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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洛神赋》是建安文学代表作家曹植创作的一篇著名抒情小赋，借洛水女神宓妃的神话传说描写了一个人神相恋的悲剧故事。有关这部作品的主旨，1000多年来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探索，看法各异。曹植后期政治处境极为艰难，一直深受文帝的迫害、压制，生活困顿，难以安定，但其思想中始终闪耀着渴望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的光芒。联系作者所处时代背景、思想及生活处境，“寄心君王说”更合乎情理。
[关键词]《洛神赋》；作品主旨；寄心君王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8-0053-04
一、《洛神赋》主题研究现状
《洛神赋》是三国时期魏国文学名家曹植的浪漫主义名篇，它以奇幻的想象、浪漫的神话题材，描写了一幕感人的人神相恋的爱情悲剧。其描写细腻、语言优美、抒情浓郁，千百年来获得了许多赞誉。但伴随而来的还有诸多争议，主要表现在时间和主题等方面。
关于《洛神赋》的创作时间，作品序中明云：“黄初三年，余朝京师。”但李注云：“黄初，文帝丕年号。《魏志》曰：‘黄初三年，立植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师。又《文纪》曰：‘黄初三年行幸许。’又曰：‘四年三月，还洛阳宫。’《魏志》及诸诗序并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误。”①由此可知，李善认为三年有误的说法是依据史书记载的曹植朝京师及文帝曹丕的活动时间。黄初三年，曹丕行幸许昌，至四年三月才返回京都洛阳，而序中说三年朝京师显然不合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魏志》中不提黄初三年曹植朝京师的事，大概是省略了。笔者不同意此说，没有记载的事就猜测为省略，这不可信。另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的注释中也明确说此赋写于黄初四年，前人也多认为是黄初四年所作，笔者亦持此观点。
近20年来，研究《洛神赋》主题的文章不胜枚举，主要有张文勋《苦闷的象征——〈洛神赋〉新议》，张媛《再谈〈洛神赋〉的主旨》，周明《怨与恋的情结——〈洛神赋〉寓意解说》，刘玉新《〈洛神赋〉寓意管窥——兼谈曹植与甄后的暧昧关系》，刘大为《〈洛神赋〉主题新论》，顾农《〈洛神赋〉新探》，林世芳《用弗洛伊德学说重新诠释〈洛神赋〉》，叶通贤《政治失落的遣怀——〈洛神赋〉主旨之再探索》，郑慧生《〈洛神赋〉发微》，渠晓云《〈洛神赋〉主题再探》，《曹植〈洛神赋〉的另一种解读》，傅刚《曹植与甄妃的学术公案——〈文选·洛神赋〉李善注辨析》等。
二、《洛神赋》主题概述
关于《洛神赋》的主旨，历代有“感甄说”、“寄心君王说”、“理想幻灭说”、“哀愁说”、“政治失落的遣怀说”及“怀念亡妻说”等，下文逐一评述。
“感甄说”出现的最早。此说最早出自《文选·洛神赋》李善注引记（清胡克家重刊宋尤袤本《文选》卷19），《记》曰：“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轩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②
此说在唐代十分盛行。中唐诗人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中有言：“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可见中唐时曹植与甄妃的爱情故事已流传开来。中唐之前，李白也写过这样的题材，如《感兴》其一（《全唐诗》卷183）：“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但诗中并未说宓妃就是甄妃，可见“感甄说”在盛唐时还未流传。晚唐传奇小说家裴铏的《传奇》今佚，仅《太平广记》中录有数篇。其中，卷311载有陈思王洛滨遇甄后精魄，作《感甄赋》一事。晚唐诗人李商隐亦同意“感甄说”，其诗歌中多次引用了曹植思悼甄后的典故，如《无题四首》：“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又如《代魏官私赠》：“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以上作品中均提及曹植与甄后恋爱一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感甄说”在中、晚唐时期很盛行。
