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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一鸣，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中国作协会员，省市作协理事。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十本。获人民文学奖和两届紫金山文学奖、金陵文学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获《人民文学》和《小说选刊》《创作与评论》年度奖，获《中篇小说选刊》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双年奖。小说数次进入中国小说排行榜，被转载选载有六十多次。
姚树义，硕士毕业于东北师大现当代文学专业，现为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
去年，作家毕飞宇发表了一系列经典小说的重读文章，例如关于《促织》的重读，在文学界和语文教育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据说南大文学院的丁帆教授读完首篇已值夜深，按捺不住，还是打电话祝贺飞宇。有人说，毕飞宇作为作家，小说写得好；作为大学教授，学问也做得好。这一点，我深表赞同。我选择毕飞宇《地球上的王家庄》作为解读系列首篇，也算是对毕飞宇经典重读系列的一种致敬。
“地球”与“宇宙”
《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王家庄是一个最普通的村子，在中国不知道能找出多少个这样的村子。奇怪的是，作者用了“地球上”来修饰限定王家庄。一个是广阔的，一个是微小的；一个是纷繁的，一个是唯一的。这巨大的反差包含着怎样的考虑？与“地球上”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个词——“宇宙”。在小说中，村子里参与讨论的人自觉地把王家庄的命运置于地球上来考虑，没有任何的过渡和铺垫，好像王家庄之外就是地球。人物对村庄对命运的思考和担忧，一下子与地球宇宙联系起来，这多少让读者不解。成年人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样严肃的哲学问题，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把这类问题置于儿童的世界里，这样小说就具有了新鲜感，情节推进进入了自身的逻辑。
关于小说的故事背景的呈现方式，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各有不同。我们读《三国演义》《巴黎圣母院》《战争与和平》等长篇小说，会发现小说中有大量的文字在告诉读者小说发生在什么时代，故事的开展具有怎样的经济和社会逻辑。记得有人在评价司汤达的《红与黑》时说，这无异于讲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教科书。短篇小说不是这样。记得毕飞宇在一次闲谈时对筆者说过，他的短篇小说一般不超过8 000字；我翻阅他的短篇小说集子，确实如此。短篇小说是很多作家不敢小觑的必修课。你可以没有长篇，比如鲁迅，但有了《祝福》《药》就足够成为鲁迅；你不仅仅有长篇，而且有短篇，比如福克纳有《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莫言有《透明的红萝卜》，大师才成为完整的大师。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许多作家都把写短篇视为看家本领，一个短篇面世相当于作家登上擂台的一次亮相，是积蓄了满心的喜欢和浑身的力量。苏童曾经笑言，长篇是苏童写的，短篇才是我写的。由于要在较短的篇幅内呈现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思想内核，作家不可能花大量的文字去专门介绍小说的故事背景，而是把背景散布于小说的一个个碎片中，甚至隐藏起来。爱尔兰作家弗兰克·奥康纳在《孤独的声音：短篇小说讲座》中说，把短篇小说看作一种缩微艺术是本质错误。简略并不限于短篇小说。相反，短篇小说的定义在于它负载了那些“潜藏起来的声音”。从写作技巧上看，这当然有很高的难度系数，简直是作家的一种“炫技”。我们不妨做个比较，同是语文教材中的《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从“潜藏起来的声音”多少去听，听话就不必多听音，话讲在明处的多，这明显就是长篇小说的节选。
