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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中东欧和前苏联的研究工作探讨了后社会主义的概念演变。本文的分析集中于历史、地理及其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评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的诸多观点。本文把后社会主义理论的特征概括为：存在偏见,而且并不总是具有解释力,但仍然具有重要性。
我们还需要后社会主义吗？——后社会主义世界的历史、地理和差异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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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中东欧和前苏联的研究工作探讨了后社会主义的概念演变。本文的分析集中于历史、地理及其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评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的诸多观点。本文把后社会主义理论的特征概括为：存在偏见,而且并不总是具有解释力,但仍然具有重要性。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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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地理、政治和社会学院英国杜伦大学地理系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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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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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期
其他文献
在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论争上,存在着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的分歧,前者以伍德为典型,后者以柯亨为代表。前者的合理之处在于揭示正义、道德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而不足之处在于过度强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利益理论并以之拒斥正义、道德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而后者则在于挖掘了正义、道德的某种非意识形态性和在批判资本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执迷于自然权利。因此,双方应该在较量中相互吸收。
2009年9月19日，“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暨‘中国式智库的现在与未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央编译局领导班子成员俞可平、魏海生、王学东、张海滨、杨金海，全国政协、中央党校、中央编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信访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本文认为,协商民主政治制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有着积极作用,也代表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不移的推进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协商制度,使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和谐关系得以长期的发展。
最近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否认正义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反,本文坚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必然—尤其是关于人的需要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的概念—必然要求一种正义观念,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也是如此。进而,对马克思所作的“反司法的”解释不能为共产主义的自我实现价值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提供一种充分解释。因此这就把对正义概念的关注模糊化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类存在”概念表明了自我实现与历史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语境。
西北政法大学的哲学专业是国内较早、西北地区最早的哲学专业之一，也是原全国五所政法院校和西北地区有较大影响的重点学科。西北政法大学1959年成立哲学系并开始招收哲学专业本科生，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近半个世纪以来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得到社会和同行的高度评价。
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盛行一种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相对立的看法：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而恩格斯是实证主义者和决定论者。但真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比对立论者所愿意承认的要复杂得多。两人的著作在人道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展开了一种非常张力。恩格斯自始至终没有放弃人道主义,而马克思也做出了许多实证主义的论断。两人在思想上是一致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谓差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即马克思不支持《反杜林论》,拒绝把辩证范畴视为独立于人的思想的实体以及拒绝提出任何无限的超验的社会规律或自然规律。而恩格斯则把人当作自然界进化的被动产物,这一进化过程受属于唯心主义哲学的超验规律的支配。然而,我们认为,马克思是充分肯定《反杜林论》的,他对科学具有浓厚的兴趣,认为自然辩证法对他自己的统一科学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统一的科学理论对非异化的人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问题上前后并不一致,但是他们之间所谓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他们所共同
在罗尔斯提出并论述＂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后,引起广泛的学术争议和讨论。本文讨论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与自由至上主义、社群主义和康德哲学的关系。政治哲学这些不同思想派别之间的争论,使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罗尔斯的理论定位和思想贡献,理解其正义理论的思想和道义基础。而罗尔斯本人的世界观在更深和更广泛的意义上则是康德式的。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他是否成功地表明其规范性主张只是政治的自由主义,而在没有形而上学和对道德的广包论述的情况下也能够成立。本文认为,该著作最基本的部分是对公共理性的讨论,而关于此可以提出的最核心的问题是有关公共理性观念的恰当性问题。本文由此对公共理性观念的道义基础及其与康德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把原本在宽泛的意义上所理解的实践概念狭隘地理解为技术性的活动的一个方面是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的历史客观主义的真正根源;并且,一种生产主义的误解妨碍了马克思把他的实践哲学的主题充分展开,致使他最终只能躲避在一种社会发展的机械性之中。通过赋予革命实践以本体论的地位,即赋予它以超越一个人的创造过程的本体论的地位,卡斯托里亚迪斯试图重新赢回那在我们时代的意识中已经被压抑了的关于革命的理念。正是为了这样的理念,卡斯托里亚迪斯积极介入到当代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辩中,并成功借助功能主义批判和结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