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以后，我在琉璃厂通学斋古书店工作。那时我经常挟书到燕京大学去求售，认识了邓之诚先生。邓先生住在燕京大学东门外蒋家胡同路北二号，进门穿过屏门可以看到他居住的宽敞的北房。这几间北房既是邓先生的书斋，也是他的会客室和教室。邓先生教书有个特点，往往开学之初，他挟着书到燕京大学穆楼教室上一两节课，然后就是学生到他的书斋来上课了，书斋中间有张大案桌，大家围着桌子听邓先生讲课，显得既亲切又谐调。书斋的墙上挂着一些照片，还有清初著名学者顾亭林先生的画像，像的四周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清代诸名家的题跋。邓先生尊敬顾亭林先生，国难时期，这幅画像可以表明邓先生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邓先生也注意搜集关于顾亭林著述的不同版本，几乎搜罗殆尽。我曾为先生寻觅到清徐嘉《顾诗笺注》以及光绪年间幽光阁戴子高家藏潘次耕手钞铅印本，与其他版本不同，还搜集到乾隆年间孔氏玉虹楼校刊本《菰中随笔》等名贵书籍。先生很高兴。一日先生忽然告诉我顾亭林《日知录》初刻八卷本刻于清康熙九年，版本极稀，从前缪筱珊先生藏有一部，后归傅增湘先生，他曾屡次借阅而不得，引为憾事，他嘱我为他搜罗此本，可惜我一直没有搜集到。
　　因为经常为先生送书，我比较了解先生的需求，能够主动满足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要求。例如“七·七”事变以后，先生用几年的时间收藏了七百多种清初人集部，作为他研究明末清初历史的资料，其中我为先生搜集到的就不少，比较罕见的如：孔东塘《湖海集》、王鸣盛《西居士集》，田茂遇《燕台文选》、朱彝尊《腾笑集》、徐《南州草堂集》、王鸿绪《横云山人集》、严绳孙《秋水集》等。清代禁书有明方应祥《青来阁初集》、王仲儒《西斋集》、清潘柽章《松陵文献》以及最稀见的清黄仲坚《蓄斋二集》十卷、乾隆乙酉棣华堂刊本。此书在邓先生藏书中很稀有，先生视为珍宝，因此要请我吃饭，还要另外赠我几元钱，但我都谢绝了，因为这个，惹得先生很不愉快。先生以藏有大量清初人集部自豪，他以他收藏的集部书与北京另一收藏家伦哲如先生所藏的书相比，按种数讲，伦比他多二百余种；但以单本书论，他有而伦无者就有百十余种，对私人收藏家来说，可谓富矣。
　　先生还藏有一部传世极罕的笔记书《土风录》，清张思撰，刻于嘉庆年间，唯缺首册，他曾嘱我留意为他配齐。数年后通学斋收到一批书，发现其中正好有这本。次日，我就骑车到成府为先生送书。先生一见我，就用惯有的那种带着四川口音的口气说：
　　“梦水，你今天又为我送什么好书来啦？”
　　我随即回答说：
　　“邓先生，我为您配上那部《土风录》的首册了。”
　　这真是喜出望外，他高兴地捧着那本书来回翻阅，大加赞赏。象这样事有过好几次。
　　先生除了喜欢收藏古书，还喜欢收藏清末民初的人像、有关风俗以及中外名胜古迹的照片，其中人像和风俗方面的照片，为研究民俗学提供了重要珍贵资料。他谈起购照片的事，总说这些东西大部份是宣武门内小市上辛大个为他送来的，这个辛大个就是蔚珍堂主人辛金凯，字叔坚，河北冀县人，是我的同乡。
　　我为邓先生买书的过程，也是我向先生学习的极好机会。
　　因为先生对明末清初的历史有深刻的研究，每当我觅到明末清初人集子时就向先生请教，先生也乐为讲述，谆谆无倦容。例如我为先生送去清朱彝尊的《腾笑集》，先生就告诉我此集大部分是朱氏重要的作品，为《曝书亭集》所未收，刻工甚佳，传本亦稀，诚为可贵。对于清孙枝蔚的《溉堂集》，先生告诉我它分前、续、文、诗余、后五部分，唯后集系作者殁后刻的，传本尤为罕见。关于清陆陇其所著的《三鱼堂文集》以康熙间嘉会堂原刊初印本为最善，后印者因为文字狱的关系已经删掉《答吕无党》、《与吕无党及附答》、《祭吕晚村先生文》等篇，是不完整的。先生还告诉我清王鸿绪《横云山人集》康熙间早印本印二十六卷，附一卷；后印本则改印为二十七卷了，等等。这些知识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先生的教诲使我在版本目录学方面受到很大教益。
　　因为与先生长期来往，先生认为我诚实可靠，对我倍加信任。有时委托我从城内替他买些东西，如到廊房头条步云斋鞋店去替他购双皮脸鞋及疙疸帽垫等。有时也委托我与张孟劬、崇彝、李根源、陈庆和诸位老先生借还书籍或代交信件。每当我到先生寓所送书，先生总是亲切地叫家人为我沏茶。有时我赶到那儿正好中午，先生饭后要休息了，他就从箱内找出几册稀有的书籍叫我看，有一次还亲自把手书的长条本日记搬来叫我看。先生的日记本长盈尺，用蝇头小楷写成，笔法遒劲，他在日记里提到我时亲切地叫我“书友”，对其他书店同辈则叫“书贾”，这是对我极大的鼓励。我是一个普通的书店职员，能够热爱古旧书籍工作，并且终身从事这项工作，这与邓之诚先生等前辈的亲切教导是分不开的。
　　一九四一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邓先生及洪煨莲先生等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半年以后获释。先生在狱中曾写诗若干首，表明他对日寇的憎恨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先生将这些诗于一九四六年编印《闭关吟》一卷，听先生说，此书只印百册，赠送朋友留念。先生赠我一册，也毁于十年动乱，令人痛惜。
　　先生的字写得极好，他曾手写同乡《汪悔翁先生诗续钞》一册，影印问世。我去送书时，常见他为朋友写字，我也有意敬求墨金，只是不敢启口。先生的二弟之纲先生看出我的心意，就主动对我说：“大爷愿意为你写点字，你拿张纸来吧！”
　　就这样，我请先生写过中堂、对联、扇面等几件字迹，大部份毁于十年动乱，只有一九四七年(丁亥)先生为我书写的扇面，因藏于箱底，幸存下来。扇面写的是黄瘿瓢诗，字迹秀丽工整(见本文前图版)。现在打开扇面，犹如见到先生。
　　先生亦善治印，先生的名章(“邓之诚文如”、文长方印，“文如居士”、白文方印，“邓之诚”、朱文方印)及“五石斋”印皆自刻，宗汉印，刀法也佳。
　　先生身材魁梧，身穿常服，短发苍白，上唇留着一髭花白短须，双目炯炯，令人感到有点威严，但和他接触之后，却又感到和蔼可亲。先生的弟弟之纲先生说，之诚大哥自幼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有神童之称，至老不衰，所以在历史教学方面能获得卓越的成绩。
　　邓之诚先生，字文如，江苏江宁人，清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生于四川，民国初年至北京。历任国史编纂处编纂员、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燕京大学教授。一九六○年病卒，享年七十三岁，著有《中华二千年史》、《明清史》、《骨董琐记全编》、《桑园读书记》、《清诗纪事初编》、《东京梦华录注》、《护国军纪实》、《闭关吟》等书籍。东莞伦哲如先生《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称赞邓之诚先生：“翳君便是老骨董，琐记何时又续成，此外当编今世说，笑嬉怒骂总文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