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基于北京“非典”期间的社会经济运行情况,针对12个北京旅游特定产业进行社会实验。实验设置了对照组和实验组,通过比较确定了产业旅游供给比例,推算了北京旅游业增加值及旅游就业人数等核心指标,并与北京旅游卫星账户(2004)估算出的主要指标进行了对比讨论,为旅游卫星账户中关键指标的判别提供了一种简易的辅助性方法。
[关键词]社会实验;北京旅游卫星账户;产业旅游供给比;旅游业增加值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6—0032—05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对于旅游业是不是一项产业一直存有争议,这主要是由于旅游业所具有广泛的综合性和交叉性,其产品形态复杂多样,难以按照产品类型进行分类。更主要的是,旅游消费产品和服务是以需求方来定义的,如当地居民购买的饮料、食品按其业态看,分属于食品行业和商业零售业,而如果是旅游者购买则属于旅游消费。除了旅行社、酒店和景区景点等旅游特征产业外,大多数行业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形。旅游消费在现有的国民账户体系中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类别,而是分散地隐含在各个行业和部门之中。也就是说,现有的国际通行的SNA93(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是无法完整、全面和客观地反映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鉴于此,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法国、加拿大等国率先开始尝试编制旅游卫星账户(TSA),2000年3月联合国统计署正式批准了欧共体委员会、经合组织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等国际组织提交的《旅游卫星账户:建议的方法框架》。编制该账户的基本思路是利用地区国民账户、地区投入产出表、经济普查资料和旅游者消费抽样调查等方法,计算出某一产业产出值中由旅游者消费引致的比例,即旅游供给比例(Tourism Supply Ratio),将旅游消费部分从该项目中剥离出来,计入现行国民账户以外的一个虚拟的账户,即旅游卫星账户之中。因此,旅游供给比例的确定和精确与否成为编制旅游卫星账户的关键,也是目前我国地区编制旅游卫星账户的主要难点之一。旅游供给比例值是在0—100%之间,数值0意味着该项与旅游消费完全无关,数值100%代表全部是由旅游消费带来的。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在一定时域内针对特定地区设计出一种理想的社会实验方案,对人为控制任何游客出入该地区条件下的实验组和游客自由出入该地区的对照组的社会经济运行结果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测度旅游对于地区经济的影响。显然这种社会实验是要在人为地阻止外来游客进入和内部游客的外出的情况下进行,这对于一个省或大城市在现实中是难以开展的。但2003年北京等地出现的“非典”(SARS)突发性事件给模拟这一社会实验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机会。
2003年上半年,“非典”疫情在我国的广东、北京、山西等地及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爆发,给北京旅游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自4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中国的多个省市属于重度sARs疫区后,100多个国家与中国取消了彼此间的出入境旅游业务,同时我国也为了防止疫情的传播,取消了当年的“五一”黄金周,城际的人员流动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当年5月份对旅游业的负面影响最为严重。鉴于此,本文针对北京12个旅游特定产业,选取2003年全年和2003年5月份两个时域,通过对发生“非典”(即控制游客出入)条件下实验组结果和假如没有发生“非典”(即游客自由出入)条件下的对照组结果横向比较研究,确定出北京旅游产业供给比这一核心数值,进而测度北京旅游业对当地国民经济的影响,这为编制旅游卫星账户提供了一种简易的辅助方法,为印证旅游卫星账户中一些关键性的数据提供新的参照系数。
二、实验要素
从科学认识的角度来看,社会实验是由实验主体、实验条件和实验客体3个基本要素组合的“刺激一反应”过程。显然,对于作为实验主体的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确定实验客体及实验条件,以模拟前文提到的理想的社会实验条件。
