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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积累了邓小平理论的领导哲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领导哲学和科学发展观的领导哲学这三个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并富有个性特色的领导哲学思想形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哲学；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10-0005-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实践中，积累形成了丰富的领导哲学思想，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历程相一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演进过程，并形成了不同的阶段性历史特点。深入研究这份宝贵的思想财富，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理论与党的领导哲学思想的重大历史飞跃
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也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领导哲学思想的重大转折和历史性飞跃。
（一）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党执政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经验的认识实现了重大转变。一是及时发现了时代主题的变化，即由革命与战争时代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二是敏锐地把握当今世界的总体发展态势，强调增强发展的机遇意识。指出“现在世界大转折，就是个机遇”，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即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出现的新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三是“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2]这就极大地开阔了我们党的执政视野，不再囿于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学习借鉴，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
（二）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冲破了长期以来种种“左”的束缚人们头脑的思想禁锢，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使党的执政理念的价值取向实现了重大转型。一是从以政治斗争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转折。在执政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政治斗争，是革命战争，执政后的这一转型，是对党执政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反映。二是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的重大转折。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的建设始终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4]并采取建立深圳经济特区，逐步开放沿海城市到沿江城市以及浦东开发开放等一系列战略部署，实现了从执政理念到执政实践的伟大战略转变。三是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折。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苏联模式的影响，我们党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理论振聋发聩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5]这一观念上的重大突破，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步理性而成熟地把握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重大飞跃，同时也体现了执政理念的根本创新。
（三）邓小平理论明确提出“领导就是服务”[6]的领导观和执政观，把我们党的宗旨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提高到党执政的执政理念和领导哲学的历史新高度，并赋予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执政党的价值观、领导观上的集中体现。一是强调党执政的权力来自人民，执政的合法性就在于“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二是强调党执政的价值取向是要满足人民这个价值主体的需要，所以要着眼于和着力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三是执政党的政绩观集中体现在人民是否得到实惠，人民“满意不满意”。四是强调能否有效地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官本位”思想，反对腐败是对执政党的重大政治考验和长期历史课题。
（四）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领导方法论。邓小平理论的领导方法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环境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融入了邓小平个人的领导风格，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表现形式。除了上面提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姓社姓资”的僵化思维方式等核心理念外，还有诸如：一是在构建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中形成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又不能解决一切”等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方法论，突出强调了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和平衡解决好与其他战略重点工作之间关系的辩证思维方法论，以保持社会的健康平稳发展；二是在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被形象地表述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性、探索性的领导智慧和思想方法论；三是在改革开放中坚持改革方向、大胆探索、鼓励创新，并智慧地对待不同意见的“不争论”的思想方法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对于习惯于从传统观念和制度出发的人们来说，必然地会有不同意见和各种想法，邓小平的“不争论”思想，首先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观点，不纠缠于抽象的理论争论，重在争取时间干，用实践来说话。其次它对不同意见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体现了领导者的宽阔胸襟。最后，也体现出对思想创新和一切新生事物实施思想保护的高度领导智慧，为改革开放营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政治环境。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领导哲学思想特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执政理念和领导哲学的与时俱进。它的领导哲学思想的鲜明特点，集中体现在我们党主体意识的历史新觉醒。 （一）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7]又为我们深刻认识党的历史方位，即为我们认识党的执政环境的变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它强调“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8]对党的历史方位的这一科学判断，有利于增强全党的执政意识及其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重要性认识、有利于增强全党的对外开放意识和开阔世界眼光以及提高国际交往能力的意识、有利于增强和提高全党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观念和领导能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执政环境和党的历史任务的认识所达到的新的历史高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次从哲学认识论，即领导哲学的高度强调了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并明确要求从这种执政环境和执政党自身地位的新变化出发，去“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9]。所以，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不仅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党的领导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发展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执政的第一要务是领导中国的发展。如何在履行党执政的第一要务中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方针，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执政理念和领导哲学思想的精华和鲜明特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一是发展是我们党的执政之基，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我们领导发展的根本方法。同时中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或是由发展不足造成的，或是由发展不当所带来的，所以只有发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二是要坚持我们党领导发展问题上的基本原则和正确方法。三是执政党必须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基础。四是对党的先进性和执政绩效的评估，“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10]
