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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底层人物所受苦难的反复书写，直面下层百姓的痛苦，表现他们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及由其产生的绝望式反抗，是鬼子文学创作的一种意境追求。鬼子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积累，使他能够立足于民间，并直面人生的惨淡，由此形成他独具特色的苦难美学思想和小说创作模式。本文以鬼子小说的苦难与暴力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鬼子小说的创作模式和美学价值，这对当代文学创作，其影响价值不容低估。
关键词：苦难；暴力；创作模式；美学价值
鬼子的小说创作，苦难不仅是个形而上的命题，同时也是个形而下的命题。因为苦难首先表现为与外部社会与他人的冲突，其次才是自我的冲突。苦难的追寻是不断造成冲突、形成悲剧命运的过程，是鬼子对生命的一种自觉性的体恤。
一、苦难与暴力：鬼子对生命的自觉体悟
（一）苦难的人生体验
鬼子出生在广西罗城，一个远离我们知觉结构的偏远少数民族集居地，环境闭塞，与世隔绝。鬼子曾这样描述他对汉语以及与外界沟通的渴望：“我几乎很难表达，从小到大我是如何靠近和梦想掌握汉语的，回想起来，就仿佛一个远古时代的草民，艰难地渴望得到一把收割的镰刀。”[1]与外面社会发展相脱节的地区，其底层百姓的生活必然很艰苦。鬼子的苦难记忆从中学开始，并伴随他求学的整个青春期，一直到成为作家前的很长的人生。可以说，鬼子的前半生在不断地体验艰难，后半生是在书写底层人物的艰难。一路走来，从早期的放牛娃到中学时代的“无盐、无菜、无鞋”的三无人员，从“不堪回首”的师专生活到大学期间“那一段近乎卖血的日子”，鬼子的生活几乎都是处于饥寒交迫并且是无处挣扎、无力反抗的现状。
对鬼子而言，苦难首先表现为生活的艰辛，其次是因语言不通造成的沟通障碍和被嘲笑的惊恐、工作无门的慌乱与彷徨。这样的人生体验融合到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为他作品中人物的生存背景都是极其艰苦，即使没有衣食之忧，也无一列外地备受苦难心灵的煎熬，并最终都走上了不归路。不同的是，在生活与心灵双重苦难的压迫下，鬼子没有走上绝路，而是对人生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和洞见，“人这东西就是这样，不能太顺，太顺了脑子就生锈”[2]。鬼子无疑把苦难的人生历程当做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正因如此，他能且敢于直面人生的苦难，并把苦难的悲剧意识融入到人生的思考维度，形成了他立足民间、关注社会苦难和下层百姓生存的思想维度。这些思想意识直观地反映在其作品创作中。
（二）暴力是对现实的反抗
鬼子不仅是“写苦难的高手”[3]，同样是暴力叙述的钟情者。虽然鬼子的成长清苦却不暴力，但是对苦难的切身体会并由此引发的想改变命运的心理，成了鬼子小说的主要叙事手法，它揭示了底层人物对客观现实反抗的原始动机。
虽然鬼子的“暴力”无一例外地表现为人物对现实不满的反抗，却表现为两种截然相反的类型。一是暴力之前孕育着强烈的行为动机。在这，鬼子把人物引入绝境，不管是生活还是心灵 ，让人在绝望的境遇中寻求生存和喘息的突破口，在困斗兽的极域看人物的挣扎，这个过程既是对命运的抗击过程也是鬼子的叙述过程。《农村弟弟》中的一撮毛，如果之前的“杀母”只是单纯为逼父亲接他入城，脱离贫困的农村生活。那么最后有计划地杀掉李条，则是在遭受城市挤压和人格受辱后，对权力、地位的欲望导致的人性的丧失，他的暴力是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在《谁开的门》中，胡子杀人，完全是被刘警员丈夫不断地揭疤，让自身的软弱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忍无可忍的情感爆发。人物的杀人行为似乎是被逼得走投无路而不得不采取的过激行为，实际上是对现实不满的直接回应。二是暴力发生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学生作文》中刘水的父亲在睡眼惺忪的状态中杀了人。《大年夜》中的莫高粱在街上收费时，与卖菜的光头发生冲突，竟被光头飞起的扁担打死……暴力出现得突然、不可理喻而又轻而易举，人物在偶然中成了杀人犯。但是暴力不管是“被逼”还是“偶然”，都离不开社会现实：私生子的尴尬让马思受尽侮辱和嘲笑；胡子在社会舆论中没了尊严；刘水父亲对强势势力的间接反抗；贫农生活与政治权力的冲突……在鬼子看来，正是现实中由生活及心灵的苦难，催生暴力的直接出现。