为了实现准确测度北京旅游产业对当地国民经济的影响这一目标,本文的实验客体为北京旅游特定产业(包括旅游特征及相关产业)。参考世界旅游组织等编写的《旅游卫星账户:建议的方法框架》及《地区旅游卫星账户编制指南(2005)》相关产业目录内容,考虑到本社会实验方法的适用性、数据可获性、可比性的要求和北京市旅游产业实际情况,我们选定了住宿业、餐饮业、铁路客运业、道路客运业、公共交通业、汽车租赁业、航空客运业、旅行社和类似服务、环境资源业、体育娱乐业、文化艺术业共11个旅游特征产业,一个旅游相关产业——零售业,总计12个旅游特定产业作为实验客体。
针对实验客体,我们设定了实验组和对照组来进行横向对比研究。实验组就是考察在发生“非典”(即控制游客进出)条件下的旅游特定产业规模业绩,而对照组则是考察假设没有发生“非典”(即游客自由进出)条件下的旅游特定产业规模业绩。此外,为了提高实验信度,将“非典”对北京市居民(不包括游客)关于实验客体的消费总量影响程度降到最低,我们选取2003年全年和2003年5月份两个时间段作为实验时域。对关系到旅游交通的铁路客运业、道路客运业、公共交通业、汽车租赁业、航空客运业以及文化艺术业6个客体选取2003年全年进行实验,其余则选在2003年5月这个“非常时期”。
三、实验结果对比研究
在此,为了最终确定旅游供给比例,我们将实验组与对照组差值同对照组的比值称为变异比例。表1中实验结果具体来源及计算方法见脚注;在表2中,我们将实验客体2002年5月份规模业绩直接等同于对照组结果,这样变异比例就为实验客体2003年5月份规模业绩同比下降比例,其统计资料来源见对应的脚注。
对比表1和表2可以看出,表2的各项实验客体的变异比例都远高于表1,印证了2003年5月是这些行业经营业绩下滑最为严重的月份。而在两个表格所有实验客体中,变异比例最高的都是旅游业,说明了旅游业受“非典”冲击程度比其他行业都要大。
四、确定产业旅游供给比例
如前所述,所谓产业旅游供给比例就是指某一产业产出值中由旅游者消费引致的比例,因此我们只需用表1和表2中实验客体各自的变异比例与相应的旅游业变异比例逐一进行比值运算,所得到数值即为2004年北京各产业的旅游供给比例,其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看出,旅行社和提供类似服务的企业产业旅游供给比最高,达100%,这是旅游产业中最核心的部分;其余依次为航空客运业和住宿业,分别为94.6%和77.5%;列在最后3位的分别是零售业(13.5%)、餐饮业(43.8%)和汽车租赁业(46.2%),说明这3个行业中,居民消费比例要高 于游客,尤其是零售业,居民消费的比重占到了86.7%。这个结果也符合我们的经验估计:这一方面是由于北京是一个有着1600多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居民日常消费量巨大;另一方面,旅游者对于零售业的需求本来就比餐饮业、住宿业和交通客运业要小得多。
五、北京旅游业增加值和旅游就业人数测度
1 旅游业增加值测度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提供的12个旅游特定产业的2004年总产出及增加值,通过各产业旅游供给比,我们得出2004年北京市旅游业总产出为7370523.4万元,旅游业增加值为3141266万元,如表4所示。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08》公布的有关数据,2004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为6060.3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4111.2亿元,据此可以推算:北京市2004年旅游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8%,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7.64%。
由表4得出,在旅游业增加值中住宿业、铁路客运和民航客运是增加值最大的3个行业和部门,而汽车租赁业则是增加值最小的行业。这说明北京旅游业对于住宿行业和铁路民航交通部门的经济贡献最大,而旅游业对汽车租赁业的拉动作用有限。
2 旅游就业人数测度
同样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提供的2004年12个旅游特定产业的就业人数,通过各产业的旅游供给比,可得出2004年北京旅游就业总人数为76.41万人(见表5),再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05)》公布的有关数据,2004年北京市总就业人数为8540654人,从而得出旅游就业占北京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为8.95%。