（三）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一是体现在党的指导思想是否与时俱进，体现在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每当事业发展的重要关头，我们党都注重首先抓好理论建设”[11]，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的品格。二是体现在作为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它的建设目标是使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2]。三是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以及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不断提高上。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要把不断提高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等五种能力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点。四是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领导哲学思想深刻地阐明了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领导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表现在对当今世界的三个重要观点。其一是对国际局势基本态势的估计。强调“世界正处于大变革时期，基本特征有两个，一个是世界多极化，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并且强调，用辩证的观点看，总体和平、缓和、稳定，局部战乱、紧张、动荡是其基本态势。其二是对全球发展问题的判断。认为全球化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概念和机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振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是二十一世纪新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三是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观点。强调“不同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优劣高下之别。文明的差异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是世界交流的起点”[13]。所以，“和而不同是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毫无疑义，上述三个对于当今世界历史的基本判断，同样清晰地体现了我们党的历史自觉性，有利于在未来世界的格局中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战略，是我们党领导哲学思想的宝贵财富。
三、科学发展观对党的领导哲学思想的新贡献
科学发展观全面而深刻地集中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化了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方法论思想，是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领导哲学思想作出了新贡献。
（一）创新了党的发展哲学。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党的领导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是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重大战略思维的集中体现。首先是强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重大战略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其次是强调“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14]，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和矛盾的战略思想。其三是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辩证思想和领导方略等重要内容。
同时，科学发展观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阶段性特征，强调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这里的核心是要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发展战略的转变，也是发展哲学的转型，根据发展变化了的情况及其新的认识，作出新判断，调整新部署，这就是领导哲学的重要思想方法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哲学思想还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观察和总结世界发展实践与发展理论的理念和方法。一是从实践上认真研究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二是从理论上大胆借鉴吸收世界发展观演进中关于经济增长论、综合发展论以及可持续发展论等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三是把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紧密联系起来，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客观形势和进行战略谋划的水平和能力。最后，为适应世界的多样化、多极化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为促进世界的均衡发展、共同发展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等新的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哲学思想的人类意识。 （二）丰富了党的领导价值观。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在本质上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它体现在三个不同的思想层面上。第一，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党的执政理念层面。胡锦涛强调：“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15]因此，要坚持人民在发展中的历史主体地位；坚持党执政的正确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胡锦涛强调，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16]。正是这一命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升华。
第二，体现在政策制度与行为规范建设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导向层面上。党的十六大以来，坚持从价值观层面上加强对政策制度建设的引导，强调以人为本要从珍爱人的生命开始，突出关注民生，发扬民主，重视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和需要，直至对人的生存环境的保护。其次，人才战略思想是每一种领导思想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是领导哲学思想的关键。科学发展贯彻“以人为本”的价值方针，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人才战略思想，强调要逐步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的宏伟目标。
第三，体现在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亲民惠民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层面。首先是要端正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切实做到“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其次是认真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路线、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做到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其三是要不断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从权益上维护群众利益、从素质上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从机制上推进管理创新。最后是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深入基层，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
（三）完善了党的领导方法论。科学发展观从党执政的领导方法论层面作出了如下三方面的新贡献。
第一，发展了辩证的社会矛盾运动观。科学发展观强调，“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17]把它上升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内在动力的高度；在实践上又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并指明了新形势下解决处理社会矛盾的根本要求和方法论原则。
第二，提出了和谐发展的社会发展观。即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它从“大社会”角度看，就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五大文明的协调建设；从“小社会”角度看，就是要按照“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它包括了代际和谐与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发展；从我们的国际战略和未来人类发展道路看，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理念。
第三，丰富了统筹兼顾的辩证方法论。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也是对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方法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首先，它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现象提出的一种实现均衡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思想方法。其次，它是着眼于中国发展的大局和实现国家经济社会长远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工具。再次，它是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密切联系的。一方面，具有鲜明的“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和定位。另一方面，也是同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所以，其方法论具有整体性、互惠性和系统性的辩证思想和思维取向，并包含着一些新的价值理念和领导方略：一是总揽全局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整体观、大局观与高效的执行机制的统一。二是互利双赢的辩证思维与合作方式。要树立和倡导利益共享的价值理念和创造多种手段、措施有效整合的机制。三是均衡发展、综合平衡的系统方法与管理方式。这是统筹兼顾方法论本质的集中体现。
参考文献：
[1][3][4][5][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5.373.368.373.121.
[2]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
[7][8][9][10][11][12][13]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36.536.537.538.538.333.569.280.573.519-522.