王安忆说：“我的第一主题肯定是表现自我，别人的事我搞不清楚，对自己总是最清楚的。”[4]苦难，鬼子经历过并且影响他一生的创作。正是来自底层的苦难记忆，鬼子能切身体悟贫困的实际，并把苦难的本质以最原始的暴力方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苦难作为叙述的母体，暴力作为叙述的主要方式，它们并行不悖地从多维角度反映鬼子对生命的关注和自觉地体悟。
二、诱惑与深度：鬼子小说的叙事模式
外界评论鬼子的叙述方式是“云谲波诡的叙述策略”[5]也就是“险象环生、悬念丛生的情节动力”[6]。然而悬念本身仅仅是引起好奇，“依靠好奇本身实在难有作为，它也不会带我们深入到小说中去——至多能达到故事的层面”[7]。真正意义上的诱惑是悬念的设置技巧。“谙熟阅读心理”的鬼子懂得如何有效地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并且在调动读者情绪的过程中铸造叙述的深度。
（一）悬念的层层诱惑
为了引起读者对自己小说的阅读兴趣，鬼子说：“我把故事的进入方式转换成一个很好读的角度，也就是悬念，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进入的台阶。”[8]所以在小说的叙述安排上，鬼子习惯于给读者一个意味深长却又悬念层层的总结式的开头：“听刘水说，那一夜他是整整十二点钟的时候迈出家门的。”（《学生作文》）“苏通说，他是苏童的同学。”（《苏通之死》）“故事并不复杂。”（《遭遇深夜》）然后用环环相扣的解谜方式来展开，然而叙述的不是事件的发生与经过而是事件之外的事件，再用开放式的结局结构，用语句虽简洁却同样韵味无穷来结束小说：“我没有告诉她。”（《学生作文》）“但我没有听清，或许那只是他茫然地叹了一口冷气。”（《苏通之死》）“然而，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惊慌的敲门声。”（《遭遇深夜》）这里，不妨以《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为例，具体分析鬼子设置悬念，层层诱惑的技巧。《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开篇是简短的一句：“我的遭遇是我的父母造成的。”却包含了不尽的疑问和故事。接下来鬼子解谜，“首先是我的母亲，因为她偷了别人的一块脏肉”。然而解谜的过程同样是谜团层层：母亲为何偷肉？偷肉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偷肉是造成“我”不幸的直接原因吗？……谜底似乎要揭开了，但是鬼子笔锋一转，写到“我”的家庭由此破裂：父亲离家出走，母亲患上精神病，我被迫做个发廊妹，还被邻居马达玷污。偷肉只是一个信号，而偷肉引发的一连串事故，把“我”一步步地往绝望路上逼，这才是作家叙述的用意。最后，“我”在地摊买了两个馒头，“一边啃着，一边赶往火车站”。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不确定性的结局，预示故事在故事之外继续延伸。鬼子正是用这样悬念套悬念的叙述方式，使小说充满了诱惑性，从而形成其独具风格的行文结构。
（二）深度在于过程
