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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的制度背景上说，中国中产阶级在1978年后的重生，与其后推进朝向市场的改革或转型休戚相关。
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是讨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级产生和成长的两个互为交织的基本议题。在中产阶级的成长过程中，有以下两大因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一，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它不仅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影响到中产阶级本身的形态变化；其二，是西方的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即所谓“全球化”，这一转变更为重要。
“中产阶级”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
全球化对中产阶级的成长产生了影响，是因为全球化直接造成了全球产业结构及相应的职业结构的变动；是因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势必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并进而影响到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收入分配；是因为经济全球化还形成了全球性的消费品市场，以及与这种市场相适应的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但这种影响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意义，笼统地谈论这种影响是积极的或消极的没有意义，因为几乎每种影响对每个国家及其中产阶级的成长都是一把“双刃剑”。
多角度探讨中国中产阶级的建构路径
从宏观的制度背景上说，中国中产阶级在1978年后的重生，与其后推进朝向市场的改革或转型休戚相关。1978年前，中国实行的是波兰尼所说的“再分配”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排除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横向联系，依靠自“中央”到地方的多层体系居中调拨资源、分配收入。1978年后，这种再分配体制逐渐为市场报酬体制所改变，而后一种体制要求使用要素者向提供要素者根据要素的市场价格或在可分配成果中的贡献来支付报酬，正是这种报酬体制确保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成为现实。
然而，伴随着近40年来GDP的巨大增长，一些与市场相关的分配机制的介入直接导致了社会分层秩序的变化和中产阶级的产生：
（1）以市场价格来支付报酬，必然导致不同人群和同一人群中的不同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基尼系数的增长就是一个明证，收入差距的扩大为中产阶级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由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国家权力和市場这两种基本力量控制资源的能力开始发生转变，这导致了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改变，并进而影响到中国中产阶级的构成发生变化。
（3）与市场化推进有关的税收制度、住房改革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成长，也为他们创造了生活想象的空间。
从经济的因素来说，“消费”之所以会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建构自我认同的主要途径，不仅因为这一阶级的经济地位既是由改革开放近40年来GDP的快速提升奠定的，同时也是由前述一系列的朝向市场的转型促进的。在GDP的连续增长和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城镇居民的收入不断增长。
从社会的因素上说，国家对消费的倡导不仅导致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进入快车道，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家的提倡和推动，加之进入1990年代后越来越强大的全球化浪潮，在中国人尤其是先富起来的权力和财富精英阶层以及人数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中，与消费主义相关联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开始形成，这对中产阶级的认同建构尤为重要。
中国中产阶级的特征
消费和中国中产阶级的密切关联，对半个多世纪前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在研究美国中产阶级时提出的那个“政治后卫”的著名论断具有某种补充意义。对中国中产阶级而言，最完整的特征描述应该是消费前卫和政治后卫，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定位。如果将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置于一种国际比较的视野之下，我们能够发现，中国中产阶级在政治和消费两大领域完全相左的上述两重性，其实是由其形成时代所经历的全球化浪潮和社会转型实践所决定的。
此外，除了全球化，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前卫和政治后卫特征，还与1978年后中国所经历的独特的社会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尽管都发生了朝向市场的转型，但中国与前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迥然不同。
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是讨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级产生和成长的两个互为交织的基本议题。在中产阶级的成长过程中，有以下两大因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一，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它不仅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影响到中产阶级本身的形态变化；其二，是西方的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即所谓“全球化”，这一转变更为重要。
“中产阶级”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
全球化对中产阶级的成长产生了影响，是因为全球化直接造成了全球产业结构及相应的职业结构的变动；是因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势必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并进而影响到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收入分配；是因为经济全球化还形成了全球性的消费品市场，以及与这种市场相适应的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但这种影响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意义，笼统地谈论这种影响是积极的或消极的没有意义，因为几乎每种影响对每个国家及其中产阶级的成长都是一把“双刃剑”。
多角度探讨中国中产阶级的建构路径
从宏观的制度背景上说，中国中产阶级在1978年后的重生，与其后推进朝向市场的改革或转型休戚相关。1978年前，中国实行的是波兰尼所说的“再分配”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排除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横向联系，依靠自“中央”到地方的多层体系居中调拨资源、分配收入。1978年后，这种再分配体制逐渐为市场报酬体制所改变，而后一种体制要求使用要素者向提供要素者根据要素的市场价格或在可分配成果中的贡献来支付报酬，正是这种报酬体制确保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成为现实。
然而，伴随着近40年来GDP的巨大增长，一些与市场相关的分配机制的介入直接导致了社会分层秩序的变化和中产阶级的产生：
（1）以市场价格来支付报酬，必然导致不同人群和同一人群中的不同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基尼系数的增长就是一个明证，收入差距的扩大为中产阶级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由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国家权力和市場这两种基本力量控制资源的能力开始发生转变，这导致了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改变，并进而影响到中国中产阶级的构成发生变化。
（3）与市场化推进有关的税收制度、住房改革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成长，也为他们创造了生活想象的空间。
从经济的因素来说，“消费”之所以会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建构自我认同的主要途径，不仅因为这一阶级的经济地位既是由改革开放近40年来GDP的快速提升奠定的，同时也是由前述一系列的朝向市场的转型促进的。在GDP的连续增长和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城镇居民的收入不断增长。
从社会的因素上说，国家对消费的倡导不仅导致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进入快车道，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家的提倡和推动，加之进入1990年代后越来越强大的全球化浪潮，在中国人尤其是先富起来的权力和财富精英阶层以及人数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中，与消费主义相关联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开始形成，这对中产阶级的认同建构尤为重要。
中国中产阶级的特征
消费和中国中产阶级的密切关联，对半个多世纪前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在研究美国中产阶级时提出的那个“政治后卫”的著名论断具有某种补充意义。对中国中产阶级而言，最完整的特征描述应该是消费前卫和政治后卫，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定位。如果将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置于一种国际比较的视野之下，我们能够发现，中国中产阶级在政治和消费两大领域完全相左的上述两重性，其实是由其形成时代所经历的全球化浪潮和社会转型实践所决定的。
此外，除了全球化，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前卫和政治后卫特征，还与1978年后中国所经历的独特的社会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尽管都发生了朝向市场的转型，但中国与前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