如果说，“地球”和“宇宙”就是那个小说时代背景的典型词汇。地球和宇宙这两个词携带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中国人什么时候最爱思考世界？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之后？可能大多数人认为是后者，我们却认为是前者。1978年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分水岭。此前，从政治经济上看，中国是与世界保持着封闭和半封闭状态的。但是此时的中国人的内心却是以一种世界主人翁的姿态来看待世界的，甚至自觉地认为自己应该去解放世界的其他部分。这种心态和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并无不同。1978年之后，国门大开，中国人看到了世界的真实状况，心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再以拯救者的姿态看待世界，而是主动学习交流，融入世界大家庭。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大概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越是封闭的国家、封闭的世界，越会不可思议地把自己作为世界的中心，越会想到自己去主导世界。当我们读到《地球上的王家庄》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奋斗”“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之类的画面。小说的背景是一个封闭落后的乡村，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往往从村子出发，地球是王家庄人的地球，宇宙是王家庄人的宇宙，其实这就是“文革”时期中国人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我可以说，这两个词就是打开时空隧道之门的钥匙，就是撩开舞台帷幕的神棒。
八周岁出门远行
我想用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来描述《地球上的王家庄》的“我”。这篇小说的故事内核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从父亲那里得不到答案，于是划着船赶着八十六只或者一百零二只鸭子离开王家庄，出门远行走入乌金荡。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重点在远行之后的种种遭遇，《地球上的王家庄》重点在于远行之前的“我”的思考、迷茫和好奇心的膨胀。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小说的故事发展实际上是沿着“地图—好奇—探寻”的轨迹发展。铁凝的《哦，香雪》也按照这样的模式展开，也塑造了一个这样的人物形象，山村里的孩子被火车上的现代化事物比如文具盒吸引，产生了对外面的世界的想象与向往，进而想勇敢地走出去一探究竟。
和另外一篇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一样，《地球上的王家庄》也是从儿童视角写作。“我”是一个八周岁的男孩，本该上学的年龄却因为奇怪的“教育革命”逻辑而为生产队放着鸭子。小说中的“我”如果是一个职业养鸭人，肯定能数清鸭子的数量。为此，我曾经问过职业养鸭人。他们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不仅能数出鸭子的具体数目，而且对每一只鸭子的特征都了如指掌，不管这群鸭子与别的鸭群如何互动交叉，他们都能辨认出自己的鸭子。但是我们的主人公志不在此，一个精于计算、着眼于鸭子的孩子不适合承担虚幻的想象力。 八周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从人的心理发展规律看，这是一个人想象力发展最为迅速的年龄段。父亲从县城带来的地图激起了“我”对外面世界的想象与向往。不管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不管大西洋的水如何笔直地俯冲下去，一个无所谓“八十六还是一百零二”的孩子，他的兴奋点完全被这张地图所左右。这种纠结的思索恰恰是身心正常的一个反应。成年人认为是可笑的事情，放在一个孩子身上却是严肃、认真、可能的，这让角色人物性格矛盾而又和谐，在一个非正常的时代，天性或被扭曲变形，或被引入痴幻，“我”属于后者。
如果说今天的教育在限制、扼杀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过多地传授结论，过多地注重告诉他们“是什么”，过分地看中最后的成绩，忽略了过程，从而致使中小学生想象力正在衰减消失，而没有想象力和好奇心的少年儿童，脑海里会剩下什么？看一眼当下考场中的中小学生面目就有答案。那么，回到《地球上的王家庄》，那一个不需要为考试而发愁的时代，如果“我”和王爱国、王爱贫没有对王家庄命运的担忧，他们会关心什么？刘小枫在《那一代人的怕和愛》中写到了这一点——少年们的思想很自然地会被成年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占领，进而参与到成人世界的活动。比如“文革”时候的“红小兵”，他们是一群没有自我思想，没有想象力好奇心，对外界没有探究欲望的人，只知道听从成人的指令，在成人的指令下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地球上的王家庄》写了“文革”时期的一种特别的童真世界，作者有意选择王家庄这样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小村庄做背景，是要区别其他“文革”题材小说塑造的红小兵形象。虽然“我”无法游离时代把控，但八周岁的孩子毕竟被政治忽视，想象力才有悄悄生根发芽的空间，人性才有伸一个懒腰的偶尔。
