，创造了一套很有特色、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使军校政治工作蓬勃开展。
以党代表制和设立政治部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不仅加强了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而且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此，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三、廖仲恺是黄埔将士在反对中国买办势力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屡立战功的引导者和扶持者
廖仲恺还注意引导学生积极参加革命实践，使学生在实战中锻炼成长。在他的鼓励、支持和领导下，黄埔军校生参加了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而进行的平定商团及杨刘叛乱、东征陈炯明等战役，并屡立战功。
（一）组织率领黄埔校军师生参加平定广州商团斗争，使黄埔学生军一鸣惊人
广州商团，1912年夏天创建于广州，最开始是广州民族资产阶级为保护自身利益而组织的武装自卫团体，而后逐步变为买办、大地主阶级控制利用的工具。到1924年夏，广州商团下辖10个分团，共有4000余人，连同后备力量约6000余人。在英帝国主义的怂恿下，从1924年5月开始，他们采取敌视广州革命政府的行为，公开叫嚣要“以平民武力革除不良政府”。并私购9000多杆长短枪，300多万发子弹，分装1000多箱，由“哈佛号”潜运广州，准备在“联防总部”成立后即起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在紧急关头，廖仲恺不仅始终力主严惩反动商团，而且还与蒋介石等人一起组织和领导军校师生参加了这场对敌斗争。他在获悉商团“联防”的阴谋计划之后，即于8月6日以省长名义下令，禁止全省商团军联防总部成立;他坚持支持孙中山采取扣押“哈佛号”、将全部团械起卸封存于黄埔军校内的行动。黄埔师生当时担负着团械的起卸、封存与守护工作，且还是其中部分枪械临时分發的装运工。他们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反对不法商团的斗争。在孙中山革命政府扣械后，商团兴风作浪搞全省罢市的日子里，黄埔学生队奉命两度开入广州市内，担负起维持全市治安与正常秩序的社会职责。“双十惨案”和商团军叛乱发生后，军校学生第二、三队出发广州市参与平叛战斗，打击商团阴谋活动和嚣张气焰，取得了平定商团叛乱的彻底胜利。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曾评价说：“在商团叛乱期间，黄埔军校在广州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毫不含糊地要求政府解除商团武装，……学员们主动做好了战斗准备”;“军校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成了政府军的核心，革命党人纷纷集合在它的周围，而且黄埔军校率先奋起抗击商团军。”
可见，在广州商团发动武装叛乱的危急时刻，在廖仲恺等直接领导下，黄埔将士这柄革命的利剑首露锋刃，一鸣惊人。平乱的胜利，为黄埔军校的第一、二两个教导团的成立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干部条件，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充足的武器。
（二）组织支持黄埔师生东征，使黄埔军在战火的洗礼中成为劲旅
广州商团暴乱平定的同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陈炯明率部退到东江一带负隅顽抗，防线布置到了东莞石龙附近，时刻梦想打回广州城。他在孙中山于1924年11月中旬北上后，就密谋进犯广州，并于12月下旬致电广州总商会，宣称已就任“救粤军总司令”。廖仲恺力主出兵讨伐，以保卫广州根据地。他作为此次东征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力促广州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迅速作出了兵分3路东征陈炯明的决定。黄埔军校主动请缨参加东征战斗，1925年1月31日举行誓师典礼后，随即出师东征，分向莞城、石龙、常平一线进击。
东征联军自1925年2月上旬展开攻势后不久，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任务几乎全由右路军来承担。右路军由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学生队，及粤军张民达师、许济独立旅、陈铭枢旅等部组成，其东进的主攻任务则多由黄埔教导团来担任。可以说，黄埔军校师生是首次东征军主力的核心。第一次东征主要打了3次恶仗，即淡水之役、棉湖会战及攻占兴宁，都是以教导团为主攻力量打胜的。
东征的胜利，作为教导团党代表廖仲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肃军纪。廖仲恺让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政工人员随军出征，沿途对兵士、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等工作，并拟订出《党代表条例》，以加强教导团的党代表力量，并提高党代表的权威;他还与蒋介石一道发布了《实行〈革命军连坐法〉令》《禁止军士扰民令》及《劝逆归顺布告》等，以进一步加强东征右路军的军纪，同时瓦解敌人的军心与士气。二是积极筹措军饷军需，从物资上保证克敌制胜。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校军出发前，他要加伦将军尽快支付苏方拖欠军校的一笔两万八千元的款项，且自己掏了六万元。在东征期间，他接到蒋介石自前线发来的“军势紧张，款项奇绌”的告急电后，马上设法以经费饷糈接济右路军。他还尽心尽力地安置好前方归来的伤病员，并亲携钱物赴潮汕劳军。三是危机关头，与官兵们同仇敌忾。从3月10日起，原与左翼滇军相持的7 000多敌人，妄图袭击黄埔校军之侧背。由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任正面、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任左翼、粤军第七旅任右翼，迎战敌人。在战况极为险恶的情势下，刚抵汕头劳军的党代表廖仲恺，也亲督役夫搬运弹药，并激励广大官兵浴血苦战，最后终于获得这次反击战的胜利。黄埔军在第一次东征中，打出了军威，成长为一支革命劲旅。 （三）组织支持黄埔校师生讨伐滇桂军叛乱，使黄埔军校再立新功
