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出版大家胡愈之晚年回忆商务印书馆的同仁时，除沈雁冰、高梦旦、郑振铎、王云五、杨端六之外，还“特别要提到一个职工”，这个“职工”就是本刊刊登过的《徐悲鸿：走投无路，幸有“黄扶”》（《文史博览》2018年第6期）一文中提到的黄警顽（1894—1979）。胡愈之称：他是商务印书馆最特别的一个人，“别的书店没有这样的人”。
　　黄警顽是个地地道道的“阿拉上海人”，他19岁便进了商务印书馆，1919年25岁时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第一届学徒考试，当时是由张元济亲自主考和面试。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与黄警顽一起考试的人中，另有一位名叫廖陈云，你知道他是谁？正是老革命家、上海青浦人陈云。
　　黄警顽后来自称“我在店堂里从1913年（先是学徒，后调至发行科）一直奔走到1946年，前后33年，变成一张会说话的活动柜堂，一本没有字的人名大辞典，一具商务印书馆的活广告”。他原本不过是发行所店堂中的一个普通服务人员，其职责是向读者介绍书籍，也附带观察读者在店堂内的举动：“什么人來看书，什么人买书，买什么书，以及防范‘孔乙己’式的穷书生。”其实，不仅是穷书生，有一次商务印书馆的一个股东在看了书后竟要把书拿走，他看准了，就拉着这位股东说：“这书你忘记开票了。”那位股东只好开了票付钱，才把书拿走。原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营业门市部是不开架的，1932年“一·二八”之后，王云五等致力于恢复商务印书馆的生意，在复业那天打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大幅标语，又以“日出新书一种”为号召，为了方便读者，还特意设制了一个让读者自由翻阅新书的木书匣，但是有些读者尚不能满意这种“小开放”的格局，便有人写来打油诗：“百尺长柜面前挡，看书要用远镜望。若问君索样书看，进出一本莫相商。”王云五遂决定在商务印书馆的书店里实施开架售书，为了防范“孔乙己”，这自然就更需要有黄警顽这样的职员了。
　　不过，黄警顽在商务印书馆独树一帜的并非“保安”功能，而是他在商务印书馆的雅号：“交际博士”。
　　黄警顽在商务印书馆是职员，并不是著作家，不过他一生也写过两篇自传、30多本书，其中大多数是关于交际（即公关）和服务方面的，如《二十年社交经验谈》等，此外还有几本是关于南洋华侨史的，如《华侨对祖国的贡献》《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墨迹》等。
　　黄警顽在商务印书馆服务了近40年，如其所说，是“每天做着既是紧张、繁杂，又是平凡、简单的工作”，却做出了精彩，这使得胡愈之于耄耋之年还能清晰地回忆到他，可见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未必不能起很大的作用。
　　当年黄警顽被商务印书馆录用后，先是做“扫店堂、擦柜台、倒痰盂”等服务生的杂务，至1917年升任门市部店员，专门出售中小学教科书。1919年“五四运动”后，商务印书馆管理者意识到“交际”对发展业务的重要性，遂在店堂内开辟了两间图书陈列室，作为与社会各界及读者沟通、联络的场所和基地，黄警顽和赵廉臣两人皆为招待员。其时，赵的年龄长于黄，遂专门负责接待中年人和外地同业。黄警顽则负责招待本市和外埠的教育界人士与青年读者（据他回忆，他曾接待过大约300万人次的读者）。对此，黄警顽后来说：“这是‘商务’能用我之长。”那么，什么是他的长处呢？
　　据说黄警顽的看家本领是记忆力超人，“他的头脑似乎是一台电脑，装有芯片，任何人见上一面，就被录入到他的‘内存’中去了。认识他的同时代人都对他的这一‘特异功能’既惊异又羡慕”。而他自己也称：“我的记忆力比较好，有些人经过两三次交谈，我就能记住这个人的姓名、职业和通常需要的书籍。”
　　黄警顽的另一个长处，据其所说，是他“居常仰慕晏平仲为人，勉尚侠义”。他是热衷于墨家的兼爱思想的，与他出手援助徐悲鸿一样，从事商务印书馆的“客服”时，他对人也格外热情，对读者十分负责，服务周到、办事认真，故而在广大客户和读者中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尤其是南洋的侨界，对他的接待更是赞不绝口。据他回忆，在商务印书馆“业务繁盛的过程里，我也费了不少的精力——我认识了许多学者和作家，为馆方拉了不少稿子，还同南京政府与教育和出版有关的高级行政人员，拉好有利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这就是“交际博士”的特殊作用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黄警顽早已是“上海闻人”之一了，那时他除了为商务印书馆的业务奔走之外，还热心于社会的公益活动，如创办“民生工艺场”“晨更工学园”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他热情地投入到创建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事务中。那时在《申报》的“社会新闻”栏目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消息。1941年，《申报》成立社会服务处，还请黄警顽兼任处长，负责助学、济贫、救难、处理读者来信等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时上海沦为“孤岛”，其间黄警顽曾与苏北的新四军有过联系，不料引起日军的注意，据说他一度遭到逮捕，受到拷打。
　　黄警顽对婚姻，原来是抱“独身主义”想法的，因为“五四”时“独身主义”曾是在青年中流行的一种思潮。不过40岁的他终于破了“戒律”，与柏静如小姐结了婚。黄警顽与柏小姐的婚礼在当时有些奇特。由于黄警顽深受墨家崇尚俭朴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这场婚礼办得极为简朴，在发给亲友的喜柬上，用大字注明：“礼不收，酒也不请”，一时成为人们的谈资，当时的名记者俞颂华还特意在《新社会》半月刊发表了一篇《一个别开生面的喜柬》，称：“黄君的这种简单的结婚式，我以为很足矫正旧式新式婚礼上侈靡的陋习……”
　　黄警顽一辈子服务于出版界，1947年，应徐悲鸿之邀，去北平中央美院工作。1953年，徐悲鸿去世后，黄警顽继续留在中央美院从事工会工作，不幸在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被迫退职回到上海。当然，彼时的上海早已是另外的“江湖”了，这位“交际博士”再也施展不了本领，据说那时他家仅是12平方米的一个亭子间，里面住着妻子、儿子和外孙女3人，他无处容身，只得在公用过道上栖身。
　　“文革”结束后，1978年，中央美院纠正了对他的“右派”错案，全国政协也恢复了他的经济补贴，并分给他一套住房。一年后，黄警顽因病去世，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