神经病父亲
小说的结尾写道：
听村子里的人说，倒地之后我的父亲还在我的身上踢了一脚，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后来王家庄的人一直喊我神经病，“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尾。第一，父亲一巴掌把“我”打倒，为什么再踢“我”一脚并且对大队支书说我是神经病？第二，“我”高兴的原因是和父亲平起平坐，什么是平起平坐？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父亲在小说中是一个什么形象？一个乡间的另类，一个痴迷于星空的另类，一个被大家称为神经病的人。在那样一个荒谬的时代，所有人忙着在“最高指示”下生活的时候，这样一个人无疑是被主流话语排斥的。小说里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就没有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和猪狗和狗人和人。“东方红、太阳升”是具有暗示性符号性的词汇，猪狗人，也具有象征意义。这句话说的是，父亲痴迷于自己的研究固然可敬，但是一旦到了主流的话语世界里，他所关心的东西就没有了立足之地，他自己要么隐蔽起来，要么变成猪狗和没有思想的人。所以小说写道，父亲在夜里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到了白天，父亲全蔫了。除了吃饭他的嘴巴永远闭着。
一方面他有自己的思想和兴趣，另一方面又能主动地闭嘴。这样，父亲一巴掌把“我”打倒又能踢上一脚并且对大队支书说“我”是神经病就好理解了。既可以理解为父亲在大队支书面前的恐惧，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以“他是神经病”为理由希望免除赔偿。可见父亲身上具有农民的那种既朴实又狡黠的特征。他的尊严来自在夹缝中的生存能力，一方面他是一个“神经病”，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位负责任的父亲。在虚假、威权思想笼罩大地的时候，这样一个父亲形象无疑是可爱的。
一个八岁的孩子，当他认为自己和父亲能够平起平坐了，感到“非常高兴”。父亲在“我”的心中除了“神经病”以外还意味着什么？在一个成年人的儿子的世界里，一个被主流话语排斥的神经病父亲是自己的负担，而在一个八周岁的孩子世界里，这个痴迷于黑夜宇宙星空的父亲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分析“我”这一形象时说了，“我”有很强的好奇心，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那谁是“我”的引路人呢？小说告诉我们，是父亲从县城带来了《宇宙里有些什么》，带来了世界地图。是父亲给“我”讲宇宙星空，父亲的地图引起了村子里的热烈讨论。父亲是“我”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引路人，也是王家庄新鲜事物的引入者。在儿童世界里，这样一位父亲是一位神秘而有魅力的父亲。
与别的大人相比，这个父亲有一块“自留地”，他耕耘并种植自己的庄稼，享受着追求的快乐。我相信这个人物身上藏着哲学家康德的第一个理想——抬头仰望星空。即使是一个农民，即使是一个黑暗时代，保持仰望星空的姿态也是高大上的，白天在队长面前的俯首无损于那个光辉的形象。
关于地图的讨论
王家庄的外面是什么？大西洋的水流到了哪里？一个又一个荒诞不经的观点从一群煞有介事的讨论者口中说出来。他们在“我”家的地图下讨论，又到大队部门口讨论，地点转换颇具有严肃的象征意义。这些滑稽的场面放到荒诞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典型意义：没有正确的引导，人们从一个错误走向另外一个错误。我们还可以看到，威权思想和制度可以禁锢人们的思想，但鲜活的民间思想就如石块下的嫩芽，总能找到自己成长的空间。当人们厌倦了争斗，厌倦了知识，厌倦了政治，没有文化的人装出有文化的样子一本正经地讨论自认为严肃的话题，这不也是保护自己的方法吗？
我们仍然有一个疑问：王家庄的人为什么要对地图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如果不讨论地图，他们该讨论什么？父亲在自己的时间研究夜空，王家庄的普通人在自己的时间做什么？地图在当时是一件时尚的东西。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虽然自身封闭，但是中国人却以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心态关心这世界，“拯救全世界”是当时普通国人的最朴实想法。所以，当一幅世界地图来到王家庄，自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试想，如果父亲带来的是一幅画，比如《蒙娜丽莎的微笑》，那么小说的真实性会大打折扣。我们想说的是，小说的情节道具要有时代性和真实性，而地图这一细节恰恰是道具时代性和真实性的反应。