到了宋代，王铚也赞同“感甄说”，他在《默记》中说曹植以甄后为写作对象，洛神只是一种假托而已。清代蒲松龄《聊斋》之《甄后》一篇中，在神仙世界里，甄后抛弃了曹丕，她只与曹植往来。蒲松龄这样的构思，就是信了“感甄说”。现代，郭沫若在《论曹植》一文中也认为《洛神赋》是有感于甄后而作。今人陈祖美、钟来因分别在《〈洛神赋〉主旨寻绎》、《〈洛神赋〉源流考论》中也对《洛神赋》的主旨作了阐释，即都同意“感甄说”。
同时，也有学者对“感甄说”提出异议：“有谓此赋为曹植和甄后恋爱一篇纪念文，完全是羌无故实依据之虚构，明清文士已作了许多驳正，无须诘难。”③“感甄说”的出处《记》首见于宋尤袤《李注文选》刻本，但明代袁氏及茶陵陈氏六臣注《文选》刊本中所载李善注均无此《记》。明代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说：“不解注此赋者，何以阑入甄后一事，致使忠爱之苦心，诬为禽兽之恶行，千古奇冤，莫大于此。”④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按《魏志》，后三岁失父，后袁绍纳为中子熙妻，曹操平冀州，丕纳之于邺，安有子建尝求为妻之事。小说家不过因赋中‘愿诚素之先达’二句而附会之。”又说：“按示枕、赉枕，里老之所不为，况帝又方猜忌诸弟！”⑤从这些反对意见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其一，“感甄说”的由来，即李善注引的《记》是否可靠，还存在疑问。胡克家认为这个注是尤袤所加，不是李善原注。笔者认同非李善原注这个看法，但说是尤袤所加，也非事实。因为早于尤袤的姚宽，在《西溪丛语》中亦曾引用过此注。
其二，“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据史书记载，甄氏于建安九年（204）被曹丕纳为妻，曹植初见甄氏时才13岁，而甄氏已23岁。13岁的曹植求23岁的甄氏，这不现实。 其三，曹植当时处在一种高压环境之中，稍不留心就有性命之忧，怎会觊觎其兄曹丕的妻子，还高调地感甄名赋，这是不合理的。曹丕命太子留宴从容，这更不可信。
其四，作品序中明言：“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此赋。”这与“感甄”有何关系？唐宋及清代的诗人、小说家作品中提及“感甄”，也不能当作史实，因为无从考证。
“理想幻灭说”以逯钦立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洛神赋》之以好色喻好修而设一梦境排演其悲观主义者，与屈、宋之赋固无异矣。”⑥但此说未能站稳脚跟。有学者对它的不合理性作了解释，认为《洛神赋》中的宓妃并无《骚》之宓妃的恶劣品质。笔者认为解释是合理的，《洛神赋》中的宓妃“环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俨然使宓妃以一种“端庄”、“娴静”、“温柔”的姿态浮现在我们眼前，确与《离骚》之“骄傲”的宓妃不同。
再谈谈“哀愁说”，此说强调《洛神赋》的创作并不关乎外在的人或事，只是重在抒发作者内心的愁闷情绪而已。虽也承认这种哀愁有产生的源头，即作者曹植的现实遭遇，但赋中最重要的还是哀愁本身。徐公持解释说：“君王是哀愁之王，洛神既是美丽之神，也是哀愁之神。二位人物的哀愁又融为一体，成为无法消解的情绪症结。”⑦笔者认为，此说的不合理性在于它仅仅把主旨理解为作品中两位人物的情绪化表征——哀愁，这是浅层次的理解。因为作品通篇只在结尾处出现了一个“愁”字，何以就将作品的主旨归为“哀愁”。再者，“人神殊道”不能相恋，怅然逝去，这种画面是美的。赋中也多处提及洛神的光鲜美丽，这种梦幻的境界又怎能被一种浓浓的哀愁气氛所压制。
“政治失落的遣怀说”则认为曹植将政治失落的愁郁遣怀于洛神。他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只能假托洛神进行自我安慰，似乎有点儿自欺的意思。这与曹植的性格不合。曹植虽也浪漫，但他绝不是一个一味沉浸在虚无幻想中的文人。他一生极度渴望建功立业，也一直在努力。自曹丕即位后，曹植遭到严重打击。但即便如此，他报效国家之心却从未改变过。若一味的幻想能排遣他心中的愁郁，那么，他在文学史上的魅力就减了许多。
最后谈谈“怀念亡妻说”。此说认为赋中所描写的女子并非甄氏，“这一女子，应该是曹植的前妻崔氏女。而《洛神赋》恰恰是曹植对崔氏女的悼亡之作”。⑧按此说，曹植的前妻崔氏之死与其亲叔父崔琰有关。曹操处死了崔琰，又逼死了崔氏。而崔氏必是在曹操死之前被处死的，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220）。这篇赋的创作时间为黄初四年（223）。至此，笔者认为“怀念亡妻说”亦不合理。对一个人的怀念之情，当时应该最强烈。若是“怀念亡妻”之作，就应在丧妻之时创作出具有强烈思念之情的作品，为何要等许多年过去了，才抒发自己的悼亡之情，这似乎不合人之常情。再者，赋中所描写的洛水女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这是个理想的美的化身，非常人所能及。赋中还有“无良媒以接欢兮”的语句，曹植感叹无“良媒”接通“欢情”，既是“悼念亡妻”，为何又这样写？
