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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实践，我们在正面新闻的报道技巧上已相对成熟，能够从新闻性出发，拼抢时效，用事实说话，尽可能贴近海外读者的需求与思维习惯。但是，在对负面新闻的日常应对和处理上，对外传播的技巧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由于互联网使公众对负面新闻事件的反应得以迅速发酵，海外媒体对国内互联网上的舆情民意日益关注。负面新闻事件已成为中国新闻日常对外报道不容忽视的内容，如何在第一时间进行积极妥善的应对，确保在不利的环境下发出最有利的声音是值得对外传播工作者思考的课题。
笔者试以几则报道为例，浅谈在对外传播中加强负面新闻事件报道技巧和策略的研究对提高国内外宣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意义，并力求从报道实践出发，分享一点体会。
摒弃“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
加强和改进负面新闻的对外传播策略，最关键的是要解放思想，摒弃“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主动在负面报道中寻求正面效应。
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河北大学李启铭酒后驾车造成两名女生一死一伤的事件，由于被披露在遭遇保安阻拦时宣称“我爸是李刚”，李启铭和其父亲迅速成为网友批判的目标。由于公众释放出的不满涉及政府官员腐败和自律问题，外国媒体很容易透过这一事件，放大国内矛盾。为了化被动为主动，新华社编辑部抓住对外解读十七届五中全会报道的契机，围绕这一社会热点，结合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要求，深入采访，形成中英文重点报道《“官二代”特权意识招致中国社会舆论挞伐》。文章不仅剖析李刚在短短数日变为中国“最著名的父亲”的原因，还提出特权意识的代际传递应引起高度警觉，肯定了民众利用互联网行使舆论监督的职能，提出当代党员干部要通过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来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优良作风。由于此案仍处在调查之中，报道没有拘泥于李启铭是否说了“我爸是李刚”这句话，而是集中于这一社会现象引发的思考，并同时交待了事情的最新进展，稿件被英国BBc，英国《独立报》、《美中信使报》、意大利《欧华时报》、《澳门日报》等10多家媒体转载。
适度批评提升外宣媒体公信力
外宣媒体的特殊职能决定了它既是观察、解读中国的媒介，也是被观察和被解读的对象。一旦被定格为“传声筒”，我们的外宣媒体就很难在国际社会树立自己的公信力，因此，不断提高外宣媒体的负面新闻应对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去年底，《新疆都市报》披露四川渠县救助站智障工人被贩卖到新疆并遭老板虐待，这一消息引来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新华社对外部也立刻组织新疆和四川分社记者，通过联动报道，迅速编发救助站站长被刑拘、“黑雇主”被押解回疆等重要消息。此外，我们还在滚动报道中穿插记者对“黑雇主”、救助站站长和民政厅官员等关键人物的采访，详细解读了这起案件的始末，监管漏洞、营救进展等海外读者关心的话题，稿件被《华盛顿邮报》、新加坡《海峡时报》、英国BBc、美联社和法新社等14家媒体转载。
《纽约时报》以“中国一救助站管理者被指控贩卖智障人士”为题对国内媒体的报道进行了综合，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虽然中国的宣传官僚们经常试图对具有潜在煽动性影响的新闻报道进行控制，但到目前为止，这条很可能牵扯到政府官员的丑闻并未遭遇宣传官僚的干扰。”我们当然无法把《纽约时报》的这篇综述归为正面报道，但似乎也很难完全确定地将其定性为负面报道。在这起智障包身工事件的报道上，国内媒体对整个事件的进展，特别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舆论监督，已经引起了外国媒体记者的注意。我个人认为，这应该算是一点积极的正面效应。要进一步扩大正面效应，对外报道今后需要着力加强的很可能正是这类带有舆论监督色彩的中性报道，它的特点应该是从新闻性出发，既考虑海外读者的需求，又兼顾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局。
追踪草根民意探究真相答疑解惑
互联网时代，中国的舆论话浯体系已日趋多元化。包括1.25亿微博用户在内的4.2亿网民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舆论空间，草根民意通过网络热帖不断呈现，这些民间情绪与官方话语体系经过碰撞又会滋生出新的话题。对外报道要研究这些现象，也要甄选具有对外报道针对性的话题，一方面要澄清真相，另一方面也要答疑解惑。
今年1月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网友对“77元廉租房”的质疑，人们不相信央视报道中郭春平对胡锦涛同志说的是真话，各种谣言层出不穷。政府究竟是否在作秀?为什么77元廉租房的真实性遭遇普遍质疑?一些外国媒体在记录这场争议时直接将矛头指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因此澄清事实真相不仅是新闻性的要求，也是维护党和国家形象的要求。经过多方联系，新华社编辑部和北京分社记者在一天傍晚对郭春平进行了独家采访，并同时请当地房屋管理局官员对廉租房政策和价格进行了权威解读，《北京“77元廉租房”风波让当事人感到“很受累很悲哀”》一稿用白描的写法和大量细节澄清了事实真相。另一个案例是网友“郭寒韵”发出舍身救父热帖，披露其父郭元荣因举报上级而被关入精神病院14年。上访举报而“被精神病”的事件此前已有发生，这一事件提供的报道契机就在于郭元荣本人很快被释放出院。湖北分社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这其实是一场由两位网友精心策划的新闻事件，郭本人究竟是否属于精神病仍难定论。为此，我们在报道中选择集中于交待事件的来龙去脉，不做过度解读，稿件被缅甸《新光报》、《印度时报》等媒体转载。在追踪网络热点的过程中，我们深感新闻核实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扎实的采访调查，才能做出稳妥的判断，正确引导舆论。
