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李文春也许压根没有想到，他攀爬到女红军塑像上的行为被其他游客拍了照放到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他本人还被国家旅游局作为首批不文明游客向全国公布。当然，如果和喝了酒唱个段子然后被曝了的老毕相比，他还是有偷着乐的余地，因为新出台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中的惩罚措施还不够全面和有力。
　　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以及各种公共场合的监控探头，构成了全民监控的天罗地网。我们上班、乘车、吃饭、旅游、睡觉乃至爱爱，无时不刻不在摄像头的注视下。各种各样的监控器材，充斥着我们的空间，轻轻一个点击，就可以将一个人推到全世界人民的视线内，要么一夜成名，要么立马跳楼。
　　横行天下的各种监控器材，对于传统法律行业造成的冲击相当惊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法律行业的游戏规则。当老警察还靠线人靠关系靠摸排获取犯罪信息时，新警察已经习惯于在各种监控视频里搜寻犯罪人的面孔;当很多私家车安装了行车记录仪以防碰瓷时，很多地方的交警也装备了先进的执法记录仪，以备和违法者发生冲突时用来讲道理;当西部某些落后地方的法官还习惯于在法庭上抽烟喝茶接听手机时，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的法官已经不得不在每次开庭时面对各个方位的摄像头正襟危坐;在沿海一些发达地方，社区矫正制度开始引进“手環监控”，社区矫正人员平时必须佩戴一个手环，通过这个手环发送的信息，监控人员能即时获取该矫正人员的位置坐标，以保证该人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不越雷池半步。
　　无时无刻不在的监控手段，还对司法人员的司法意识形成了新的冲击。为了保证法官办案公平和客观公正，传统的审判思维强调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不受舆论和社情影响，尽量不让各种监控手段影响法官;而在今天，这种审判思维已经没法得到充分的保证，没有哪个法官在面对法庭里众多摄像头和法庭实时现场传播带来的巨大压力，还能够气闲神定。
　　监控时代的来临，对于国家城市化过程中重塑诚信规则无疑有着积极的帮助作用。在这个邻居老死不相往来、铁打的城市流水的居民的时代，人们从传统的熟人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的契约社会，面子、关系、乡规民约已经让位给合同、协议和公证书，人际间的交往、商业和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书面契约、法院的裁判，而契约和裁判要得到保障，在城市化和人员高流动性的时代里就脱离不了高科技的支持，比如互联网和各种监控手段。将“老赖”挂到网上的“被执行人黑名单”中并禁止其高消费和从事有关商业活动，乃至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手环监控”，都是保证契约社会里诚信规则得到履行的必要措施。
　　但是反过来看，人人都可以监控和被监控，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亲情却未必是好事。夫妻间可以用手机监控对方的忠诚;朋友间可以将彼此饭局的视频上网出卖;情人间可以把当初助兴调情的爱爱片段拿来要挟对方。家庭和亲友，这些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正被现代化的高科技所腐蚀。监控和被监控，重塑着诚信规则，也在毁灭着诚信规则。对于监控和被监控，是否需要划定一个边界，把美好的合法化，把丑陋的摒弃掉，这也是今天法律人需要思考的一个课题。
　　冯梦龙《喻世明言》第十六卷讲述了一个变鬼赴约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范巨卿张元伯两好友相约一年后重阳赏菊，一年后，范巨卿忘了约定，一时路远不能至，因闻鬼魂能日行千里，遂自杀以使魂魄如期赴约。木心有首诗叫《从前慢》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那真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只可惜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