小说之中，地图使人们的生活由枯燥变得富有情趣。小说之外，这一情节使得小说更有曲折和波澜。
从故事的展开来看，看地图进而展开讨论是小说情节的关键节点。小说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开始部分写“我”是一个给生产队放鸭子的孩子，第二部分写父亲是一个神经病一样的怪人，第三部分大家围绕着地图讨论，第四部分写“我”赶着鸭子去寻找地球的边界。关于地图的讨论承接了前两个部分，又决定了最后一部分的高潮。巧妙的是在讨论地图的情节中，“我”和父亲这两个小说前半部分重要角色在文字中几乎消失了，但是又能感觉到他俩无处不在。首先，晚饭后大家挤在“我”家堂屋看墙上的地图。此时，小说中写道：人们不说话，我也不说话。这就告诉我们，“我”也是在场和大家一起看着地图陷入沉思。父亲呢？小说前一部分已经写了，父亲喜欢研究黑夜。那么可以设想，此时的父亲正在外面观察星空。当大家转移到大队部门前热烈而严肃地讨论时，“我”也消失了，故事的重点是王爱国王爱贫兄弟。众人的疑问最后落到满世界的水都淌到哪里去了。“我”仅仅出现了一次：“我们几个岁数小的一起低下了脑袋。”并且是包含在几个岁数小的孩子中间。可见，这一部分没有主体性鲜明的人物，而是众声喧哗。这也是小说写作的一个技巧，主人公固然重要，但不能让他说出小说的全部；要通过群体形象、个性不鲜明的人物衬托出主人公。一些经典的短篇小说如鲁迅的《孔乙己》《药》《明天》等，都写到那些群体形象，从侧面告诉我们主人公生活的处境。
在关于地图的讨论这一部分，群体形象对两个主要人物起到了什么作用？前面我们说了，两个主要人物在众声喧哗中退居次要地位，但又无时不在。众人的忧虑也是“我”的忧虑，众人的忧虑来源于父亲带来的地图。毕飞宇的高明之处，在这一部分并没有完全让“我”和父亲彻底沦为次要人物，在关于地图的讨论结束后“我”找到了父亲，“我”想在父亲这里找到在讨论的年轻人那里得不到的答案。父亲一如既往地给“我”介绍星空。“我”大骂父亲：都说你是神经病。这一情节告诉我们什么？我想，作家在此处还是在强调“我”和父亲两个主要人物的特征：“我”是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孩子，父亲貌似神经病，本质却是一个独立于世的哲人。
没有冥想就没有神经病；没有冥想，这世界也没有哲学家。
读者对小说的阅读，必然地会加入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思考。写作人更是如此。以上的解读仅仅是一家之言，仅供同行参考。
（作者单位：南京外国语学校）
姚树义，硕士毕业于东北师大现当代文学专业，现为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
去年，作家毕飞宇发表了一系列经典小说的重读文章，例如关于《促织》的重读，在文学界和语文教育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据说南大文学院的丁帆教授读完首篇已值夜深，按捺不住，还是打电话祝贺飞宇。有人说，毕飞宇作为作家，小说写得好；作为大学教授，学问也做得好。这一点，我深表赞同。我选择毕飞宇《地球上的王家庄》作为解读系列首篇，也算是对毕飞宇经典重读系列的一种致敬。
“地球”与“宇宙”
《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王家庄是一个最普通的村子，在中国不知道能找出多少个这样的村子。奇怪的是，作者用了“地球上”来修饰限定王家庄。一个是广阔的，一个是微小的；一个是纷繁的，一个是唯一的。这巨大的反差包含着怎样的考虑？与“地球上”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个词——“宇宙”。在小说中，村子里参与讨论的人自觉地把王家庄的命运置于地球上来考虑，没有任何的过渡和铺垫，好像王家庄之外就是地球。人物对村庄对命运的思考和担忧，一下子与地球宇宙联系起来，这多少让读者不解。成年人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样严肃的哲学问题，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把这类问题置于儿童的世界里，这样小说就具有了新鲜感，情节推进进入了自身的逻辑。
