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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见诸报端的辞职官员只是这个特殊群体中的一小部分。据了解。仅国务院某部委2014年上半年辞职的公务员就多达20余人，其中大多数为副处级以上官员。这一数字超过了该部委去年全年辞职人数的总和。
尽管对于当前中国是否迎来新一拨官员下海潮舆论界仍存在分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辞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官员的选择。他们为何选择辞职，辞职之后，他们又去往何方？
仕途受阻
这不是一个轻易能做出的决定，在递交辞呈之前，程苏考虑了很久。
他现在的这份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体制内、收入稳定、有地位、有时间兼顾生活，而且所做的事情会对整个金融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但他很快发现，在体制内想做点事非常不容易，“有些事情做了工资也不会比原来高，责任很大，还要承担风险。”
程苏硕士毕业后来到证监会主管下的一家机构。他所从事的工作能接触到一些重要的市场数据，出于工作效率考虑，以往领导向他索要数据，他都会尽力帮忙，即使有时情况紧急没有正式发函。但从2014年开始，他不敢这么做了。“对不起。按照规定我不能给你，如果一定需要请让证监会发个正式的函给我。”他只能这样回复那些经常找他帮忙的领导。
违规的成本越来越高，体制内的生存环境已经不如以往舒适，程苏最终选择辞去了证监会的职务，来到了一家市场化的金融机构。
一位不愿具名的辞职官员告诉记者，辞职是一个很私人化的话题，在每一位辞职官员背后，或许都有他不愿为人所知的原因，比如仕途、收入、志向。甚至对子女的培养，很难笼统地归咎于某项政策。
尽管如此，舆论仍认为，当下环境客观上降低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明显加大反腐力度，使得官员不好当；转变工作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公务员灰色收入拿不到或减少，并且容易受到公众质疑；中央加大查处裸官的力度。这种大环境的改变，一定程度上与官员辞职有关。”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
他认为，所有迹象表明，国家正在加大对公务员队伍的治理力度，所以会出现“大浪淘沙”的现象。而部分公务员，尤其是在一定领导职位上的官员也会权衡自身在政界发展的前景。
仕途受阻，历来就是中国官员辞去公职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数据显示，能够升至处级的中国公务员有60万，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
吴敏一被称为温州下海高官第一人，于2003年5月辞职。他曾坦诚地告诉媒体，他辞官和当时温州市换届中未能当上市长有直接关系。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更高的职务意味着更大的发挥平台和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但能不能做市长不是我能决定的，这里有很多我不能控制的决定因素。当得知没有这种可能性时，我就选择人生新的目标，决定去商界尝试一下。”他说。
在温州期间，吴敏一一手打造数码温州、信用温州，并大力推动温州信用体系的建立和政府改革。如今，数码温州已成为“新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吴敏一也被称为该工程的总设计师。
一位不愿具名的辞职官员对记者说，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在县处级岗位辞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往上升难度太大，你熬一辈子，最后最多到副厅，还不如趁年轻，出去闯一闯”。
薪酬困局
除了仕途，收入始终是辞职官员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2014年6月，北京基层法官张伟晒出了辞职前的最后一张工资条：实发收入5555.8元。虽然在媒体采访中他一再强调，辞官“真不是钱的事儿”，但薪酬低促使很多人离开体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013年7月，四川泸州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辞职时，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的感言信，吐槽工作压力大、收入低，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
如今当律师的赵光华，收入是以前的五六倍。他告诉媒体，辞职后，近2万元的月收入，除去房车按揭和生活必需开支外，还能剩5000多元，“再不像以前那么拮据，也不用父母接济了。”
事实上，很多高层官员和基层公务员一样，都面临着收入方面的尴尬。曾称在“中国梦”感召下辞职加盟格力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在今年两会上公开呼吁，应该为公务员加薪。
他说，他认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位正部级领导，年薪才20多万元，这让他很惊讶，“现在一些大企业部门经理年薪都不止20万元，难道部长承担的职责和做出的贡献还不如企业的部门经理？这种薪酬分配很不合理。”