总之，以上说法都存在荒谬、不合理之处。下面说说与它们相对的“寄心君王说”。
三、“寄心君王说”
“寄心君王说”由清代学者何焯首次提出。他说：“《离骚》：‘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作为此赋，托辞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清代的丁宴在《曹集诠评》中也同意何焯的说法。笔者也比较倾向此说。下面具体阐述其合理性。
何以“寄心君王”？此问题的探讨须回归曹植本人。曹植后期的政治、生活处境等均已发生很大变化。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崩于洛阳，曹丕继位为魏王。不久又从汉献帝手中夺得了帝位。曹丕在位的七年时间里，同姓诸侯王均处在一种严苛的环境中。他们虽被封侯，却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与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可得。”⑨由此我们得到信息：第一，曹丕即位后为了巩固统治，便以封侯的方式削弱同姓王的力量，封侯有名无实；第二，诸侯王的王国里只安排些老兵镇守，使他们无力起兵造反；第三，诸侯王的封地远在千里之外，不允许他们擅留京都，与君王之间没有派使节问候的礼仪，相互之间不能私自往来，游猎不得超出规定范围；第四，设立监察官，诸侯王一直受到监视，一不小心就会获罪，进而会被削封邑、贬爵位。
这样的政治环境，对曹植而言，削邑、贬爵是常有的事。曹丕即位后，他与诸侯并就国，当时是临淄侯。黄初二年（221），被贬为安乡侯；不久该封鄄城侯，后又被迁居于邺城；三年（222），立为鄄城王；四年（223），徙封雍丘王。他曾在《迁都赋序》中言：“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当时这些地方多为贫瘠之地，如鄄城即山东省濮县，雍丘即河南杞县。屡次遭贬的曹植在物质上的待遇也大不如前。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植增邑五千，并前万户。黄初二年至三年（221～222），多有贬削。三年才邑二千五百户，可见之前的食邑必低于这个数。其兄曹彰在黄初元年时已为万户侯。总之，曹丕掌权时期，曹植的生活既不安定，又是困顿的。
另外，曹植在黄初年间受到的迫害也是较为严重的。曹丕一即位，就杀掉了曹植的羽翼丁仪、丁翼两兄弟及其家中男口。关于这一点，学术界一般就认为是曹植有感于两兄弟被杀而作诗《野田黄雀行》。诗中主要有两个意象，即“黄雀”和“少年”。作者通过少年拔剑刺破罗网救出黄雀的描写，表达了希望有人救出他落难的朋友的美好愿望。黄初二年（221），受曹丕指派的监国谒者灌均诬告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植无端获罪，险被治罪。因其母卞太后的缘故，才保住了性命，但还是被贬为安乡侯。黄初四年（223），朝京都时，文帝一直不予诏见，令植独处西馆。他内心诚惶诚恐，献《责躬》、《应诏》二诗给曹丕后，才得到了被召见的机会。《魏略》曰：“会植科头负鈇锧，徒跣诣阙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见之，帝犹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身负刑具，赤脚朝见，曹植即以这种罪人的形象去见曹丕。处于高压迫害之下的他，已无力保全自己做人的尊严，只能伏罪称臣，低头认错。 由于屡次的徙封和高压迫害，曹植与文帝的距离就拉远了。曹植在黄初年间一度远离京都，在外漂泊，居无定所，客观上拉开了与文帝的距离。再加上曹丕的种种迫害，更是在内心深处拉开了兄弟间的距离。此时，曹植内心深感“不被亲近”的结果亦是必然。然而曹植在赋中表达“不被亲近”之感时并无怨恨之意。他以一句“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的哀叹道出了不能与君王亲近的原因是人神之道不同，并非君王有意为之。当时处于严苛政治环境中，他必不能明言自己内心的愤懑，于是借美丽的洛水之神以寄心文帝：“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何焯解释君王喻文帝。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此处“潜处太阴”的应仍是君王，而“寄心君王”的是余（曹植）。若按何焯的观点，曹植自言处于太阴，然人居阳，鬼神居阴。植并非鬼神，所以笔者觉得有些牵强了。若依笔者所言，说明分别时“洛神”与“余”都恋恋不舍，“君王”对“余”亦有情，此亦合乎曹植的创作心理。