在第一次东征的时候，表面上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就露出了“反意”——以各种理由推遲行动，不愿意完全听从指挥。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他们更是同陈炯明、唐继尧等军阀勾结，阴谋进行叛乱，广州再次陷于危急之中。
在这场军阀叛乱的危机面前，作为政府首脑的胡汉民仍一味姑息养奸，根本没有讨伐杨、刘的决心。廖仲恺在加伦、蒋介石等的协助及共产党人支持下，承担起了粉碎唐继尧及杨希闵、刘震寰等颠覆阴谋的重任。他提出：“我们必须搞一套计划，强迫胡汉民执行。”为此，他几次和加伦、蒋介石同赴汕头，与许崇智等人商定回师平叛计划。在4月28日的汕头会议上，廖仲恺指出：广州作为政治与财政根据地，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黄埔党军必须为此而战。这一意见获得与会者的支持，会议决定：以武力保卫广州，黄埔党军和部分粤军回师歼灭滇、桂军;统一的作战计划由蒋介石、许崇智制定，政治宣传则由廖仲恺负责。汕头会议之后，廖仲恺立即冒险返回黄埔，筹划留校官兵配合东征军回师作战。
1925年6月6日，平定杨、刘叛乱的战斗打响。6 月9 日，黄埔校军和从潮梅地区班师回穗的粤军抵达石龙，向石滩叛军发起强烈的攻势，围歼位于广州东郊的叛军主力。与此同时，廖仲恺与共产党人周逸群等通过联欢会的形式，争取了滇、桂军中的革命分子反戈一击，还组织铁路工人断绝敌人的交通，并发动郊区农民参战。6 月12 日，张治中率领黄埔军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由猎德渡河进攻数小时，敌师长赵成梁被打死，敌军纷纷溃退。至6月15日，平定杨刘的战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祸广东几年的滇、桂军，在黄埔党军及入伍生队等的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只有少量滇军逃到了江西。在廖仲恺的领导、支持下，黄埔校军在革命政府组织的这次平叛斗争中再立新功。
廖仲恺组织率领黄埔军参加的这几场战役，为黄埔军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选拔和培养了军事人才。
廖仲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型革命军事学校的第一个党代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革命军队的第一个党代表。他忠实地执行孙中山的建军思想，并对怎样建设革命军队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大胆实践。他提出和推行系列重要的政治建军主张，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创建了党代表制度，同时引领黄埔将士在反对中国买办势力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屡立战功，为黄埔军校作出了突出贡献，当载入史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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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兴樑.廖仲恺与黄埔党军的肇建及其成长[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廖仲恺;黄埔军校;党代表;贡献
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为国民党、共产党都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都有重大影响。这所影响深远、作用巨大、名声显赫的军校，与被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的廖仲恺密切相关。廖仲恺既是黄埔军校的缔建者，担任第一任党代表，又带领黄埔将士积极投身于各项斗争，为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共产党人肯定他为“为黄埔立了政治教育的模范”，国民党人称他为“黄埔之慈母”。
一、 廖仲恺是黄埔军校最艰苦的开拓者
黄埔军校的创建，是孙中山反思革命、汲取教训、重整旗鼓后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国共合作的一大成果。毛泽东曾指出，“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革命以前，这（指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学校。”作为孙中山的最忠实追随者、得力助手，廖仲恺是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决策的执行者，是黄埔军校筹办的真正CEO——“执行总裁”。