公务员和国企高管之间的工资水平到底如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而国企高管的薪水是最低工资的98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文书介绍，公务员薪酬在全部19个行业中的排名，2008年为第8位，2009年为第9位，2010年为第11位，2011年已下降到第12位。
高文书认为，目前我国公务员工资仅仅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基本持平而已。从变化趋势看，近年来公务员工资是相对下降的。
据了解，在京从国家部委辞职的官员，进入企业后，收入基本上都可以翻上五六倍。一位辞职去外企的正科级官员告诉记者，他现在的年薪是30万，比他原来的领导还要多得多。体制内外
对于离开体制的官员来说，辞职的原因或许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做出这个选择都并非易事。
原淄博市周村区金融办主任雍永利告诉记者，在他决定辞职的时候，家人、朋友都不太看好他的选择。“这意味着，很多事情都要从零开始。”不过，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山东立金所金融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的邀请，来到这家新兴的互联网公司，担任执行总裁。 泸州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也告诉媒体，他周围的基层工作人员不少都流露过辞职的想法，但很少有人敢真去做。
一位前同事发短信给他说，“我的父母和妻子认为辞去公职对于出生农村的我以及我们这个家来说太冒险了，他们觉得我还是应该过平淡安稳的日子。说实话，我自己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坚决，加上得不到家人的支持，我想这个事情还是先放一放。”
“说到底，他们都不愿意离开体制。”赵光华说。
一位离开国家某部委不久的辞职官员表示，对于辞职，他们需要权衡的因素很多，包括个人的前途、家庭、收入、社会地位、别人的评价……
“有时候真的很纠结。”他说。
这位辞职官员说，在整个过程中，最让他们不舍的还是体制内的身份。“一旦脱掉这身衣服，你很可能会发现，你什么也不是。”他告诉记者，辞职后他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以前是别人求你办事，现在是你求别人办事”。这种身份的转变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适应的。
辞职是一个隐秘的话题，在官场更是如此。
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辞职感言中有过这样的感慨：“辞职只不过是换工作，换地点。但如果这个职位是个官位，而且是个有点分量的官位，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如果辞官的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前景还被看好的话，情况就更引人侧目了。我想，这就是中国式辞官。”
一旦辞去公职，跳出体制，除了获得丰厚的报酬外，这些辞职官员认为，最大的享受就是没有了之前官场上的束缚和压力。
赵光华辞职前曾分管镇上的交通。他表示，以前当副镇长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是外面下起了大雨，他总是担心会不会有地方滑坡，翻来覆去睡不着。“但现在晚上就算雨再大，我也能睡个安稳觉。”
雍永利也告诉记者，政府与民营企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工作单位，民营企业的运作方式、工作氛围具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那是一种年轻的生命冲动。”雍永利生于1969年，他告诉记者，“现在，正在努力将自己转变成一个90后。”去往何方
大部分的辞职官员在离开原部门后，都去了与自己专业相对匹配的市场化机构。比如，证监会系统在2014年下半年便产生了一波离职潮，主动离职的人里面，除了前文所述的程苏这样入职没多久的年轻人外，还有数十位处级以上官员。
基金公司是很多证监系统离职官员的新去处。据不完全统计发现，中国排名前50位的基金公司中，有证监系统背景的高管就有40多人。不仅仅是基金公司热衷于起用有证监会背景的高管，券商也偏爱这类人才。最近一次证监会官员离职进入证券公司的案例发生在2014年11月。时任证监会发行部监管一处处长的段涛离职履新中德证券，段涛于2002年进入证监会，他所在的监管一处负责主板和中小板IPO的非财务审核。
此外，由于许多官员都是高学历群体，因此，不少厅官在从政多年后选择重返象牙塔，投身学术。记者注意到，其中最受瞩目的应该是曾担任北京市昌平区委书记、区长的关成华。
他曾经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其后调往北京团市委，出任副书记、书记。2011年，关成华从昌平区委书记任上辞职后，重返大学校园。他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法学院进行合作研究。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原司长王振耀也选择辞职后重返学校。2010年6月21日，辞去民政部行政职务的王振耀，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在此之前，他先后任职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现在，王振耀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也有一批官员在辞职之后，可能会选择出国或者移民，比如前文所述的刘燕，此外，2014年7月，浙江省平阳县副县长周慧辞职，他因为一篇题为《平阳副县长辞职感言》的文章而走红。他坦承，辞职是因为“压力大”，他也透露，自己辞职之后的去向是出国。