福斯特认为读小说不是猎奇，而是要会欣赏悬念中的奥秘，所以“若想欣赏其奥妙，读者必须分出一半心思琢磨推敲。”[9]换个角度思考福斯特的话，就是小说不仅要有悬念，而且要值得“琢磨推敲”，要有深度。鬼子个人认为《罪犯》写得很有深度，但其深度不在于开头或结尾或故事本身，“而在于有关那个杀人犯的人生经历的叙述之中”[10]。鬼子正是在叙述过程的层层剥啄下，揭示人性的本质，挖掘震撼人心的东西。诚如鬼子对《谁开的门》的叙述方式的描述，“那就像一把刀先是深深地插进肉里，然后慢慢地抽出，抽出的过程就是整个小说的叙述过程，直到最后鲜血淋淋……”[11]综观鬼子的创作，其故事本身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关键在于作家的叙述过程，总是有一股还原生活本来面目，静观小人物在现实社会中演绎出它悲剧走向的力度。《学生作文》的故事就是“一篇作文引发的惨案”，然而在鬼子犹抱琵琶的姿态和含混其辞的话语中，司空见惯的教学事件，变成了同城中强势群体与弱势平民阶层的压迫与反抗的恶性事件，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赤裸裸的社会现实，这才是鬼子创作的真正意图。同样，《瓦城上空的麦田》主人公李四因不满子女忘记自己60岁生日，而制造了车祸身亡的假象，子女信以为真，告知母亲并导致母亲的直接死亡，从而割断了李四说明真相的唯一后路。故事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李四从此走上了向子女表明身份的道路，而子女却一再拒绝承认。在李四反复表明而子女一再拒绝的循环中，它揭示的不仅是两代人之间的隔阂，更重要的它深刻地“写出了乡土社会迁徙者与都市文化发生碰撞时灵魂世界的至深悲剧”[12]。鬼子的作品有震撼人心的力度因为鬼子故事的叙述总是由此及彼，从最简单的事件中挖掘深刻、尖锐的社会问题。自觉地形成鬼子过程就是故事、深度在于过程的创作模式。
三、追问与反思：鬼子小说的美学价值
一位作家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至关重要的，诚如鬼子说的：“我只是在现实里寻找我的位置……总之，我不敢远离现实这块大地。我必须在现实这块大地里，牢牢地捉住我的思想得以存在的位置和我的表达方式。”[13]正是来自作家与生俱有的平民化记忆和生活积累的苦难意识，鬼子将创作主体立足于民间和社会底层以及那些被忽略的边缘人物，将对生活、对命运的抗争定位于原始的身体搏斗。这个过程形成了鬼子小说的美学价值。
（一）人性的追问
鬼子的创作直逼心灵，并自觉地介入人性的拷问，追问灵魂的走向。《谁开的门》里到底是谁打开了这扇罪恶之门呢？胡子为了自己甚至可以牺牲妻子，但当自身的软弱曝光，觉得必须采取行动捍卫尊严；小伙子觉得送来的便宜，不要白不要；刘警员的丈夫一再爆料伤害胡子的心灵，与其说为了正义不如说为了虚荣。每个人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面裸露的是人性的丑恶与自私。同样，在《瓦城上空的麦田》里，子女是真的不认识父亲了还是不愿承认？真相不说自明。以孝为荣的传统精神，在以追求地位、金钱为主的人性意识中被击得支离破碎。子女在拒绝承认李四的父亲身份的同时，也拒绝履行了儿女的义务。鬼子就在不经意的叙述中，把人性的外衣揭开，还原人性的本来面目。在鬼子的小说中，人性都是丑陋、扭曲的，苏通捍卫政治上的正义却迷失在金钱的欲望中；《农村弟弟》马思的遭遇让人同情，然而他的作为却让人愤恨；《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看似好人的马达却暗含一颗黑暗的心。鬼子把人性隐藏的黑暗面无限地放大，看人物如何在困境中挣扎，看人性如何在困境中扭曲，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二）社会现实的反思
鬼子说：“世俗往往跟人的血脉是连在一起的，割断了你与世俗之间的关系就等于割断了你生存的血脉。”[14]正因如此，鬼子把苦难与暴力的双重叙事直接表现为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反思。不仅表现为鬼子对现实不满的揭露与批判，而且深层语境下，苦难与暴力作为作家成长的印记，有着深刻的内涵：如果说从小过着艰苦生活的鬼子在意识里对苦难有独特的感悟和敏锐的洞察力，那么暴力的文学形式则是作家不断寻找人生出路的隐喻，所以鬼子的小说充满苦难的意识与血腥暴力。从本质上说，是鬼子儿时记忆对死亡深刻体验的回归。