辛亥革命后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孙中山、廖仲恺等深刻认识到：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是革命成功的关键。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共产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到桂林会见了准备北伐的孙中山。在涉及广泛内容的会谈中，马林提出了“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的建议。孙中山及时把会谈的内容电告在广州的廖仲恺。1923年春，廖仲恺和苏俄代表越飞在日本热海会谈，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苏俄援助孙中山创办军官学校。通过这次会谈，廖仲恺更加意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紧迫性和重要性。12月初，廖仲恺在上海明确提出了建立革命军队及军官学校的设想，并且明确：这支军队必须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之下。他说：“尚有军团之组织，暂定为六百人。凡所教者：1.欧战以后军事教育;2.惟党可以造国之教育;3.政治关系。每日上午为受教时，下午为教兵时间。大略如此办去，一年以内，可以成两师真正党军。”廖仲恺的这个设想，勾画了军官学校的蓝图，拟就了设立军官学校的计划。12月中旬，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设立“国民党陆军学校”的决议，并指定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着手筹建。1924年1月24日，孫中山正式下令筹建陆军军官学校，并确定校址设在黄埔的长洲岛，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廖仲恺以大本营参议的身份协助军校的筹办事宜。
但是，蒋介石对军校的筹备工作并不热心，他只出席了一次会议，于2月21日擅自跑回奉化，离行前还自行决定解散筹备处。23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为代理筹备委员长。于是，经费筹措、校舍修建、选定配备军校的各级干部、招考学生、制订校章及教学计划等筹备工作，都落在了廖仲恺的身上，由他一手筹办。在2月8日起至5月8日止的三个月内的32次筹备会议，大都是廖仲恺主持召开的。
筹建黄埔军校最关键的最大问题，在于保证资金充足。而廖仲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滇桂军阀掌控了广东一大片地方，包括税收。孙中山对军阀基本上没有什么约束力，要拿钱也得看军阀的脸色。于是，廖仲恺经常上门请求军阀拨钱给黄埔军校。据记载，廖仲恺多次到军阀杨希闵家中，苦候他抽完大烟才拿到一点点税款，而不足的款项，廖仲恺就四处向亲戚朋友借钱，甚至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拿去典当。
与此同时，争取蒋介石回校担任军校领导工作的特殊使命，也落在廖仲恺的肩上。经过廖仲恺许多费尽心机的劝说，蒋介石终于于4月26日回到黄埔军校。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5月9日，任命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始上课。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黄埔军校得以顺利开学，廖仲恺是真正的功臣。
二、廖仲恺是黄埔军校政治方向的奠基者
在黄埔军校创建初期，作为第一任党代表的廖仲恺，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坚决贯彻联俄、联共政策，使军校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堪称黄埔军校初期的总舵手。
（一）推行政治与军事并重的办学方针
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一支服从国民党指挥，为“三民主义去奋斗，为三民主义去牺牲的革命军”，是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指导思想。为了使军校培养出真正的革命军官，廖仲恺提出以革新的精神，积极仿效苏俄红军，指出“俄国的军官学校，军事政治是并行的，而且是并重的。偏重于军事而轻于政治，是不可以的。偏重于政治而轻于军事，也是不可以的。”
由此，廖仲恺在黄埔军校大力推行“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教育方针，把政治教育提高到军事训练的同等地位。他亲自开展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既选派了一批先进分子充实到军校的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也主持开设了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各国革命史、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史及中国土地与劳动问题等各种政治课程，还亲自讲授《帝国主义侵略史》、《三民主义》等课程。他经常勉励师生们要“热心研究党之主义”，“确信主义”，树立为国家为民众的解放而奋斗的革命理想，学俄国革命军“只顾热心革命”，不谋私利的精神;教育学生要端正学习目的，要“懂得为什么进这个学校，并不是为做官、为拿指挥刀才来进这个学校”，“是为救国才来革命”的。这种政治教育，不仅使学员了解了中国现状、革命目的和时代使命，培养了学员的爱国主义、革命精神，也为黄埔军在军事上能屡建战功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更是直接推动形成了爱国家爱百姓、严守军纪党纪、不怕死不怕苦的“黄埔精神”。这些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凝聚了廖仲恺的智慧和汗水。
（二）创设党代表制度