“寄心君王”一方面表现了兄弟间不得亲近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曹植在政治上冀求任用的心愿。他自幼受过战争生活的锻炼，对政治有历久不衰的热情。再者，考察曹植的思想，我们发现儒家思想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有强烈的功名事业心。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在其前期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到了后期，虽然其思想中更显儒家思想“忠”、“信”的一面，但他对政治的热情依存。屈原在《离骚》中表达了自己热爱祖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他有“美政”之理想，终因楚王的不信任和佞臣的离间而致君臣乖违，事功不成。曹植借《洛神赋》亦想表达自己不被任用的苦闷。纵观他的一生，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其政治理想始终未变。在《与杨德祖书》中有言：“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到了后期，植虽生活困顿，然依旧在《责躬》诗中有这样的志向：“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豪氂，微功自赎。危躯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奋戈吴、越。”总之，他一生渴望征战沙场，建功立业。然其越是有这样的志向，越加重了曹丕对他的猜忌，认为他有野心，因而越不被任用。曹丕在位期间，曹植在政治上始终无所作为，只能战战兢兢地活着，不断地于诬告后服罪。这时的他渴望自由，更渴望文帝能给他一个参与政事的机会。作品中，他将君王与洛神的形象融为一体，他思慕洛神的美好，哀叹与其不能交接，从中寄托自己希求被任用的政治理想。国君是国家的象征，臣子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曹植一生都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然盛年之时却不能与君相配合，只能“遗情想像，顾望怀愁。”
四、结语
综上所述，曹植在后期生活中与君王曹丕“不得亲近”，屡次的徙封和高压迫害大大拉开了兄弟间的距离。另外，其在政治上也一直陷于不被君王任用的困境，空怀一颗渴望建立功业的诚心却始终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他渴望得到君王的亲近，更渴望得到任用，在《洛神赋》中，曹植表达出的渴求君王亲近的感情是异常强烈的，他将自己的一片赤心都寄托在了君王的身上，所以，笔者认为《洛神赋》的主旨应是“寄心君王”。
[关键词]《洛神赋》；作品主旨；寄心君王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8-0053-04
一、《洛神赋》主题研究现状
《洛神赋》是三国时期魏国文学名家曹植的浪漫主义名篇，它以奇幻的想象、浪漫的神话题材，描写了一幕感人的人神相恋的爱情悲剧。其描写细腻、语言优美、抒情浓郁，千百年来获得了许多赞誉。但伴随而来的还有诸多争议，主要表现在时间和主题等方面。
关于《洛神赋》的创作时间，作品序中明云：“黄初三年，余朝京师。”但李注云：“黄初，文帝丕年号。《魏志》曰：‘黄初三年，立植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师。又《文纪》曰：‘黄初三年行幸许。’又曰：‘四年三月，还洛阳宫。’《魏志》及诸诗序并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误。”①由此可知，李善认为三年有误的说法是依据史书记载的曹植朝京师及文帝曹丕的活动时间。黄初三年，曹丕行幸许昌，至四年三月才返回京都洛阳，而序中说三年朝京师显然不合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魏志》中不提黄初三年曹植朝京师的事，大概是省略了。笔者不同意此说，没有记载的事就猜测为省略，这不可信。另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的注释中也明确说此赋写于黄初四年，前人也多认为是黄初四年所作，笔者亦持此观点。
近20年来，研究《洛神赋》主题的文章不胜枚举，主要有张文勋《苦闷的象征——〈洛神赋〉新议》，张媛《再谈〈洛神赋〉的主旨》，周明《怨与恋的情结——〈洛神赋〉寓意解说》，刘玉新《〈洛神赋〉寓意管窥——兼谈曹植与甄后的暧昧关系》，刘大为《〈洛神赋〉主题新论》，顾农《〈洛神赋〉新探》，林世芳《用弗洛伊德学说重新诠释〈洛神赋〉》，叶通贤《政治失落的遣怀——〈洛神赋〉主旨之再探索》，郑慧生《〈洛神赋〉发微》，渠晓云《〈洛神赋〉主题再探》，《曹植〈洛神赋〉的另一种解读》，傅刚《曹植与甄妃的学术公案——〈文选·洛神赋〉李善注辨析》等。
