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愤青”这个词，当年几乎是“70后”的专用名词。但时光流逝，今天有的还是老“愤青”，有的却变得平和稳健。“奔四”的人，生气次数越来越少，不会为小事面红耳赤，不会为恶意中伤生气，深刻的思想用平静的方式表达。
　　
　　“我曾在许多的夜晚失眠，倒在城市梦幻的空间，倒在自我虚设的洞里，倒在疯狂的边缘失眠……”1997年，当摇滚歌手汪峰率领他的“鲍家街43号”乐队唱出《晚安北京》时，许多和他同时代，处在变革期，内心充满困惑、愤怒和向往的年轻人，都在歌里找到了共鸣。
　　生于1971年的汪峰，身上一直有着典型的“70后”标签——“愤青”。他的音乐、表达，似乎总能让人们从中找到生活的影子，找到那个时代的印痕，找到内心隐藏的情怀。
　　当年那个长发飘扬的摇滚青年，如今已剪去长发。靠在一家咖啡厅的沙发上，汪峰仰望天花板，闭目深思。回想自己的20岁到40岁，汪峰感慨道：“20岁的时候，什么烟都抽；30岁，只抽别人认为好的烟；到了40岁，就只抽自己认为好的烟……这就是我的变化。”
　　在随后的两个小时里，他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着他近10年来的音乐之路，也试图以此寻找“70后”这一代人的心理烙印。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捆住无法挣脱；这谜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汪峰作品《飞得更高》）
　　2004年，汪峰的歌曲《飞得更高》，让大众听到了一个成熟男人的心声，而不再是刚出道时，那个一无所有、呐喊的“愤青”。汪峰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觉得对世界的表述可以有很多方法，但最重要的，是要有生活。只有最质朴的东西，才最深入骨髓。
　　环球人物杂志：《飞得更高》激励了很多人，当时你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很意气风发吗？
　　汪峰：我从来没有想过创作是为了激励别人，这些歌都是给自己写的，激励自己会更好。任何一个好作品的创作初衷，不能有很强的目的性、功利性，否则写不出好作品。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已经迈过了而立之年，但还没有成家，感情也不稳定。生活貌似平静，但其实也挺郁闷的。对于周边的环境和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依然觉得挺失望，各种情绪汇集，就写了这首歌。
　　环球人物杂志：歌词里说“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你“要的幸福”是什么？
　　汪峰：不同年龄理解的幸福是不一样的。20多岁时，有很多梦想，假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像崔健那样，我的歌能让别人跟着唱，很多人会因为我的歌受到启发，觉得震撼，那简直是太牛的一件事儿了。那时候没钱，也不会想到奔驰什么的。30岁，突然觉得幸福就是能有一个完整的家，事业也满意。而到了现在，当我从北京到洛杉矶，下了飞机抽根烟，这对我来说就是幸福了。
　　环球人物杂志：那时你30多岁，还觉得生活“锋利如刀”？
　　汪峰：是的。那时我感觉自己更有棱角了，比原来更成熟。
　　环球人物杂志：棱角指什么？
　　汪峰：就是态度更鲜明，更明确，不犹豫，更会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我在事业上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对许多认定的事情比较坚持，但我不认为这是顽固。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70后”都觉得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你为什么相反？
　　汪峰：的确，70年代出生的人，就是承上启下。70年代以前的人，经历了历史的痛苦和沉重，我们只经历了一点点，而80年代出生的人基本上没有经历，所以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最容易中庸。中庸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常态，但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就意味着灭亡。当时和我一起做摇滚的人，八九成都转了行，为什么？我觉得就是他们忘记了生活本身最质朴的东西，自己给自己设了不该有的条条框框。如果中国很多创作者能突破自己在心态上的困境，好作品会比现在多得多。但我理解，在世俗生活当中，不被磨去棱角，就无法生活。