尽管对于当前中国是否迎来新一拨官员下海潮舆论界仍存在分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辞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官员的选择。他们为何选择辞职，辞职之后，他们又去往何方？
仕途受阻
这不是一个轻易能做出的决定，在递交辞呈之前，程苏考虑了很久。
他现在的这份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体制内、收入稳定、有地位、有时间兼顾生活，而且所做的事情会对整个金融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但他很快发现，在体制内想做点事非常不容易，“有些事情做了工资也不会比原来高，责任很大，还要承担风险。”
程苏硕士毕业后来到证监会主管下的一家机构。他所从事的工作能接触到一些重要的市场数据，出于工作效率考虑，以往领导向他索要数据，他都会尽力帮忙，即使有时情况紧急没有正式发函。但从2014年开始，他不敢这么做了。“对不起。按照规定我不能给你，如果一定需要请让证监会发个正式的函给我。”他只能这样回复那些经常找他帮忙的领导。
违规的成本越来越高，体制内的生存环境已经不如以往舒适，程苏最终选择辞去了证监会的职务，来到了一家市场化的金融机构。
一位不愿具名的辞职官员告诉记者，辞职是一个很私人化的话题，在每一位辞职官员背后，或许都有他不愿为人所知的原因，比如仕途、收入、志向。甚至对子女的培养，很难笼统地归咎于某项政策。
尽管如此，舆论仍认为，当下环境客观上降低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明显加大反腐力度，使得官员不好当；转变工作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公务员灰色收入拿不到或减少，并且容易受到公众质疑；中央加大查处裸官的力度。这种大环境的改变，一定程度上与官员辞职有关。”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
他认为，所有迹象表明，国家正在加大对公务员队伍的治理力度，所以会出现“大浪淘沙”的现象。而部分公务员，尤其是在一定领导职位上的官员也会权衡自身在政界发展的前景。
仕途受阻，历来就是中国官员辞去公职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数据显示，能够升至处级的中国公务员有60万，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
吴敏一被称为温州下海高官第一人，于2003年5月辞职。他曾坦诚地告诉媒体，他辞官和当时温州市换届中未能当上市长有直接关系。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更高的职务意味着更大的发挥平台和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但能不能做市长不是我能决定的，这里有很多我不能控制的决定因素。当得知没有这种可能性时，我就选择人生新的目标，决定去商界尝试一下。”他说。
在温州期间，吴敏一一手打造数码温州、信用温州，并大力推动温州信用体系的建立和政府改革。如今，数码温州已成为“新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吴敏一也被称为该工程的总设计师。
一位不愿具名的辞职官员对记者说，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在县处级岗位辞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往上升难度太大，你熬一辈子，最后最多到副厅，还不如趁年轻，出去闯一闯”。
薪酬困局
除了仕途，收入始终是辞职官员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2014年6月，北京基层法官张伟晒出了辞职前的最后一张工资条：实发收入5555.8元。虽然在媒体采访中他一再强调，辞官“真不是钱的事儿”，但薪酬低促使很多人离开体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013年7月，四川泸州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辞职时，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的感言信，吐槽工作压力大、收入低，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
如今当律师的赵光华，收入是以前的五六倍。他告诉媒体，辞职后，近2万元的月收入，除去房车按揭和生活必需开支外，还能剩5000多元，“再不像以前那么拮据，也不用父母接济了。”
事实上，很多高层官员和基层公务员一样，都面临着收入方面的尴尬。曾称在“中国梦”感召下辞职加盟格力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在今年两会上公开呼吁，应该为公务员加薪。
他说，他认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位正部级领导，年薪才20多万元，这让他很惊讶，“现在一些大企业部门经理年薪都不止20万元，难道部长承担的职责和做出的贡献还不如企业的部门经理？这种薪酬分配很不合理。”
公务员和国企高管之间的工资水平到底如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而国企高管的薪水是最低工资的98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文书介绍，公务员薪酬在全部19个行业中的排名，2008年为第8位，2009年为第9位，2010年为第11位，2011年已下降到第12位。
