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耘同志以他特有的散文笔调写出的革命回忆录《风雨年华》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自传体作品，作者把史实与文学因素有机地融合起来；在丰富史传文学表现手段方面，进行了探索。值得研究和重视。
　　真实，无疑应是史传文学的坚实根基。然而，经历过十年动乱以后，有不少历史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因而，如何把握这种历史的分寸感首先就成为史传文学成败的一个关键。党中央一系列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的进程，不过，史传文学的创作毕竟是要面对十分具体的人和事的，要达到历史的真实，不仅需要作者有敏锐的目光，而且更需要有艺术家的勇气。《风雨年华》蕴含着深沉的艺术魅力，首要原因就在于它是真实的，作者以司马迁写《史记》的实录精神：“不虚美，不隐恶”为标准来书写历史和人物。就是对“尊者”、“贤者”和“亲者”，也包括对自己，都不例外，作品中所涉及到的史实，也忠实于历史原貌，做到“假话不说，真话有选择地说”。这种求实的态度，使本书具有了很大的历史严肃性和真实性。
　　史传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散文创作，它要求逼真求实地描摹历史事件，尤其是历史人物。在这方面，我们的史传文学工作者在创作中，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无可讳言，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较忽视历史人物的历史局限和作为具体人的一面，因此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风雨年华》中的历史人物之所以写得栩栩如生与作者“不想向任何人的身上泼污水，但是我也不想给任何人的头顶罩上神圣的光圈”的写作宗旨是密切相关的。要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历史功过的写作态度，则正是使笔下历史人物活现起来的最大奥秘。应该说是三中全会精神给了作者这个胆量和魄力，给了《风雨年华》以历史全貌和人物全貌的总体构思。这在当代史传文学上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作者今天能在艺术和学术工作中做出成绩，当年是得力于张铁生(国际问题专家)那种一丝不苟的严格要求和教导的。但作者在下笔记述张铁生时仍公正地写道：“谁也不否认，铁公是一个正派的好人，是一个严肃认真、勤奋好学的学者，但同时他又为自己、也为别人设立了许多框框条条和禁区。他的工作和事业，以至他个人私生活的幸福，全都蒙受这种害人害己的教条主义的损害。”作者笔下的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邵荃麟，则是另一副模样，温文尔雅，文人习气相当浓厚。“其为人也，口无恶声，胸有成竹，急人之急，损己利人”。“象他这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领导人，我一生中遇到的并不太多”。然而作者还是要说：“要记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情况，无论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都回避不了他这个人的。”记得狄德罗在看到一位画家画了一个最完美最罕见的人物头像后说：“但是我认为画家应该使我看到她额上露出一点轻微的裂痕，鬃边现出一个小瘢点，下唇现出一个小得看不见的伤口才好，这样就会使这幅画马上从一种理想变成了一幅画像了。”(见《西方美学史》上)史传文学中出现的人物毕竟不是“理想”中的人物，而应是散发着历史气息的人。黄秋耘在描摹历史人物“画像”时，不仅以“真实”和“不讳”为宗旨，同时大量运用可以情动人的文学手段，使他笔下的人物不再是苍白的固定模式，而是丰满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体。不仅真实可信，也是亲切感人的。
　　
　　(《风雨年华》，黄秋耘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一版，0.5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