关于小说的故事背景的呈现方式，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各有不同。我们读《三国演义》《巴黎圣母院》《战争与和平》等长篇小说，会发现小说中有大量的文字在告诉读者小说发生在什么时代，故事的开展具有怎样的经济和社会逻辑。记得有人在评价司汤达的《红与黑》时说，这无异于讲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教科书。短篇小说不是这样。记得毕飞宇在一次闲谈时对筆者说过，他的短篇小说一般不超过8 000字；我翻阅他的短篇小说集子，确实如此。短篇小说是很多作家不敢小觑的必修课。你可以没有长篇，比如鲁迅，但有了《祝福》《药》就足够成为鲁迅；你不仅仅有长篇，而且有短篇，比如福克纳有《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莫言有《透明的红萝卜》，大师才成为完整的大师。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许多作家都把写短篇视为看家本领，一个短篇面世相当于作家登上擂台的一次亮相，是积蓄了满心的喜欢和浑身的力量。苏童曾经笑言，长篇是苏童写的，短篇才是我写的。由于要在较短的篇幅内呈现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思想内核，作家不可能花大量的文字去专门介绍小说的故事背景，而是把背景散布于小说的一个个碎片中，甚至隐藏起来。爱尔兰作家弗兰克·奥康纳在《孤独的声音：短篇小说讲座》中说，把短篇小说看作一种缩微艺术是本质错误。简略并不限于短篇小说。相反，短篇小说的定义在于它负载了那些“潜藏起来的声音”。从写作技巧上看，这当然有很高的难度系数，简直是作家的一种“炫技”。我们不妨做个比较，同是语文教材中的《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从“潜藏起来的声音”多少去听，听话就不必多听音，话讲在明处的多，这明显就是长篇小说的节选。
如果说，“地球”和“宇宙”就是那个小说时代背景的典型词汇。地球和宇宙这两个词携带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中国人什么时候最爱思考世界？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之后？可能大多数人认为是后者，我们却认为是前者。1978年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分水岭。此前，从政治经济上看，中国是与世界保持着封闭和半封闭状态的。但是此时的中国人的内心却是以一种世界主人翁的姿态来看待世界的，甚至自觉地认为自己应该去解放世界的其他部分。这种心态和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并无不同。1978年之后，国门大开，中国人看到了世界的真实状况，心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再以拯救者的姿态看待世界，而是主动学习交流，融入世界大家庭。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大概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越是封闭的国家、封闭的世界，越会不可思议地把自己作为世界的中心，越会想到自己去主导世界。当我们读到《地球上的王家庄》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奋斗”“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之类的画面。小说的背景是一个封闭落后的乡村，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往往从村子出发，地球是王家庄人的地球，宇宙是王家庄人的宇宙，其实这就是“文革”时期中国人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我可以说，这两个词就是打开时空隧道之门的钥匙，就是撩开舞台帷幕的神棒。
八周岁出门远行
我想用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来描述《地球上的王家庄》的“我”。这篇小说的故事内核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从父亲那里得不到答案，于是划着船赶着八十六只或者一百零二只鸭子离开王家庄，出门远行走入乌金荡。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重点在远行之后的种种遭遇，《地球上的王家庄》重点在于远行之前的“我”的思考、迷茫和好奇心的膨胀。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小说的故事发展实际上是沿着“地图—好奇—探寻”的轨迹发展。铁凝的《哦，香雪》也按照这样的模式展开，也塑造了一个这样的人物形象，山村里的孩子被火车上的现代化事物比如文具盒吸引，产生了对外面的世界的想象与向往，进而想勇敢地走出去一探究竟。