从表5看出,除旅行社和类似服务行业外,产业旅游供给比最高的是民航、住宿业。由于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总体规模较大,虽然产业旅游供给比不高,但旅游就业人数要远大于旅行社和民航客运部门,吸收旅游就业规模前3位的行业分别是餐饮业(17.7万人)、住宿业(13.2万人)和零售业(12.2万人)。
由此可见,北京旅游业对于行业增加值贡献最大的部门是住宿、铁路和民航;而对于安排就业贡献最多的行业是餐饮、住宿和零售业。
六、讨论与结论
北京市旅游局和北京市统计局于2006年12月联合开展了编制《北京市旅游附属(卫星)账户》的工作,成果已于2009年10月出版。现将北京旅游卫星账户2004的主要指标初步估算结果与通过社会实验方法得到的相关测度结果对比如表5所示:
从表5中我们发现,无论是从旅游业总产出、旅游业增加值,还是从旅游就业人数来看,“非典”社会实验得出的主要指标都低于北京旅游卫星账户2004的指标,且两项差异值具有很高的一致性,都在1.25~1.30之间,其中3个核心比例指标(旅游业占区域GDP的比例、旅游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例和旅游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的差异值竞都是1.3,也就是说,社会实验得出的数据一般都比旅游卫星账户要低30%。这是因为社会实验在实验客体选择上大大简化了计算因子,没有对包括在北京发展较快的会展业、金融、保险、居民服务等旅游特定及非旅游特定产业进行测算,而这些未计算在内的部分对于旅游业的贡献值是否就正好是应用“非典”社会实验与现行旅游卫星账户编制方法所得的两组数据之间的差额,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验证(如对已编制过旅游卫星账户的江苏、浙江等地区,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验算,以考察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个一致性的比例系数),如果能够证实存在这样一个一致性的经验系数的话,那就可以大大简化旅游卫星账户的编制工作,全国各省市都可以利用“非典”这一突发性事件,运用社会实验方法(也就是利用当地“非典”时期的相关统计资料)测度当地旅游特定产业的变异比例,在求得旅游卫星账户所需的各主要指标(如表5中的首列所示)后,再乘上这一经验系数就可以推算出相当于通过编制旅游卫星账户而得到的主要指标值。就我们目前研究结果来看,“非典”社会实验测度工具可以成为编制旅游卫星账户的一种简易可行的辅助性方法,至少为旅游卫星账户中一些关键性的数据提供了一系列低限值的参照系数。
[关键词]社会实验;北京旅游卫星账户;产业旅游供给比;旅游业增加值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6—0032—05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对于旅游业是不是一项产业一直存有争议,这主要是由于旅游业所具有广泛的综合性和交叉性,其产品形态复杂多样,难以按照产品类型进行分类。更主要的是,旅游消费产品和服务是以需求方来定义的,如当地居民购买的饮料、食品按其业态看,分属于食品行业和商业零售业,而如果是旅游者购买则属于旅游消费。除了旅行社、酒店和景区景点等旅游特征产业外,大多数行业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形。旅游消费在现有的国民账户体系中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类别,而是分散地隐含在各个行业和部门之中。也就是说,现有的国际通行的SNA93(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是无法完整、全面和客观地反映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鉴于此,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法国、加拿大等国率先开始尝试编制旅游卫星账户(TSA),2000年3月联合国统计署正式批准了欧共体委员会、经合组织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等国际组织提交的《旅游卫星账户:建议的方法框架》。编制该账户的基本思路是利用地区国民账户、地区投入产出表、经济普查资料和旅游者消费抽样调查等方法,计算出某一产业产出值中由旅游者消费引致的比例,即旅游供给比例(Tourism Supply Ratio),将旅游消费部分从该项目中剥离出来,计入现行国民账户以外的一个虚拟的账户,即旅游卫星账户之中。因此,旅游供给比例的确定和精确与否成为编制旅游卫星账户的关键,也是目前我国地区编制旅游卫星账户的主要难点之一。旅游供给比例值是在0—100%之间,数值0意味着该项与旅游消费完全无关,数值100%代表全部是由旅游消费带来的。