二、《洛神赋》主题概述
关于《洛神赋》的主旨，历代有“感甄说”、“寄心君王说”、“理想幻灭说”、“哀愁说”、“政治失落的遣怀说”及“怀念亡妻说”等，下文逐一评述。
“感甄说”出现的最早。此说最早出自《文选·洛神赋》李善注引记（清胡克家重刊宋尤袤本《文选》卷19），《记》曰：“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轩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②
此说在唐代十分盛行。中唐诗人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中有言：“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可见中唐时曹植与甄妃的爱情故事已流传开来。中唐之前，李白也写过这样的题材，如《感兴》其一（《全唐诗》卷183）：“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但诗中并未说宓妃就是甄妃，可见“感甄说”在盛唐时还未流传。晚唐传奇小说家裴铏的《传奇》今佚，仅《太平广记》中录有数篇。其中，卷311载有陈思王洛滨遇甄后精魄，作《感甄赋》一事。晚唐诗人李商隐亦同意“感甄说”，其诗歌中多次引用了曹植思悼甄后的典故，如《无题四首》：“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又如《代魏官私赠》：“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以上作品中均提及曹植与甄后恋爱一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感甄说”在中、晚唐时期很盛行。
到了宋代，王铚也赞同“感甄说”，他在《默记》中说曹植以甄后为写作对象，洛神只是一种假托而已。清代蒲松龄《聊斋》之《甄后》一篇中，在神仙世界里，甄后抛弃了曹丕，她只与曹植往来。蒲松龄这样的构思，就是信了“感甄说”。现代，郭沫若在《论曹植》一文中也认为《洛神赋》是有感于甄后而作。今人陈祖美、钟来因分别在《〈洛神赋〉主旨寻绎》、《〈洛神赋〉源流考论》中也对《洛神赋》的主旨作了阐释，即都同意“感甄说”。
同时，也有学者对“感甄说”提出异议：“有谓此赋为曹植和甄后恋爱一篇纪念文，完全是羌无故实依据之虚构，明清文士已作了许多驳正，无须诘难。”③“感甄说”的出处《记》首见于宋尤袤《李注文选》刻本，但明代袁氏及茶陵陈氏六臣注《文选》刊本中所载李善注均无此《记》。明代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说：“不解注此赋者，何以阑入甄后一事，致使忠爱之苦心，诬为禽兽之恶行，千古奇冤，莫大于此。”④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按《魏志》，后三岁失父，后袁绍纳为中子熙妻，曹操平冀州，丕纳之于邺，安有子建尝求为妻之事。小说家不过因赋中‘愿诚素之先达’二句而附会之。”又说：“按示枕、赉枕，里老之所不为，况帝又方猜忌诸弟！”⑤从这些反对意见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其一，“感甄说”的由来，即李善注引的《记》是否可靠，还存在疑问。胡克家认为这个注是尤袤所加，不是李善原注。笔者认同非李善原注这个看法，但说是尤袤所加，也非事实。因为早于尤袤的姚宽，在《西溪丛语》中亦曾引用过此注。
其二，“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据史书记载，甄氏于建安九年（204）被曹丕纳为妻，曹植初见甄氏时才13岁，而甄氏已23岁。13岁的曹植求23岁的甄氏，这不现实。 其三，曹植当时处在一种高压环境之中，稍不留心就有性命之忧，怎会觊觎其兄曹丕的妻子，还高调地感甄名赋，这是不合理的。曹丕命太子留宴从容，这更不可信。
其四，作品序中明言：“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此赋。”这与“感甄”有何关系？唐宋及清代的诗人、小说家作品中提及“感甄”，也不能当作史实，因为无从考证。
“理想幻灭说”以逯钦立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洛神赋》之以好色喻好修而设一梦境排演其悲观主义者，与屈、宋之赋固无异矣。”⑥但此说未能站稳脚跟。有学者对它的不合理性作了解释，认为《洛神赋》中的宓妃并无《骚》之宓妃的恶劣品质。笔者认为解释是合理的，《洛神赋》中的宓妃“环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俨然使宓妃以一种“端庄”、“娴静”、“温柔”的姿态浮现在我们眼前，确与《离骚》之“骄傲”的宓妃不同。