然而作为一个有责任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鬼子的创作不仅仅停留在把个人的记忆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侧重于挖掘人物强烈的生存意识与顽强的生命力，也就是作家一直在追寻的生存问题，“把我个人所体验到的苦难写出来，把我们这个民族所体验的死亡苦难的深重性写出来”[15]。写苦难也就是写生存，因为苦难是鬼子最好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苦难这个命题也是永恒的，因为我们的生存从根本意义上讲就是苦难的生存。我认为，不管社会怎么进步，以后我们的日子过得多么好，但是苦难永远伴随着人类”[16]。鬼子本着这样的思想，刻画了各种小人物乃至弱者的生存，再现了他们不幸遭遇所引发的人类最普遍命运的思考。他们生存的艰难，无望的选择，在社会底层反复挣扎抗争，由此隐喻出生活、暴力的偶然性，苦难、死亡的必然性，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综上，苦难与暴力的叙事贯彻着鬼子小说创作的本体论、表意结构和社会价值目的，是其创作思想的一条主线，鬼子以此为基点，借鉴不同作家来探索文学创作的形式与价值新取向，对传统小说创作进行逆向式和错位性的思考，从而形成鬼子独特的叙事角度和风格。
注释：
[1][2][8][10][11][13][14] 鬼子：《艰难的行走》，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第38页、第52页、第55页、第45页、第52页、第49页。
[3] 鬼子：《鬼子的“鬼”话》，《东方丛刊》2004年第4期。
[4] 王安忆：《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5][6] 李建平，黄伟林等：《文学桂军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第121页。
[7][9] 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第76页。
[12] 丁帆：《论近期小说中乡土与都市的精神蜕变》，《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15][16] 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7页、第417-418页。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苦难；暴力；创作模式；美学价值
鬼子的小说创作，苦难不仅是个形而上的命题，同时也是个形而下的命题。因为苦难首先表现为与外部社会与他人的冲突，其次才是自我的冲突。苦难的追寻是不断造成冲突、形成悲剧命运的过程，是鬼子对生命的一种自觉性的体恤。
一、苦难与暴力：鬼子对生命的自觉体悟
（一）苦难的人生体验
鬼子出生在广西罗城，一个远离我们知觉结构的偏远少数民族集居地，环境闭塞，与世隔绝。鬼子曾这样描述他对汉语以及与外界沟通的渴望：“我几乎很难表达，从小到大我是如何靠近和梦想掌握汉语的，回想起来，就仿佛一个远古时代的草民，艰难地渴望得到一把收割的镰刀。”[1]与外面社会发展相脱节的地区，其底层百姓的生活必然很艰苦。鬼子的苦难记忆从中学开始，并伴随他求学的整个青春期，一直到成为作家前的很长的人生。可以说，鬼子的前半生在不断地体验艰难，后半生是在书写底层人物的艰难。一路走来，从早期的放牛娃到中学时代的“无盐、无菜、无鞋”的三无人员，从“不堪回首”的师专生活到大学期间“那一段近乎卖血的日子”，鬼子的生活几乎都是处于饥寒交迫并且是无处挣扎、无力反抗的现状。
对鬼子而言，苦难首先表现为生活的艰辛，其次是因语言不通造成的沟通障碍和被嘲笑的惊恐、工作无门的慌乱与彷徨。这样的人生体验融合到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为他作品中人物的生存背景都是极其艰苦，即使没有衣食之忧，也无一列外地备受苦难心灵的煎熬，并最终都走上了不归路。不同的是，在生活与心灵双重苦难的压迫下，鬼子没有走上绝路，而是对人生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和洞见，“人这东西就是这样，不能太顺，太顺了脑子就生锈”[2]。鬼子无疑把苦难的人生历程当做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正因如此，他能且敢于直面人生的苦难，并把苦难的悲剧意识融入到人生的思考维度，形成了他立足民间、关注社会苦难和下层百姓生存的思想维度。这些思想意识直观地反映在其作品创作中。
