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6年4月14～15日，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举办了“中美关系展望”学术研讨会。来自本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美国驻华使馆官员等60余入与会。会议围绕中美关系的现状、影响十美关系发展的积极和消极因素，以及十美关系的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中美关系的特点
与会者认为，当前中美关系具有稳定性，脆弱性、复杂性等特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王缉思认为，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已经稳定，突发事件影响中美关系全面后退的可能性极小。中美之间这种稳定关系的发展，由需要两国共同合作解决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性问题所决定，与全球化发展相吻合的。他还指出，中国提山“和平发展”道路及其实践对发展中美关系是有益的，但两国关系仍然存在较长的磨合阶段。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认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性是总体稳定和局部不稳定的结合，这是由当前的国际格局决定，也是中国采取“和平发展”的温和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它同时体现了两个国家的大国体制：即两国的领导人、决策者和政治梢英多具有大局观、战略意识和老成持重的风格。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王宝付认为，中美关系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问题仁。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认为，中美两国之间，“高政治”的矛盾在扩大，“低政治”的共同利益在增长。但“低政治”共同利益的发展不能抵消“高政治”矛盾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中美关系的脆弱性又与其复杂性的特征互相关联。
崔立如谈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他认为，对复杂性的认识是两国领导入的新共识。这种复杂性是指中美关系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经济层面最好，以合作为主导；在政治层面，美国处于对中国的攻势，在安全层面，美国采取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手段。复杂性还表现在政策定位问题上，双方在对双边关系定性方面仍有诸多不确定和模糊的因素，
(二)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
与会者大多认为，经贸关系促进中美关系发展最重要的积极因素。此外，中美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的合作、中美双方政策愈来愈务实的调整也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胡国成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已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调整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使中国能够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伙伴，在政治和安全上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同时，中国也采取了更为主动积极的对美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为，中美不仅有许多共同利益，还有许多共同点：如中美共处全球化时代、共处核武器时代、共处恐怖主义时代，中美共同遵守公认的国际规则，两国文化都具宽容性，中美两国的社会共性大于差异性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认为，中美在反恐与防扩散方面的合作是两国合作的坚实基础。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认为，中美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可以成为双方合作的基础。
关于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与会者谈到台湾问题、军事交流、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问题。
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许世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与美国在“一个中国、维持现状、反对‘台独”等三个方面有相近的立场，台海局势不会在近期内出现恶化的趋势。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袁鹏认为台湾问题仍将是中美关系间最重要一个战略问题。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杨毅教授认为军事关系的互不信任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着消极的作用。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姚云竹教授则坦言中美之间的军事互信不足造成了敌对心态、军事交流具体形式问题争议、军事透明度等问题，使两军关系发展在中美关系中呈现出不对称性、滞后性等特点。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马秀山研究员指出中美知识产权问题存在政治化倾向，已构成美国对中国在经贸领域的“人权问题”。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金融研究会王元龙研究员指出，美国力促中国调整汇率的原因在于希望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及选举的考量；美国政界一些人士依旧存在冷战思维，试图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授指出，美国一直把推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所以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敌视成为中美关系发展中必须正视的消极因素。
(三)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与会学者认为，合作与竞争、协调与对抗将是中美未来关系中的常态。短期内，两国关系的性质主要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从中长期看，则取决于中国能否持续增强综合国力以及采取明智、务实的决策。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宫力指出，作为东亚地区的两个“超级大国”，中方要重视美国，正确评估美国的实力，同时两国应该建立一种危机管理机制，特别要在军事上探讨如何通过增进军事技术交流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认为，中美之间存在“权势转移”趋向，将出现“平分秋色”和“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两种可能远景，中美关系真正面临的全局性考验将出现在10年至15年后，并且将是在军事力量对比领域，需要考虑届时出现中美冷战的可能性。
中央党校姜长斌教授强调，在分析中美关系时，要看到其存在的两画性，努力做到变消极为积极，改变中美关系仍处于外力作用的状态。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马小军教授认为，目前存在进行能源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中美两国应把握战略高度与历史契机，妥善推进能源合作。