廖仲恺积极采纳苏联顾问的建议，仿效苏俄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健全了党代表制度。由校党代表对军校实行直接领导，监察本校行政，指导党务工作，主持政治训练事宜。一切重要的校务和命令，均需党代表签署，否则无效。 廖仲恺为建立完善党代表制度作出了艰辛努力。在职权方面，明确军校及军队中的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该官长执行，以及一切军校及军队中的法令规则需经党代表附署，否则无效;在职责方面，党代表则肩负感化士兵、开展三民主义教育、审核命令的呈报、过问士兵日常生活穿用、慰问伤兵等重任。同时，党代表负责对全体官兵进行监察、考察、训练、辅导，使军队保持革命精神，成为真正的革命军。
廖仲恺还提议在下属各级单位推行党部及党代表制度。在他的主持下，1924年7月6日正式成立军校特别区党部，并在各单位分别设立区分部，以更好地组织党团、训练党员、宣传党义，引导每位学生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11月11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党代表。军校还相继成立了教导一团、二团，团、营、连均派党代表。这样，黄埔军校上有党代表，下有各级党部，教导团的团、营、连三级均设党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军校和军队的革命性，使之成为党的工具，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为了更好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黄埔军校除还设立了政治部，具体负责协助党代表开展工作，负责全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廖仲恺先后推荐、邀请重要的国民党人、共产党人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包惠僧等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廖仲恺和政治部互相配合，共同实施政治教育计划，特别是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后，两人密切合作，创造了一套很有特色、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使军校政治工作蓬勃开展。
以党代表制和设立政治部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不仅加强了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而且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此，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三、廖仲恺是黄埔将士在反对中国买办势力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屡立战功的引导者和扶持者
廖仲恺还注意引导学生积极参加革命实践，使学生在实战中锻炼成长。在他的鼓励、支持和领导下，黄埔军校生参加了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而进行的平定商团及杨刘叛乱、东征陈炯明等战役，并屡立战功。
（一）组织率领黄埔校军师生参加平定广州商团斗争，使黄埔学生军一鸣惊人
广州商团，1912年夏天创建于广州，最开始是广州民族资产阶级为保护自身利益而组织的武装自卫团体，而后逐步变为买办、大地主阶级控制利用的工具。到1924年夏，广州商团下辖10个分团，共有4000余人，连同后备力量约6000余人。在英帝国主义的怂恿下，从1924年5月开始，他们采取敌视广州革命政府的行为，公开叫嚣要“以平民武力革除不良政府”。并私购9000多杆长短枪，300多万发子弹，分装1000多箱，由“哈佛号”潜运广州，准备在“联防总部”成立后即起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在紧急关头，廖仲恺不仅始终力主严惩反动商团，而且还与蒋介石等人一起组织和领导军校师生参加了这场对敌斗争。他在获悉商团“联防”的阴谋计划之后，即于8月6日以省长名义下令，禁止全省商团军联防总部成立;他坚持支持孙中山采取扣押“哈佛号”、将全部团械起卸封存于黄埔军校内的行动。黄埔师生当时担负着团械的起卸、封存与守护工作，且还是其中部分枪械临时分發的装运工。他们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反对不法商团的斗争。在孙中山革命政府扣械后，商团兴风作浪搞全省罢市的日子里，黄埔学生队奉命两度开入广州市内，担负起维持全市治安与正常秩序的社会职责。“双十惨案”和商团军叛乱发生后，军校学生第二、三队出发广州市参与平叛战斗，打击商团阴谋活动和嚣张气焰，取得了平定商团叛乱的彻底胜利。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曾评价说：“在商团叛乱期间，黄埔军校在广州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毫不含糊地要求政府解除商团武装，……学员们主动做好了战斗准备”;“军校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成了政府军的核心，革命党人纷纷集合在它的周围，而且黄埔军校率先奋起抗击商团军。”
可见，在广州商团发动武装叛乱的危急时刻，在廖仲恺等直接领导下，黄埔将士这柄革命的利剑首露锋刃，一鸣惊人。平乱的胜利，为黄埔军校的第一、二两个教导团的成立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干部条件，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充足的武器。
（二）组织支持黄埔师生东征，使黄埔军在战火的洗礼中成为劲旅
广州商团暴乱平定的同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陈炯明率部退到东江一带负隅顽抗，防线布置到了东莞石龙附近，时刻梦想打回广州城。他在孙中山于1924年11月中旬北上后，就密谋进犯广州，并于12月下旬致电广州总商会，宣称已就任“救粤军总司令”。廖仲恺力主出兵讨伐，以保卫广州根据地。他作为此次东征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力促广州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迅速作出了兵分3路东征陈炯明的决定。黄埔军校主动请缨参加东征战斗，1925年1月31日举行誓师典礼后，随即出师东征，分向莞城、石龙、常平一线进击。