[1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A].十六大以来重要文选选编（中）[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74.
[15]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007-12-17）[A].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31.
[16]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3-10）[A].十六大以来重要文选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850.
[17]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
[18]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56.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哲学；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10-0005-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实践中，积累形成了丰富的领导哲学思想，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历程相一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演进过程，并形成了不同的阶段性历史特点。深入研究这份宝贵的思想财富，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理论与党的领导哲学思想的重大历史飞跃
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也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领导哲学思想的重大转折和历史性飞跃。
（一）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党执政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经验的认识实现了重大转变。一是及时发现了时代主题的变化，即由革命与战争时代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二是敏锐地把握当今世界的总体发展态势，强调增强发展的机遇意识。指出“现在世界大转折，就是个机遇”，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即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出现的新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三是“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2]这就极大地开阔了我们党的执政视野，不再囿于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学习借鉴，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
（二）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冲破了长期以来种种“左”的束缚人们头脑的思想禁锢，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使党的执政理念的价值取向实现了重大转型。一是从以政治斗争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转折。在执政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政治斗争，是革命战争，执政后的这一转型，是对党执政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反映。二是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的重大转折。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的建设始终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4]并采取建立深圳经济特区，逐步开放沿海城市到沿江城市以及浦东开发开放等一系列战略部署，实现了从执政理念到执政实践的伟大战略转变。三是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折。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苏联模式的影响，我们党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理论振聋发聩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5]这一观念上的重大突破，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步理性而成熟地把握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重大飞跃，同时也体现了执政理念的根本创新。
（三）邓小平理论明确提出“领导就是服务”[6]的领导观和执政观，把我们党的宗旨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提高到党执政的执政理念和领导哲学的历史新高度，并赋予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执政党的价值观、领导观上的集中体现。一是强调党执政的权力来自人民，执政的合法性就在于“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二是强调党执政的价值取向是要满足人民这个价值主体的需要，所以要着眼于和着力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三是执政党的政绩观集中体现在人民是否得到实惠，人民“满意不满意”。四是强调能否有效地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官本位”思想，反对腐败是对执政党的重大政治考验和长期历史课题。
（四）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领导方法论。邓小平理论的领导方法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环境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融入了邓小平个人的领导风格，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表现形式。除了上面提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姓社姓资”的僵化思维方式等核心理念外，还有诸如：一是在构建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中形成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又不能解决一切”等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方法论，突出强调了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和平衡解决好与其他战略重点工作之间关系的辩证思维方法论，以保持社会的健康平稳发展；二是在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被形象地表述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性、探索性的领导智慧和思想方法论；三是在改革开放中坚持改革方向、大胆探索、鼓励创新，并智慧地对待不同意见的“不争论”的思想方法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对于习惯于从传统观念和制度出发的人们来说，必然地会有不同意见和各种想法，邓小平的“不争论”思想，首先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观点，不纠缠于抽象的理论争论，重在争取时间干，用实践来说话。其次它对不同意见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体现了领导者的宽阔胸襟。最后，也体现出对思想创新和一切新生事物实施思想保护的高度领导智慧，为改革开放营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政治环境。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领导哲学思想特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执政理念和领导哲学的与时俱进。它的领导哲学思想的鲜明特点，集中体现在我们党主体意识的历史新觉醒。 （一）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7]又为我们深刻认识党的历史方位，即为我们认识党的执政环境的变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它强调“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8]对党的历史方位的这一科学判断，有利于增强全党的执政意识及其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重要性认识、有利于增强全党的对外开放意识和开阔世界眼光以及提高国际交往能力的意识、有利于增强和提高全党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观念和领导能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执政环境和党的历史任务的认识所达到的新的历史高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次从哲学认识论，即领导哲学的高度强调了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并明确要求从这种执政环境和执政党自身地位的新变化出发，去“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9]。所以，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不仅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党的领导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发展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执政的第一要务是领导中国的发展。如何在履行党执政的第一要务中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方针，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执政理念和领导哲学思想的精华和鲜明特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一是发展是我们党的执政之基，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我们领导发展的根本方法。同时中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或是由发展不足造成的，或是由发展不当所带来的，所以只有发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二是要坚持我们党领导发展问题上的基本原则和正确方法。三是执政党必须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基础。四是对党的先进性和执政绩效的评估，“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10]