(作者系新华社对外部国内室副主任)
笔者试以几则报道为例，浅谈在对外传播中加强负面新闻事件报道技巧和策略的研究对提高国内外宣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意义，并力求从报道实践出发，分享一点体会。
摒弃“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
加强和改进负面新闻的对外传播策略，最关键的是要解放思想，摒弃“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主动在负面报道中寻求正面效应。
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河北大学李启铭酒后驾车造成两名女生一死一伤的事件，由于被披露在遭遇保安阻拦时宣称“我爸是李刚”，李启铭和其父亲迅速成为网友批判的目标。由于公众释放出的不满涉及政府官员腐败和自律问题，外国媒体很容易透过这一事件，放大国内矛盾。为了化被动为主动，新华社编辑部抓住对外解读十七届五中全会报道的契机，围绕这一社会热点，结合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要求，深入采访，形成中英文重点报道《“官二代”特权意识招致中国社会舆论挞伐》。文章不仅剖析李刚在短短数日变为中国“最著名的父亲”的原因，还提出特权意识的代际传递应引起高度警觉，肯定了民众利用互联网行使舆论监督的职能，提出当代党员干部要通过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来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优良作风。由于此案仍处在调查之中，报道没有拘泥于李启铭是否说了“我爸是李刚”这句话，而是集中于这一社会现象引发的思考，并同时交待了事情的最新进展，稿件被英国BBc，英国《独立报》、《美中信使报》、意大利《欧华时报》、《澳门日报》等10多家媒体转载。
适度批评提升外宣媒体公信力
外宣媒体的特殊职能决定了它既是观察、解读中国的媒介，也是被观察和被解读的对象。一旦被定格为“传声筒”，我们的外宣媒体就很难在国际社会树立自己的公信力，因此，不断提高外宣媒体的负面新闻应对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去年底，《新疆都市报》披露四川渠县救助站智障工人被贩卖到新疆并遭老板虐待，这一消息引来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新华社对外部也立刻组织新疆和四川分社记者，通过联动报道，迅速编发救助站站长被刑拘、“黑雇主”被押解回疆等重要消息。此外，我们还在滚动报道中穿插记者对“黑雇主”、救助站站长和民政厅官员等关键人物的采访，详细解读了这起案件的始末，监管漏洞、营救进展等海外读者关心的话题，稿件被《华盛顿邮报》、新加坡《海峡时报》、英国BBc、美联社和法新社等14家媒体转载。
《纽约时报》以“中国一救助站管理者被指控贩卖智障人士”为题对国内媒体的报道进行了综合，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虽然中国的宣传官僚们经常试图对具有潜在煽动性影响的新闻报道进行控制，但到目前为止，这条很可能牵扯到政府官员的丑闻并未遭遇宣传官僚的干扰。”我们当然无法把《纽约时报》的这篇综述归为正面报道，但似乎也很难完全确定地将其定性为负面报道。在这起智障包身工事件的报道上，国内媒体对整个事件的进展，特别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舆论监督，已经引起了外国媒体记者的注意。我个人认为，这应该算是一点积极的正面效应。要进一步扩大正面效应，对外报道今后需要着力加强的很可能正是这类带有舆论监督色彩的中性报道，它的特点应该是从新闻性出发，既考虑海外读者的需求，又兼顾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局。
追踪草根民意探究真相答疑解惑
互联网时代，中国的舆论话浯体系已日趋多元化。包括1.25亿微博用户在内的4.2亿网民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舆论空间，草根民意通过网络热帖不断呈现，这些民间情绪与官方话语体系经过碰撞又会滋生出新的话题。对外报道要研究这些现象，也要甄选具有对外报道针对性的话题，一方面要澄清真相，另一方面也要答疑解惑。
今年1月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网友对“77元廉租房”的质疑，人们不相信央视报道中郭春平对胡锦涛同志说的是真话，各种谣言层出不穷。政府究竟是否在作秀?为什么77元廉租房的真实性遭遇普遍质疑?一些外国媒体在记录这场争议时直接将矛头指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因此澄清事实真相不仅是新闻性的要求，也是维护党和国家形象的要求。经过多方联系，新华社编辑部和北京分社记者在一天傍晚对郭春平进行了独家采访，并同时请当地房屋管理局官员对廉租房政策和价格进行了权威解读，《北京“77元廉租房”风波让当事人感到“很受累很悲哀”》一稿用白描的写法和大量细节澄清了事实真相。另一个案例是网友“郭寒韵”发出舍身救父热帖，披露其父郭元荣因举报上级而被关入精神病院14年。上访举报而“被精神病”的事件此前已有发生，这一事件提供的报道契机就在于郭元荣本人很快被释放出院。湖北分社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这其实是一场由两位网友精心策划的新闻事件，郭本人究竟是否属于精神病仍难定论。为此，我们在报道中选择集中于交待事件的来龙去脉，不做过度解读，稿件被缅甸《新光报》、《印度时报》等媒体转载。在追踪网络热点的过程中，我们深感新闻核实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扎实的采访调查，才能做出稳妥的判断，正确引导舆论。
(作者系新华社对外部国内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