军事科学院彭光谦教授强调，中美在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分歧难以弥和，但在政治和经济上也相互承担不起双边关系彻底破裂的代价，军事上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对抗性冲突。
(一)中美关系的特点
与会者认为，当前中美关系具有稳定性，脆弱性、复杂性等特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王缉思认为，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已经稳定，突发事件影响中美关系全面后退的可能性极小。中美之间这种稳定关系的发展，由需要两国共同合作解决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性问题所决定，与全球化发展相吻合的。他还指出，中国提山“和平发展”道路及其实践对发展中美关系是有益的，但两国关系仍然存在较长的磨合阶段。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认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性是总体稳定和局部不稳定的结合，这是由当前的国际格局决定，也是中国采取“和平发展”的温和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它同时体现了两个国家的大国体制：即两国的领导人、决策者和政治梢英多具有大局观、战略意识和老成持重的风格。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王宝付认为，中美关系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问题仁。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认为，中美两国之间，“高政治”的矛盾在扩大，“低政治”的共同利益在增长。但“低政治”共同利益的发展不能抵消“高政治”矛盾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中美关系的脆弱性又与其复杂性的特征互相关联。
崔立如谈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他认为，对复杂性的认识是两国领导入的新共识。这种复杂性是指中美关系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经济层面最好，以合作为主导；在政治层面，美国处于对中国的攻势，在安全层面，美国采取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手段。复杂性还表现在政策定位问题上，双方在对双边关系定性方面仍有诸多不确定和模糊的因素，
(二)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
与会者大多认为，经贸关系促进中美关系发展最重要的积极因素。此外，中美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的合作、中美双方政策愈来愈务实的调整也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胡国成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已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调整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使中国能够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伙伴，在政治和安全上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同时，中国也采取了更为主动积极的对美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为，中美不仅有许多共同利益，还有许多共同点：如中美共处全球化时代、共处核武器时代、共处恐怖主义时代，中美共同遵守公认的国际规则，两国文化都具宽容性，中美两国的社会共性大于差异性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认为，中美在反恐与防扩散方面的合作是两国合作的坚实基础。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认为，中美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可以成为双方合作的基础。
关于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与会者谈到台湾问题、军事交流、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问题。
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许世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与美国在“一个中国、维持现状、反对‘台独”等三个方面有相近的立场，台海局势不会在近期内出现恶化的趋势。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袁鹏认为台湾问题仍将是中美关系间最重要一个战略问题。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杨毅教授认为军事关系的互不信任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着消极的作用。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姚云竹教授则坦言中美之间的军事互信不足造成了敌对心态、军事交流具体形式问题争议、军事透明度等问题，使两军关系发展在中美关系中呈现出不对称性、滞后性等特点。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马秀山研究员指出中美知识产权问题存在政治化倾向，已构成美国对中国在经贸领域的“人权问题”。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金融研究会王元龙研究员指出，美国力促中国调整汇率的原因在于希望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及选举的考量；美国政界一些人士依旧存在冷战思维，试图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授指出，美国一直把推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所以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敌视成为中美关系发展中必须正视的消极因素。
(三)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与会学者认为，合作与竞争、协调与对抗将是中美未来关系中的常态。短期内，两国关系的性质主要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从中长期看，则取决于中国能否持续增强综合国力以及采取明智、务实的决策。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宫力指出，作为东亚地区的两个“超级大国”，中方要重视美国，正确评估美国的实力，同时两国应该建立一种危机管理机制，特别要在军事上探讨如何通过增进军事技术交流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认为，中美之间存在“权势转移”趋向，将出现“平分秋色”和“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两种可能远景，中美关系真正面临的全局性考验将出现在10年至15年后，并且将是在军事力量对比领域，需要考虑届时出现中美冷战的可能性。
中央党校姜长斌教授强调，在分析中美关系时，要看到其存在的两画性，努力做到变消极为积极，改变中美关系仍处于外力作用的状态。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马小军教授认为，目前存在进行能源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中美两国应把握战略高度与历史契机，妥善推进能源合作。
军事科学院彭光谦教授强调，中美在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分歧难以弥和，但在政治和经济上也相互承担不起双边关系彻底破裂的代价，军事上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对抗性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