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在一定时域内针对特定地区设计出一种理想的社会实验方案,对人为控制任何游客出入该地区条件下的实验组和游客自由出入该地区的对照组的社会经济运行结果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测度旅游对于地区经济的影响。显然这种社会实验是要在人为地阻止外来游客进入和内部游客的外出的情况下进行,这对于一个省或大城市在现实中是难以开展的。但2003年北京等地出现的“非典”(SARS)突发性事件给模拟这一社会实验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机会。
2003年上半年,“非典”疫情在我国的广东、北京、山西等地及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爆发,给北京旅游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自4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中国的多个省市属于重度sARs疫区后,100多个国家与中国取消了彼此间的出入境旅游业务,同时我国也为了防止疫情的传播,取消了当年的“五一”黄金周,城际的人员流动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当年5月份对旅游业的负面影响最为严重。鉴于此,本文针对北京12个旅游特定产业,选取2003年全年和2003年5月份两个时域,通过对发生“非典”(即控制游客出入)条件下实验组结果和假如没有发生“非典”(即游客自由出入)条件下的对照组结果横向比较研究,确定出北京旅游产业供给比这一核心数值,进而测度北京旅游业对当地国民经济的影响,这为编制旅游卫星账户提供了一种简易的辅助方法,为印证旅游卫星账户中一些关键性的数据提供新的参照系数。
二、实验要素
从科学认识的角度来看,社会实验是由实验主体、实验条件和实验客体3个基本要素组合的“刺激一反应”过程。显然,对于作为实验主体的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确定实验客体及实验条件,以模拟前文提到的理想的社会实验条件。
为了实现准确测度北京旅游产业对当地国民经济的影响这一目标,本文的实验客体为北京旅游特定产业(包括旅游特征及相关产业)。参考世界旅游组织等编写的《旅游卫星账户:建议的方法框架》及《地区旅游卫星账户编制指南(2005)》相关产业目录内容,考虑到本社会实验方法的适用性、数据可获性、可比性的要求和北京市旅游产业实际情况,我们选定了住宿业、餐饮业、铁路客运业、道路客运业、公共交通业、汽车租赁业、航空客运业、旅行社和类似服务、环境资源业、体育娱乐业、文化艺术业共11个旅游特征产业,一个旅游相关产业——零售业,总计12个旅游特定产业作为实验客体。
针对实验客体,我们设定了实验组和对照组来进行横向对比研究。实验组就是考察在发生“非典”(即控制游客进出)条件下的旅游特定产业规模业绩,而对照组则是考察假设没有发生“非典”(即游客自由进出)条件下的旅游特定产业规模业绩。此外,为了提高实验信度,将“非典”对北京市居民(不包括游客)关于实验客体的消费总量影响程度降到最低,我们选取2003年全年和2003年5月份两个时间段作为实验时域。对关系到旅游交通的铁路客运业、道路客运业、公共交通业、汽车租赁业、航空客运业以及文化艺术业6个客体选取2003年全年进行实验,其余则选在2003年5月这个“非常时期”。
三、实验结果对比研究
在此,为了最终确定旅游供给比例,我们将实验组与对照组差值同对照组的比值称为变异比例。表1中实验结果具体来源及计算方法见脚注;在表2中,我们将实验客体2002年5月份规模业绩直接等同于对照组结果,这样变异比例就为实验客体2003年5月份规模业绩同比下降比例,其统计资料来源见对应的脚注。
对比表1和表2可以看出,表2的各项实验客体的变异比例都远高于表1,印证了2003年5月是这些行业经营业绩下滑最为严重的月份。而在两个表格所有实验客体中,变异比例最高的都是旅游业,说明了旅游业受“非典”冲击程度比其他行业都要大。
四、确定产业旅游供给比例
如前所述,所谓产业旅游供给比例就是指某一产业产出值中由旅游者消费引致的比例,因此我们只需用表1和表2中实验客体各自的变异比例与相应的旅游业变异比例逐一进行比值运算,所得到数值即为2004年北京各产业的旅游供给比例,其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看出,旅行社和提供类似服务的企业产业旅游供给比最高,达100%,这是旅游产业中最核心的部分;其余依次为航空客运业和住宿业,分别为94.6%和77.5%;列在最后3位的分别是零售业(13.5%)、餐饮业(43.8%)和汽车租赁业(46.2%),说明这3个行业中,居民消费比例要高 于游客,尤其是零售业,居民消费的比重占到了86.7%。这个结果也符合我们的经验估计:这一方面是由于北京是一个有着1600多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居民日常消费量巨大;另一方面,旅游者对于零售业的需求本来就比餐饮业、住宿业和交通客运业要小得多。