（二）暴力是对现实的反抗
鬼子不仅是“写苦难的高手”[3]，同样是暴力叙述的钟情者。虽然鬼子的成长清苦却不暴力，但是对苦难的切身体会并由此引发的想改变命运的心理，成了鬼子小说的主要叙事手法，它揭示了底层人物对客观现实反抗的原始动机。
虽然鬼子的“暴力”无一例外地表现为人物对现实不满的反抗，却表现为两种截然相反的类型。一是暴力之前孕育着强烈的行为动机。在这，鬼子把人物引入绝境，不管是生活还是心灵 ，让人在绝望的境遇中寻求生存和喘息的突破口，在困斗兽的极域看人物的挣扎，这个过程既是对命运的抗击过程也是鬼子的叙述过程。《农村弟弟》中的一撮毛，如果之前的“杀母”只是单纯为逼父亲接他入城，脱离贫困的农村生活。那么最后有计划地杀掉李条，则是在遭受城市挤压和人格受辱后，对权力、地位的欲望导致的人性的丧失，他的暴力是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在《谁开的门》中，胡子杀人，完全是被刘警员丈夫不断地揭疤，让自身的软弱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忍无可忍的情感爆发。人物的杀人行为似乎是被逼得走投无路而不得不采取的过激行为，实际上是对现实不满的直接回应。二是暴力发生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学生作文》中刘水的父亲在睡眼惺忪的状态中杀了人。《大年夜》中的莫高粱在街上收费时，与卖菜的光头发生冲突，竟被光头飞起的扁担打死……暴力出现得突然、不可理喻而又轻而易举，人物在偶然中成了杀人犯。但是暴力不管是“被逼”还是“偶然”，都离不开社会现实：私生子的尴尬让马思受尽侮辱和嘲笑；胡子在社会舆论中没了尊严；刘水父亲对强势势力的间接反抗；贫农生活与政治权力的冲突……在鬼子看来，正是现实中由生活及心灵的苦难，催生暴力的直接出现。
王安忆说：“我的第一主题肯定是表现自我，别人的事我搞不清楚，对自己总是最清楚的。”[4]苦难，鬼子经历过并且影响他一生的创作。正是来自底层的苦难记忆，鬼子能切身体悟贫困的实际，并把苦难的本质以最原始的暴力方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苦难作为叙述的母体，暴力作为叙述的主要方式，它们并行不悖地从多维角度反映鬼子对生命的关注和自觉地体悟。
二、诱惑与深度：鬼子小说的叙事模式
外界评论鬼子的叙述方式是“云谲波诡的叙述策略”[5]也就是“险象环生、悬念丛生的情节动力”[6]。然而悬念本身仅仅是引起好奇，“依靠好奇本身实在难有作为，它也不会带我们深入到小说中去——至多能达到故事的层面”[7]。真正意义上的诱惑是悬念的设置技巧。“谙熟阅读心理”的鬼子懂得如何有效地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并且在调动读者情绪的过程中铸造叙述的深度。
（一）悬念的层层诱惑
为了引起读者对自己小说的阅读兴趣，鬼子说：“我把故事的进入方式转换成一个很好读的角度，也就是悬念，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进入的台阶。”[8]所以在小说的叙述安排上，鬼子习惯于给读者一个意味深长却又悬念层层的总结式的开头：“听刘水说，那一夜他是整整十二点钟的时候迈出家门的。”（《学生作文》）“苏通说，他是苏童的同学。”（《苏通之死》）“故事并不复杂。”（《遭遇深夜》）然后用环环相扣的解谜方式来展开，然而叙述的不是事件的发生与经过而是事件之外的事件，再用开放式的结局结构，用语句虽简洁却同样韵味无穷来结束小说：“我没有告诉她。”（《学生作文》）“但我没有听清，或许那只是他茫然地叹了一口冷气。”（《苏通之死》）“然而，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惊慌的敲门声。”