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3·15”晚会，如果从不法商家的视角来看，十足一个“打气会”。
　　因为不法商家会发现：它们最大的商机，就在于消费者“个体维权”的意识之弱。
　　比如：运营商给宽带用户推垃圾广告，只有少数用户有意见，而且“给他们电话里充十块钱就没事了”。
　　再有，做假药的向记者传授经营秘籍：“坚定一个信念，如果消费者有意见，一说不满意，退！大刀阔斧地退没事，就算这个产品百分之百没效果，它也不可能有百分之百退货率。”
　　也就是说，大批被坑而没作任何抗议的消费者，“保障”了这些行当的高利润。
　　可惜的是，即使晚会义正辞严地谴责时，也只是把落脚点放在了执法部门需要加大执法力度上。但问题是：连许多被侵害的消费者都没抗议，谁又去推动执法部门“加大力度”呢？
　　事实上，另一个给不法商家打气的地方，正在于此。中国消费者保护中的最大弱点就是过于依赖执法人员，似乎他们才是权益保护的主角。连做假药的都总结出经验了：要避开大的执法活动，而且广告到3月就停，3月20号，也就是过了“3·15”之后再播，就没事了。“管”好他们就做好“风险管理”了。
　　让人看穿了不法商家的最大商机，又看穿了消费者保护的最大弱点，只要不成撞在枪口上的那几个倒霉蛋，也就没什么事儿了。如此，“3·15”晚会岂不成了十足的不法商家打气会？
　　评心：
　　中国的消费者维权心理中，要不就是放弃权利，根本不吭声；要不就是交出权利，把权利扔给了服务者去代理——执法人员或者维权组织。
　　即使在精英汇集的企业管理者里，也是如此。曾有专业情商测评的结果显示：中国管理者在涉及维护个体权利的指标上，得分普遍偏低。
　　而放弃权利、交出权利的怪现状背后，则是轻个体，重“权威”的心态。进而整个中国消费者维权活动的“力学结构”都出现偏差——该较真的人怂了，该服务的人却牛了起来。结果出现一些难以逾越的维权困难。
　　比如：很多人批评“3·15”爆发式维权，呼吁常态化执法。但对执法人员而言，“主人”普遍不把自己当回事，那他们自然也犯不上天天玩儿命。
　　再来看看中国维权成本高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提出十多年了，却没有丝毫改观。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成本不会自己降下来，本身是多数消费者消极维权的结果之一。一些国家消费者维权成本低，不是天生的，而是国民成年累月争取的结果。
　　胡适在1940年代曾说过一句至今仍有警示意义的话：要争独立，而不是争自由，因为“给你自由而不独立，这（仍）是奴隶。”
　　一个人所处环境往往是由他的内心决定的，而目前中国的维权环境——不论是消费者的权利环境，还是民营企业的权利环境，其实也是人们内在心理的一种外化。
　　真正的改变，都是从心开始的。
　　责任编辑：子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