再谈谈“哀愁说”，此说强调《洛神赋》的创作并不关乎外在的人或事，只是重在抒发作者内心的愁闷情绪而已。虽也承认这种哀愁有产生的源头，即作者曹植的现实遭遇，但赋中最重要的还是哀愁本身。徐公持解释说：“君王是哀愁之王，洛神既是美丽之神，也是哀愁之神。二位人物的哀愁又融为一体，成为无法消解的情绪症结。”⑦笔者认为，此说的不合理性在于它仅仅把主旨理解为作品中两位人物的情绪化表征——哀愁，这是浅层次的理解。因为作品通篇只在结尾处出现了一个“愁”字，何以就将作品的主旨归为“哀愁”。再者，“人神殊道”不能相恋，怅然逝去，这种画面是美的。赋中也多处提及洛神的光鲜美丽，这种梦幻的境界又怎能被一种浓浓的哀愁气氛所压制。
“政治失落的遣怀说”则认为曹植将政治失落的愁郁遣怀于洛神。他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只能假托洛神进行自我安慰，似乎有点儿自欺的意思。这与曹植的性格不合。曹植虽也浪漫，但他绝不是一个一味沉浸在虚无幻想中的文人。他一生极度渴望建功立业，也一直在努力。自曹丕即位后，曹植遭到严重打击。但即便如此，他报效国家之心却从未改变过。若一味的幻想能排遣他心中的愁郁，那么，他在文学史上的魅力就减了许多。
最后谈谈“怀念亡妻说”。此说认为赋中所描写的女子并非甄氏，“这一女子，应该是曹植的前妻崔氏女。而《洛神赋》恰恰是曹植对崔氏女的悼亡之作”。⑧按此说，曹植的前妻崔氏之死与其亲叔父崔琰有关。曹操处死了崔琰，又逼死了崔氏。而崔氏必是在曹操死之前被处死的，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220）。这篇赋的创作时间为黄初四年（223）。至此，笔者认为“怀念亡妻说”亦不合理。对一个人的怀念之情，当时应该最强烈。若是“怀念亡妻”之作，就应在丧妻之时创作出具有强烈思念之情的作品，为何要等许多年过去了，才抒发自己的悼亡之情，这似乎不合人之常情。再者，赋中所描写的洛水女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这是个理想的美的化身，非常人所能及。赋中还有“无良媒以接欢兮”的语句，曹植感叹无“良媒”接通“欢情”，既是“悼念亡妻”，为何又这样写？
总之，以上说法都存在荒谬、不合理之处。下面说说与它们相对的“寄心君王说”。
三、“寄心君王说”
“寄心君王说”由清代学者何焯首次提出。他说：“《离骚》：‘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作为此赋，托辞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清代的丁宴在《曹集诠评》中也同意何焯的说法。笔者也比较倾向此说。下面具体阐述其合理性。
何以“寄心君王”？此问题的探讨须回归曹植本人。曹植后期的政治、生活处境等均已发生很大变化。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崩于洛阳，曹丕继位为魏王。不久又从汉献帝手中夺得了帝位。曹丕在位的七年时间里，同姓诸侯王均处在一种严苛的环境中。他们虽被封侯，却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与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可得。”⑨由此我们得到信息：第一，曹丕即位后为了巩固统治，便以封侯的方式削弱同姓王的力量，封侯有名无实；第二，诸侯王的王国里只安排些老兵镇守，使他们无力起兵造反；第三，诸侯王的封地远在千里之外，不允许他们擅留京都，与君王之间没有派使节问候的礼仪，相互之间不能私自往来，游猎不得超出规定范围；第四，设立监察官，诸侯王一直受到监视，一不小心就会获罪，进而会被削封邑、贬爵位。
这样的政治环境，对曹植而言，削邑、贬爵是常有的事。曹丕即位后，他与诸侯并就国，当时是临淄侯。黄初二年（221），被贬为安乡侯；不久该封鄄城侯，后又被迁居于邺城；三年（222），立为鄄城王；四年（223），徙封雍丘王。他曾在《迁都赋序》中言：“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当时这些地方多为贫瘠之地，如鄄城即山东省濮县，雍丘即河南杞县。屡次遭贬的曹植在物质上的待遇也大不如前。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植增邑五千，并前万户。黄初二年至三年（221～222），多有贬削。三年才邑二千五百户，可见之前的食邑必低于这个数。其兄曹彰在黄初元年时已为万户侯。总之，曹丕掌权时期，曹植的生活既不安定，又是困顿的。