（《遭遇深夜》）这里，不妨以《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为例，具体分析鬼子设置悬念，层层诱惑的技巧。《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开篇是简短的一句：“我的遭遇是我的父母造成的。”却包含了不尽的疑问和故事。接下来鬼子解谜，“首先是我的母亲，因为她偷了别人的一块脏肉”。然而解谜的过程同样是谜团层层：母亲为何偷肉？偷肉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偷肉是造成“我”不幸的直接原因吗？……谜底似乎要揭开了，但是鬼子笔锋一转，写到“我”的家庭由此破裂：父亲离家出走，母亲患上精神病，我被迫做个发廊妹，还被邻居马达玷污。偷肉只是一个信号，而偷肉引发的一连串事故，把“我”一步步地往绝望路上逼，这才是作家叙述的用意。最后，“我”在地摊买了两个馒头，“一边啃着，一边赶往火车站”。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不确定性的结局，预示故事在故事之外继续延伸。鬼子正是用这样悬念套悬念的叙述方式，使小说充满了诱惑性，从而形成其独具风格的行文结构。
（二）深度在于过程
福斯特认为读小说不是猎奇，而是要会欣赏悬念中的奥秘，所以“若想欣赏其奥妙，读者必须分出一半心思琢磨推敲。”[9]换个角度思考福斯特的话，就是小说不仅要有悬念，而且要值得“琢磨推敲”，要有深度。鬼子个人认为《罪犯》写得很有深度，但其深度不在于开头或结尾或故事本身，“而在于有关那个杀人犯的人生经历的叙述之中”[10]。鬼子正是在叙述过程的层层剥啄下，揭示人性的本质，挖掘震撼人心的东西。诚如鬼子对《谁开的门》的叙述方式的描述，“那就像一把刀先是深深地插进肉里，然后慢慢地抽出，抽出的过程就是整个小说的叙述过程，直到最后鲜血淋淋……”[11]综观鬼子的创作，其故事本身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关键在于作家的叙述过程，总是有一股还原生活本来面目，静观小人物在现实社会中演绎出它悲剧走向的力度。《学生作文》的故事就是“一篇作文引发的惨案”，然而在鬼子犹抱琵琶的姿态和含混其辞的话语中，司空见惯的教学事件，变成了同城中强势群体与弱势平民阶层的压迫与反抗的恶性事件，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赤裸裸的社会现实，这才是鬼子创作的真正意图。同样，《瓦城上空的麦田》主人公李四因不满子女忘记自己60岁生日，而制造了车祸身亡的假象，子女信以为真，告知母亲并导致母亲的直接死亡，从而割断了李四说明真相的唯一后路。故事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李四从此走上了向子女表明身份的道路，而子女却一再拒绝承认。在李四反复表明而子女一再拒绝的循环中，它揭示的不仅是两代人之间的隔阂，更重要的它深刻地“写出了乡土社会迁徙者与都市文化发生碰撞时灵魂世界的至深悲剧”[12]。鬼子的作品有震撼人心的力度因为鬼子故事的叙述总是由此及彼，从最简单的事件中挖掘深刻、尖锐的社会问题。自觉地形成鬼子过程就是故事、深度在于过程的创作模式。
三、追问与反思：鬼子小说的美学价值
一位作家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至关重要的，诚如鬼子说的：“我只是在现实里寻找我的位置……总之，我不敢远离现实这块大地。我必须在现实这块大地里，牢牢地捉住我的思想得以存在的位置和我的表达方式。”[13]正是来自作家与生俱有的平民化记忆和生活积累的苦难意识，鬼子将创作主体立足于民间和社会底层以及那些被忽略的边缘人物，将对生活、对命运的抗争定位于原始的身体搏斗。这个过程形成了鬼子小说的美学价值。
（一）人性的追问