高文书认为，目前我国公务员工资仅仅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基本持平而已。从变化趋势看，近年来公务员工资是相对下降的。
据了解，在京从国家部委辞职的官员，进入企业后，收入基本上都可以翻上五六倍。一位辞职去外企的正科级官员告诉记者，他现在的年薪是30万，比他原来的领导还要多得多。体制内外
对于离开体制的官员来说，辞职的原因或许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做出这个选择都并非易事。
原淄博市周村区金融办主任雍永利告诉记者，在他决定辞职的时候，家人、朋友都不太看好他的选择。“这意味着，很多事情都要从零开始。”不过，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山东立金所金融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的邀请，来到这家新兴的互联网公司，担任执行总裁。 泸州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也告诉媒体，他周围的基层工作人员不少都流露过辞职的想法，但很少有人敢真去做。
一位前同事发短信给他说，“我的父母和妻子认为辞去公职对于出生农村的我以及我们这个家来说太冒险了，他们觉得我还是应该过平淡安稳的日子。说实话，我自己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坚决，加上得不到家人的支持，我想这个事情还是先放一放。”
“说到底，他们都不愿意离开体制。”赵光华说。
一位离开国家某部委不久的辞职官员表示，对于辞职，他们需要权衡的因素很多，包括个人的前途、家庭、收入、社会地位、别人的评价……
“有时候真的很纠结。”他说。
这位辞职官员说，在整个过程中，最让他们不舍的还是体制内的身份。“一旦脱掉这身衣服，你很可能会发现，你什么也不是。”他告诉记者，辞职后他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以前是别人求你办事，现在是你求别人办事”。这种身份的转变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适应的。
辞职是一个隐秘的话题，在官场更是如此。
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辞职感言中有过这样的感慨：“辞职只不过是换工作，换地点。但如果这个职位是个官位，而且是个有点分量的官位，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如果辞官的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前景还被看好的话，情况就更引人侧目了。我想，这就是中国式辞官。”
一旦辞去公职，跳出体制，除了获得丰厚的报酬外，这些辞职官员认为，最大的享受就是没有了之前官场上的束缚和压力。
赵光华辞职前曾分管镇上的交通。他表示，以前当副镇长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是外面下起了大雨，他总是担心会不会有地方滑坡，翻来覆去睡不着。“但现在晚上就算雨再大，我也能睡个安稳觉。”
雍永利也告诉记者，政府与民营企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工作单位，民营企业的运作方式、工作氛围具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那是一种年轻的生命冲动。”雍永利生于1969年，他告诉记者，“现在，正在努力将自己转变成一个90后。”去往何方
大部分的辞职官员在离开原部门后，都去了与自己专业相对匹配的市场化机构。比如，证监会系统在2014年下半年便产生了一波离职潮，主动离职的人里面，除了前文所述的程苏这样入职没多久的年轻人外，还有数十位处级以上官员。
基金公司是很多证监系统离职官员的新去处。据不完全统计发现，中国排名前50位的基金公司中，有证监系统背景的高管就有40多人。不仅仅是基金公司热衷于起用有证监会背景的高管，券商也偏爱这类人才。最近一次证监会官员离职进入证券公司的案例发生在2014年11月。时任证监会发行部监管一处处长的段涛离职履新中德证券，段涛于2002年进入证监会，他所在的监管一处负责主板和中小板IPO的非财务审核。
此外，由于许多官员都是高学历群体，因此，不少厅官在从政多年后选择重返象牙塔，投身学术。记者注意到，其中最受瞩目的应该是曾担任北京市昌平区委书记、区长的关成华。
他曾经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其后调往北京团市委，出任副书记、书记。2011年，关成华从昌平区委书记任上辞职后，重返大学校园。他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法学院进行合作研究。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原司长王振耀也选择辞职后重返学校。2010年6月21日，辞去民政部行政职务的王振耀，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在此之前，他先后任职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现在，王振耀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也有一批官员在辞职之后，可能会选择出国或者移民，比如前文所述的刘燕，此外，2014年7月，浙江省平阳县副县长周慧辞职，他因为一篇题为《平阳副县长辞职感言》的文章而走红。他坦承，辞职是因为“压力大”，他也透露，自己辞职之后的去向是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