和另外一篇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一样，《地球上的王家庄》也是从儿童视角写作。“我”是一个八周岁的男孩，本该上学的年龄却因为奇怪的“教育革命”逻辑而为生产队放着鸭子。小说中的“我”如果是一个职业养鸭人，肯定能数清鸭子的数量。为此，我曾经问过职业养鸭人。他们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不仅能数出鸭子的具体数目，而且对每一只鸭子的特征都了如指掌，不管这群鸭子与别的鸭群如何互动交叉，他们都能辨认出自己的鸭子。但是我们的主人公志不在此，一个精于计算、着眼于鸭子的孩子不适合承担虚幻的想象力。 八周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从人的心理发展规律看，这是一个人想象力发展最为迅速的年龄段。父亲从县城带来的地图激起了“我”对外面世界的想象与向往。不管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不管大西洋的水如何笔直地俯冲下去，一个无所谓“八十六还是一百零二”的孩子，他的兴奋点完全被这张地图所左右。这种纠结的思索恰恰是身心正常的一个反应。成年人认为是可笑的事情，放在一个孩子身上却是严肃、认真、可能的，这让角色人物性格矛盾而又和谐，在一个非正常的时代，天性或被扭曲变形，或被引入痴幻，“我”属于后者。
如果说今天的教育在限制、扼杀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过多地传授结论，过多地注重告诉他们“是什么”，过分地看中最后的成绩，忽略了过程，从而致使中小学生想象力正在衰减消失，而没有想象力和好奇心的少年儿童，脑海里会剩下什么？看一眼当下考场中的中小学生面目就有答案。那么，回到《地球上的王家庄》，那一个不需要为考试而发愁的时代，如果“我”和王爱国、王爱贫没有对王家庄命运的担忧，他们会关心什么？刘小枫在《那一代人的怕和愛》中写到了这一点——少年们的思想很自然地会被成年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占领，进而参与到成人世界的活动。比如“文革”时候的“红小兵”，他们是一群没有自我思想，没有想象力好奇心，对外界没有探究欲望的人，只知道听从成人的指令，在成人的指令下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地球上的王家庄》写了“文革”时期的一种特别的童真世界，作者有意选择王家庄这样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小村庄做背景，是要区别其他“文革”题材小说塑造的红小兵形象。虽然“我”无法游离时代把控，但八周岁的孩子毕竟被政治忽视，想象力才有悄悄生根发芽的空间，人性才有伸一个懒腰的偶尔。
神经病父亲
小说的结尾写道：
听村子里的人说，倒地之后我的父亲还在我的身上踢了一脚，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后来王家庄的人一直喊我神经病，“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尾。第一，父亲一巴掌把“我”打倒，为什么再踢“我”一脚并且对大队支书说我是神经病？第二，“我”高兴的原因是和父亲平起平坐，什么是平起平坐？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父亲在小说中是一个什么形象？一个乡间的另类，一个痴迷于星空的另类，一个被大家称为神经病的人。在那样一个荒谬的时代，所有人忙着在“最高指示”下生活的时候，这样一个人无疑是被主流话语排斥的。小说里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就没有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和猪狗和狗人和人。“东方红、太阳升”是具有暗示性符号性的词汇，猪狗人，也具有象征意义。这句话说的是，父亲痴迷于自己的研究固然可敬，但是一旦到了主流的话语世界里，他所关心的东西就没有了立足之地，他自己要么隐蔽起来，要么变成猪狗和没有思想的人。所以小说写道，父亲在夜里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到了白天，父亲全蔫了。除了吃饭他的嘴巴永远闭着。
一方面他有自己的思想和兴趣，另一方面又能主动地闭嘴。这样，父亲一巴掌把“我”打倒又能踢上一脚并且对大队支书说“我”是神经病就好理解了。既可以理解为父亲在大队支书面前的恐惧，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以“他是神经病”为理由希望免除赔偿。可见父亲身上具有农民的那种既朴实又狡黠的特征。他的尊严来自在夹缝中的生存能力，一方面他是一个“神经病”，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位负责任的父亲。在虚假、威权思想笼罩大地的时候，这样一个父亲形象无疑是可爱的。