鬼子的创作直逼心灵，并自觉地介入人性的拷问，追问灵魂的走向。《谁开的门》里到底是谁打开了这扇罪恶之门呢？胡子为了自己甚至可以牺牲妻子，但当自身的软弱曝光，觉得必须采取行动捍卫尊严；小伙子觉得送来的便宜，不要白不要；刘警员的丈夫一再爆料伤害胡子的心灵，与其说为了正义不如说为了虚荣。每个人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面裸露的是人性的丑恶与自私。同样，在《瓦城上空的麦田》里，子女是真的不认识父亲了还是不愿承认？真相不说自明。以孝为荣的传统精神，在以追求地位、金钱为主的人性意识中被击得支离破碎。子女在拒绝承认李四的父亲身份的同时，也拒绝履行了儿女的义务。鬼子就在不经意的叙述中，把人性的外衣揭开，还原人性的本来面目。在鬼子的小说中，人性都是丑陋、扭曲的，苏通捍卫政治上的正义却迷失在金钱的欲望中；《农村弟弟》马思的遭遇让人同情，然而他的作为却让人愤恨；《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看似好人的马达却暗含一颗黑暗的心。鬼子把人性隐藏的黑暗面无限地放大，看人物如何在困境中挣扎，看人性如何在困境中扭曲，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二）社会现实的反思
鬼子说：“世俗往往跟人的血脉是连在一起的，割断了你与世俗之间的关系就等于割断了你生存的血脉。”[14]正因如此，鬼子把苦难与暴力的双重叙事直接表现为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反思。不仅表现为鬼子对现实不满的揭露与批判，而且深层语境下，苦难与暴力作为作家成长的印记，有着深刻的内涵：如果说从小过着艰苦生活的鬼子在意识里对苦难有独特的感悟和敏锐的洞察力，那么暴力的文学形式则是作家不断寻找人生出路的隐喻，所以鬼子的小说充满苦难的意识与血腥暴力。从本质上说，是鬼子儿时记忆对死亡深刻体验的回归。然而作为一个有责任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鬼子的创作不仅仅停留在把个人的记忆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侧重于挖掘人物强烈的生存意识与顽强的生命力，也就是作家一直在追寻的生存问题，“把我个人所体验到的苦难写出来，把我们这个民族所体验的死亡苦难的深重性写出来”[15]。写苦难也就是写生存，因为苦难是鬼子最好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苦难这个命题也是永恒的，因为我们的生存从根本意义上讲就是苦难的生存。我认为，不管社会怎么进步，以后我们的日子过得多么好，但是苦难永远伴随着人类”[16]。鬼子本着这样的思想，刻画了各种小人物乃至弱者的生存，再现了他们不幸遭遇所引发的人类最普遍命运的思考。他们生存的艰难，无望的选择，在社会底层反复挣扎抗争，由此隐喻出生活、暴力的偶然性，苦难、死亡的必然性，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综上，苦难与暴力的叙事贯彻着鬼子小说创作的本体论、表意结构和社会价值目的，是其创作思想的一条主线，鬼子以此为基点，借鉴不同作家来探索文学创作的形式与价值新取向，对传统小说创作进行逆向式和错位性的思考，从而形成鬼子独特的叙事角度和风格。
注释：
[1][2][8][10][11][13][14] 鬼子：《艰难的行走》，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第38页、第52页、第55页、第45页、第52页、第49页。
[3] 鬼子：《鬼子的“鬼”话》，《东方丛刊》2004年第4期。
[4] 王安忆：《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5][6] 李建平，黄伟林等：《文学桂军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第121页。
[7][9] 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第76页。
[12] 丁帆：《论近期小说中乡土与都市的精神蜕变》，《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15][16] 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7页、第417-418页。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