另外，曹植在黄初年间受到的迫害也是较为严重的。曹丕一即位，就杀掉了曹植的羽翼丁仪、丁翼两兄弟及其家中男口。关于这一点，学术界一般就认为是曹植有感于两兄弟被杀而作诗《野田黄雀行》。诗中主要有两个意象，即“黄雀”和“少年”。作者通过少年拔剑刺破罗网救出黄雀的描写，表达了希望有人救出他落难的朋友的美好愿望。黄初二年（221），受曹丕指派的监国谒者灌均诬告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植无端获罪，险被治罪。因其母卞太后的缘故，才保住了性命，但还是被贬为安乡侯。黄初四年（223），朝京都时，文帝一直不予诏见，令植独处西馆。他内心诚惶诚恐，献《责躬》、《应诏》二诗给曹丕后，才得到了被召见的机会。《魏略》曰：“会植科头负鈇锧，徒跣诣阙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见之，帝犹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身负刑具，赤脚朝见，曹植即以这种罪人的形象去见曹丕。处于高压迫害之下的他，已无力保全自己做人的尊严，只能伏罪称臣，低头认错。 由于屡次的徙封和高压迫害，曹植与文帝的距离就拉远了。曹植在黄初年间一度远离京都，在外漂泊，居无定所，客观上拉开了与文帝的距离。再加上曹丕的种种迫害，更是在内心深处拉开了兄弟间的距离。此时，曹植内心深感“不被亲近”的结果亦是必然。然而曹植在赋中表达“不被亲近”之感时并无怨恨之意。他以一句“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的哀叹道出了不能与君王亲近的原因是人神之道不同，并非君王有意为之。当时处于严苛政治环境中，他必不能明言自己内心的愤懑，于是借美丽的洛水之神以寄心文帝：“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何焯解释君王喻文帝。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此处“潜处太阴”的应仍是君王，而“寄心君王”的是余（曹植）。若按何焯的观点，曹植自言处于太阴，然人居阳，鬼神居阴。植并非鬼神，所以笔者觉得有些牵强了。若依笔者所言，说明分别时“洛神”与“余”都恋恋不舍，“君王”对“余”亦有情，此亦合乎曹植的创作心理。
“寄心君王”一方面表现了兄弟间不得亲近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曹植在政治上冀求任用的心愿。他自幼受过战争生活的锻炼，对政治有历久不衰的热情。再者，考察曹植的思想，我们发现儒家思想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有强烈的功名事业心。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在其前期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到了后期，虽然其思想中更显儒家思想“忠”、“信”的一面，但他对政治的热情依存。屈原在《离骚》中表达了自己热爱祖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他有“美政”之理想，终因楚王的不信任和佞臣的离间而致君臣乖违，事功不成。曹植借《洛神赋》亦想表达自己不被任用的苦闷。纵观他的一生，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其政治理想始终未变。在《与杨德祖书》中有言：“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到了后期，植虽生活困顿，然依旧在《责躬》诗中有这样的志向：“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豪氂，微功自赎。危躯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奋戈吴、越。”总之，他一生渴望征战沙场，建功立业。然其越是有这样的志向，越加重了曹丕对他的猜忌，认为他有野心，因而越不被任用。曹丕在位期间，曹植在政治上始终无所作为，只能战战兢兢地活着，不断地于诬告后服罪。这时的他渴望自由，更渴望文帝能给他一个参与政事的机会。作品中，他将君王与洛神的形象融为一体，他思慕洛神的美好，哀叹与其不能交接，从中寄托自己希求被任用的政治理想。国君是国家的象征，臣子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曹植一生都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然盛年之时却不能与君相配合，只能“遗情想像，顾望怀愁。”
四、结语
综上所述，曹植在后期生活中与君王曹丕“不得亲近”，屡次的徙封和高压迫害大大拉开了兄弟间的距离。另外，其在政治上也一直陷于不被君王任用的困境，空怀一颗渴望建立功业的诚心却始终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他渴望得到君王的亲近，更渴望得到任用，在《洛神赋》中，曹植表达出的渴求君王亲近的感情是异常强烈的，他将自己的一片赤心都寄托在了君王的身上，所以，笔者认为《洛神赋》的主旨应是“寄心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