一个八岁的孩子，当他认为自己和父亲能够平起平坐了，感到“非常高兴”。父亲在“我”的心中除了“神经病”以外还意味着什么？在一个成年人的儿子的世界里，一个被主流话语排斥的神经病父亲是自己的负担，而在一个八周岁的孩子世界里，这个痴迷于黑夜宇宙星空的父亲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分析“我”这一形象时说了，“我”有很强的好奇心，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那谁是“我”的引路人呢？小说告诉我们，是父亲从县城带来了《宇宙里有些什么》，带来了世界地图。是父亲给“我”讲宇宙星空，父亲的地图引起了村子里的热烈讨论。父亲是“我”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引路人，也是王家庄新鲜事物的引入者。在儿童世界里，这样一位父亲是一位神秘而有魅力的父亲。
与别的大人相比，这个父亲有一块“自留地”，他耕耘并种植自己的庄稼，享受着追求的快乐。我相信这个人物身上藏着哲学家康德的第一个理想——抬头仰望星空。即使是一个农民，即使是一个黑暗时代，保持仰望星空的姿态也是高大上的，白天在队长面前的俯首无损于那个光辉的形象。
关于地图的讨论
王家庄的外面是什么？大西洋的水流到了哪里？一个又一个荒诞不经的观点从一群煞有介事的讨论者口中说出来。他们在“我”家的地图下讨论，又到大队部门口讨论，地点转换颇具有严肃的象征意义。这些滑稽的场面放到荒诞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典型意义：没有正确的引导，人们从一个错误走向另外一个错误。我们还可以看到，威权思想和制度可以禁锢人们的思想，但鲜活的民间思想就如石块下的嫩芽，总能找到自己成长的空间。当人们厌倦了争斗，厌倦了知识，厌倦了政治，没有文化的人装出有文化的样子一本正经地讨论自认为严肃的话题，这不也是保护自己的方法吗？
我们仍然有一个疑问：王家庄的人为什么要对地图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如果不讨论地图，他们该讨论什么？父亲在自己的时间研究夜空，王家庄的普通人在自己的时间做什么？地图在当时是一件时尚的东西。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虽然自身封闭，但是中国人却以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心态关心这世界，“拯救全世界”是当时普通国人的最朴实想法。所以，当一幅世界地图来到王家庄，自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试想，如果父亲带来的是一幅画，比如《蒙娜丽莎的微笑》，那么小说的真实性会大打折扣。我们想说的是，小说的情节道具要有时代性和真实性，而地图这一细节恰恰是道具时代性和真实性的反应。
小说之中，地图使人们的生活由枯燥变得富有情趣。小说之外，这一情节使得小说更有曲折和波澜。
从故事的展开来看，看地图进而展开讨论是小说情节的关键节点。小说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开始部分写“我”是一个给生产队放鸭子的孩子，第二部分写父亲是一个神经病一样的怪人，第三部分大家围绕着地图讨论，第四部分写“我”赶着鸭子去寻找地球的边界。关于地图的讨论承接了前两个部分，又决定了最后一部分的高潮。巧妙的是在讨论地图的情节中，“我”和父亲这两个小说前半部分重要角色在文字中几乎消失了，但是又能感觉到他俩无处不在。首先，晚饭后大家挤在“我”家堂屋看墙上的地图。此时，小说中写道：人们不说话，我也不说话。这就告诉我们，“我”也是在场和大家一起看着地图陷入沉思。父亲呢？小说前一部分已经写了，父亲喜欢研究黑夜。那么可以设想，此时的父亲正在外面观察星空。当大家转移到大队部门前热烈而严肃地讨论时，“我”也消失了，故事的重点是王爱国王爱贫兄弟。众人的疑问最后落到满世界的水都淌到哪里去了。“我”仅仅出现了一次：“我们几个岁数小的一起低下了脑袋。”并且是包含在几个岁数小的孩子中间。可见，这一部分没有主体性鲜明的人物，而是众声喧哗。这也是小说写作的一个技巧，主人公固然重要，但不能让他说出小说的全部；要通过群体形象、个性不鲜明的人物衬托出主人公。一些经典的短篇小说如鲁迅的《孔乙己》《药》《明天》等，都写到那些群体形象，从侧面告诉我们主人公生活的处境。
在关于地图的讨论这一部分，群体形象对两个主要人物起到了什么作用？前面我们说了，两个主要人物在众声喧哗中退居次要地位，但又无时不在。众人的忧虑也是“我”的忧虑，众人的忧虑来源于父亲带来的地图。毕飞宇的高明之处，在这一部分并没有完全让“我”和父亲彻底沦为次要人物，在关于地图的讨论结束后“我”找到了父亲，“我”想在父亲这里找到在讨论的年轻人那里得不到的答案。父亲一如既往地给“我”介绍星空。“我”大骂父亲：都说你是神经病。这一情节告诉我们什么？我想，作家在此处还是在强调“我”和父亲两个主要人物的特征：“我”是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孩子，父亲貌似神经病，本质却是一个独立于世的哲人。
没有冥想就没有神经病；没有冥想，这世界也没有哲学家。
读者对小说的阅读，必然地会加入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思考。写作人更是如此。以上的解读仅仅是一家之言，仅供同行参考。
（作者单位：南京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