东征联军自1925年2月上旬展开攻势后不久，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任务几乎全由右路军来承担。右路军由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学生队，及粤军张民达师、许济独立旅、陈铭枢旅等部组成，其东进的主攻任务则多由黄埔教导团来担任。可以说，黄埔军校师生是首次东征军主力的核心。第一次东征主要打了3次恶仗，即淡水之役、棉湖会战及攻占兴宁，都是以教导团为主攻力量打胜的。
东征的胜利，作为教导团党代表廖仲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肃军纪。廖仲恺让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政工人员随军出征，沿途对兵士、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等工作，并拟订出《党代表条例》，以加强教导团的党代表力量，并提高党代表的权威;他还与蒋介石一道发布了《实行〈革命军连坐法〉令》《禁止军士扰民令》及《劝逆归顺布告》等，以进一步加强东征右路军的军纪，同时瓦解敌人的军心与士气。二是积极筹措军饷军需，从物资上保证克敌制胜。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校军出发前，他要加伦将军尽快支付苏方拖欠军校的一笔两万八千元的款项，且自己掏了六万元。在东征期间，他接到蒋介石自前线发来的“军势紧张，款项奇绌”的告急电后，马上设法以经费饷糈接济右路军。他还尽心尽力地安置好前方归来的伤病员，并亲携钱物赴潮汕劳军。三是危机关头，与官兵们同仇敌忾。从3月10日起，原与左翼滇军相持的7 000多敌人，妄图袭击黄埔校军之侧背。由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任正面、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任左翼、粤军第七旅任右翼，迎战敌人。在战况极为险恶的情势下，刚抵汕头劳军的党代表廖仲恺，也亲督役夫搬运弹药，并激励广大官兵浴血苦战，最后终于获得这次反击战的胜利。黄埔军在第一次东征中，打出了军威，成长为一支革命劲旅。 （三）组织支持黄埔校师生讨伐滇桂军叛乱，使黄埔军校再立新功
在第一次东征的时候，表面上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就露出了“反意”——以各种理由推遲行动，不愿意完全听从指挥。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他们更是同陈炯明、唐继尧等军阀勾结，阴谋进行叛乱，广州再次陷于危急之中。
在这场军阀叛乱的危机面前，作为政府首脑的胡汉民仍一味姑息养奸，根本没有讨伐杨、刘的决心。廖仲恺在加伦、蒋介石等的协助及共产党人支持下，承担起了粉碎唐继尧及杨希闵、刘震寰等颠覆阴谋的重任。他提出：“我们必须搞一套计划，强迫胡汉民执行。”为此，他几次和加伦、蒋介石同赴汕头，与许崇智等人商定回师平叛计划。在4月28日的汕头会议上，廖仲恺指出：广州作为政治与财政根据地，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黄埔党军必须为此而战。这一意见获得与会者的支持，会议决定：以武力保卫广州，黄埔党军和部分粤军回师歼灭滇、桂军;统一的作战计划由蒋介石、许崇智制定，政治宣传则由廖仲恺负责。汕头会议之后，廖仲恺立即冒险返回黄埔，筹划留校官兵配合东征军回师作战。
1925年6月6日，平定杨、刘叛乱的战斗打响。6 月9 日，黄埔校军和从潮梅地区班师回穗的粤军抵达石龙，向石滩叛军发起强烈的攻势，围歼位于广州东郊的叛军主力。与此同时，廖仲恺与共产党人周逸群等通过联欢会的形式，争取了滇、桂军中的革命分子反戈一击，还组织铁路工人断绝敌人的交通，并发动郊区农民参战。6 月12 日，张治中率领黄埔军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由猎德渡河进攻数小时，敌师长赵成梁被打死，敌军纷纷溃退。至6月15日，平定杨刘的战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祸广东几年的滇、桂军，在黄埔党军及入伍生队等的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只有少量滇军逃到了江西。在廖仲恺的领导、支持下，黄埔校军在革命政府组织的这次平叛斗争中再立新功。
廖仲恺组织率领黄埔军参加的这几场战役，为黄埔军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选拔和培养了军事人才。
廖仲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型革命军事学校的第一个党代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革命军队的第一个党代表。他忠实地执行孙中山的建军思想，并对怎样建设革命军队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大胆实践。他提出和推行系列重要的政治建军主张，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创建了党代表制度，同时引领黄埔将士在反对中国买办势力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屡立战功，为黄埔军校作出了突出贡献，当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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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