（三）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一是体现在党的指导思想是否与时俱进，体现在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每当事业发展的重要关头，我们党都注重首先抓好理论建设”[11]，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的品格。二是体现在作为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它的建设目标是使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2]。三是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以及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不断提高上。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要把不断提高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等五种能力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点。四是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领导哲学思想深刻地阐明了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领导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表现在对当今世界的三个重要观点。其一是对国际局势基本态势的估计。强调“世界正处于大变革时期，基本特征有两个，一个是世界多极化，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并且强调，用辩证的观点看，总体和平、缓和、稳定，局部战乱、紧张、动荡是其基本态势。其二是对全球发展问题的判断。认为全球化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概念和机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振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是二十一世纪新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三是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观点。强调“不同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优劣高下之别。文明的差异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是世界交流的起点”[13]。所以，“和而不同是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毫无疑义，上述三个对于当今世界历史的基本判断，同样清晰地体现了我们党的历史自觉性，有利于在未来世界的格局中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战略，是我们党领导哲学思想的宝贵财富。
三、科学发展观对党的领导哲学思想的新贡献
科学发展观全面而深刻地集中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化了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方法论思想，是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领导哲学思想作出了新贡献。
（一）创新了党的发展哲学。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党的领导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是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重大战略思维的集中体现。首先是强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重大战略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其次是强调“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14]，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和矛盾的战略思想。其三是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辩证思想和领导方略等重要内容。
同时，科学发展观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阶段性特征，强调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这里的核心是要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发展战略的转变，也是发展哲学的转型，根据发展变化了的情况及其新的认识，作出新判断，调整新部署，这就是领导哲学的重要思想方法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哲学思想还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观察和总结世界发展实践与发展理论的理念和方法。一是从实践上认真研究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二是从理论上大胆借鉴吸收世界发展观演进中关于经济增长论、综合发展论以及可持续发展论等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三是把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紧密联系起来，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客观形势和进行战略谋划的水平和能力。最后，为适应世界的多样化、多极化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为促进世界的均衡发展、共同发展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等新的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哲学思想的人类意识。 （二）丰富了党的领导价值观。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在本质上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它体现在三个不同的思想层面上。第一，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党的执政理念层面。胡锦涛强调：“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15]因此，要坚持人民在发展中的历史主体地位；坚持党执政的正确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胡锦涛强调，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16]。正是这一命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升华。
第二，体现在政策制度与行为规范建设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导向层面上。党的十六大以来，坚持从价值观层面上加强对政策制度建设的引导，强调以人为本要从珍爱人的生命开始，突出关注民生，发扬民主，重视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和需要，直至对人的生存环境的保护。其次，人才战略思想是每一种领导思想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是领导哲学思想的关键。科学发展贯彻“以人为本”的价值方针，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人才战略思想，强调要逐步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的宏伟目标。
第三，体现在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亲民惠民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层面。首先是要端正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切实做到“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其次是认真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路线、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做到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其三是要不断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从权益上维护群众利益、从素质上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从机制上推进管理创新。最后是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深入基层，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
（三）完善了党的领导方法论。科学发展观从党执政的领导方法论层面作出了如下三方面的新贡献。
第一，发展了辩证的社会矛盾运动观。科学发展观强调，“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17]把它上升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内在动力的高度；在实践上又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并指明了新形势下解决处理社会矛盾的根本要求和方法论原则。
第二，提出了和谐发展的社会发展观。即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它从“大社会”角度看，就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五大文明的协调建设；从“小社会”角度看，就是要按照“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它包括了代际和谐与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发展；从我们的国际战略和未来人类发展道路看，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理念。
第三，丰富了统筹兼顾的辩证方法论。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也是对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方法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首先，它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现象提出的一种实现均衡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思想方法。其次，它是着眼于中国发展的大局和实现国家经济社会长远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工具。再次，它是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密切联系的。一方面，具有鲜明的“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和定位。另一方面，也是同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所以，其方法论具有整体性、互惠性和系统性的辩证思想和思维取向，并包含着一些新的价值理念和领导方略：一是总揽全局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整体观、大局观与高效的执行机制的统一。二是互利双赢的辩证思维与合作方式。要树立和倡导利益共享的价值理念和创造多种手段、措施有效整合的机制。三是均衡发展、综合平衡的系统方法与管理方式。这是统筹兼顾方法论本质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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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A].十六大以来重要文选选编（中）[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74.
[15]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007-12-17）[A].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31.
[16]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3-10）[A].十六大以来重要文选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850.
[17]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
[18]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56.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