五、北京旅游业增加值和旅游就业人数测度
1 旅游业增加值测度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提供的12个旅游特定产业的2004年总产出及增加值,通过各产业旅游供给比,我们得出2004年北京市旅游业总产出为7370523.4万元,旅游业增加值为3141266万元,如表4所示。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08》公布的有关数据,2004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为6060.3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4111.2亿元,据此可以推算:北京市2004年旅游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8%,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7.64%。
由表4得出,在旅游业增加值中住宿业、铁路客运和民航客运是增加值最大的3个行业和部门,而汽车租赁业则是增加值最小的行业。这说明北京旅游业对于住宿行业和铁路民航交通部门的经济贡献最大,而旅游业对汽车租赁业的拉动作用有限。
2 旅游就业人数测度
同样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提供的2004年12个旅游特定产业的就业人数,通过各产业的旅游供给比,可得出2004年北京旅游就业总人数为76.41万人(见表5),再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05)》公布的有关数据,2004年北京市总就业人数为8540654人,从而得出旅游就业占北京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为8.95%。
从表5看出,除旅行社和类似服务行业外,产业旅游供给比最高的是民航、住宿业。由于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总体规模较大,虽然产业旅游供给比不高,但旅游就业人数要远大于旅行社和民航客运部门,吸收旅游就业规模前3位的行业分别是餐饮业(17.7万人)、住宿业(13.2万人)和零售业(12.2万人)。
由此可见,北京旅游业对于行业增加值贡献最大的部门是住宿、铁路和民航;而对于安排就业贡献最多的行业是餐饮、住宿和零售业。
六、讨论与结论
北京市旅游局和北京市统计局于2006年12月联合开展了编制《北京市旅游附属(卫星)账户》的工作,成果已于2009年10月出版。现将北京旅游卫星账户2004的主要指标初步估算结果与通过社会实验方法得到的相关测度结果对比如表5所示:
从表5中我们发现,无论是从旅游业总产出、旅游业增加值,还是从旅游就业人数来看,“非典”社会实验得出的主要指标都低于北京旅游卫星账户2004的指标,且两项差异值具有很高的一致性,都在1.25~1.30之间,其中3个核心比例指标(旅游业占区域GDP的比例、旅游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例和旅游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的差异值竞都是1.3,也就是说,社会实验得出的数据一般都比旅游卫星账户要低30%。这是因为社会实验在实验客体选择上大大简化了计算因子,没有对包括在北京发展较快的会展业、金融、保险、居民服务等旅游特定及非旅游特定产业进行测算,而这些未计算在内的部分对于旅游业的贡献值是否就正好是应用“非典”社会实验与现行旅游卫星账户编制方法所得的两组数据之间的差额,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验证(如对已编制过旅游卫星账户的江苏、浙江等地区,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验算,以考察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个一致性的比例系数),如果能够证实存在这样一个一致性的经验系数的话,那就可以大大简化旅游卫星账户的编制工作,全国各省市都可以利用“非典”这一突发性事件,运用社会实验方法(也就是利用当地“非典”时期的相关统计资料)测度当地旅游特定产业的变异比例,在求得旅游卫星账户所需的各主要指标(如表5中的首列所示)后,再乘上这一经验系数就可以推算出相当于通过编制旅游卫星账户而得到的主要指标值。就我们目前研究结果来看,“非典”社会实验测度工具可以成为编制旅游卫星账户的一种简易可行的辅助性方法,至少为旅游卫星账户中一些关键性的数据提供了一系列低限值的参照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