　　当然我们这一代人也有优势，可以学习前人，又可以借鉴后来者。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汪峰作品《春天里》）
　　2009年，汪峰用自省式的回忆唱出了对生命的忧虑。他大胆地用喑哑而绝望的声音，营造出和万物复苏的春天的巨大反差，听起来充满了震撼，也充分体现了那时候“70后”一代人的心态，其中透出的难得的真诚和勇气，尤为让人感动。
　　环球人物杂志：《春天里》听起来比你之前的大部分作品，情绪都更饱满、激烈，这是你当时心态的反映吗？
　　汪峰：这首歌从表面看更生活更具体了，但从根基上说更理性和冷静。这首歌写了3天，当时想写一首回忆的歌，概括我的少年时代，写歌时想到这么多年的感受，过程很难熬，又不可能每个年代说一遍，最终写成了这个。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想到写“信仰”和“老无所依”？
　　汪峰：那时世纪交替，人们的情绪整体不稳定，我当时心中也是充满了矛盾。 “信仰”和“老无所依”这两个主题，应该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思考和忧虑吧。这个作品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批判性更强。
　　环球人物杂志：这种批判性，是来源于你对生活更有体会了吗？
　　汪峰：当时生活状态很平静了，但平静才让作品更有爆发力。因为心能够沉下来了，不再浮躁。我们平时也会看到一些搞艺术的人，活跃在各个场所。我自认为人的精力和能量是有限的，如果分散了注意力，作品就会打折扣。我做不到这一点。没有演出的日子，就是在家写歌听歌、上网，生活变得更简单。
　　环球人物杂志：平静的生活会使创作不再有激情吗？
　　汪峰：外人看来，当你拥有了车子、房子和家以后，生活就不苦了，没有刺激点了，但在我看来，这是比较低级的创作者的心态。激情的燃烧点太浅薄了。难道只有苦难才能激发你创作？我非常敬佩约翰·列侬，他直到死之前发的唱片，仍是他整个音乐生涯中最激进、最有态度的。艺术创作最终考验的，是艺术家的人格力量和丰富的人生体验。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存在？（汪峰作品《存在》）
　　2011年11月，汪峰发行了他的第十一张创作大碟，今年40岁的他创作欲有增无减，专辑是从他今年写的约80首新歌中筛选出来的。开篇曲《存在》用了一连串的排比——这位已到不惑之年的歌手，还在疑惑于怎样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存在”方式吗？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在40岁的时候，开始思考“存在”？
　　汪峰：我觉得摇滚乐本身就是要去探讨和揭示他所处的时代。我现在开始思考，在社会巨变的迷惘中，如何辨别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它不同于简单的生存与生活，更多在于内心的归属感。
　　当下这个时代缺乏信仰，我们每个人都回避存在的形式，特别的虚。当一个人羞于去思考、探讨“存在”的时候，已经表明这个人或这个群体是虚无的，没有自信心的，并且布满问题。而且我觉得，人到了40岁这个年龄段，应该更强大。
　　环球人物杂志：你说的也就是“70后”这个年龄段的人吧？你觉得该如何表现得更强大？
　　汪峰：现在，大部分人都没有安全感，甚至看不到未来。处在中间阶段的人，尤其如此。人们开始变得自私，因为不得不自私。我的歌里面有无奈，有愤怒，有疑问，我就是想至少能提醒你，该怎么活着。苟活也是活，有远大目标去奋斗也是活，关键是有没有去想。
　　环球人物杂志：你已经有了孩子。丈夫、父亲这些角色，对“70后”的人来说是不是挺沉重的？
　　汪峰：我现在体会到，爱是比家庭、亲情更重要的基石。人的困境就是你明知道，但是还是会经历，还是会干许多愚蠢的事情才能成长。我还不知道我应该当什么样的父亲，但我现在能为女儿做的，是在生活中坚持几个原则：不许撒谎，尊敬长辈，不能贪小便宜，不能有攀比心，不拿别人东西，除此之外我都不管，让她尽量快乐地去玩。
　　环球人物杂志：到了40岁，你的生活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
　　汪峰：我在18到23岁之间，看了很多哲学和宗教类的书，那时候可能只懂10%，40岁时突然就懂得更多了。现在我反而只看杂志、报纸和上网看新闻。其实所有的东西里都有精华，最糟粕的东西里也有精华，拒绝它们，等于是自己关上了所有的窗。你的心要强大，装下所有东西，然后进行过滤，成为一个强大的过滤器。
　　环球人物杂志：有调查说，40岁的人生气次数越来越少，不再那么执拗，你是这样吗？
　　汪峰：（笑）很显然你知道答案了，这个可能适用于大部分人，但不适用于我。我反而觉得年龄会让你有更透彻的认识，更尖锐的视觉和更准确的表达。当然，你十几年前遇到事情会和人打架，现在不会，呵呵，我认为这是体力问题（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