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既是个老广播，又是办刊人，所以作为《中国广播》的读者，习惯于从广播与办刊两个角度观察与品评这本刊物。纵观《中国广播》的运行曲线会明显看到，它一路走来，在一路走高。《中国广播》已经成为中国专门研究广播的第一刊，成为中国广播界的一块理论园地、一面理论旗帜。
《中国广播》的特点我想用“三气”来概括，即“地气、人气、大气”。
所谓“地气”，是指“接地气”。《中国广播》始终以研究广播为己任，努力把根脉深扎于中央电台及全国各级广播的实际之中，积极探究和反映中国广播业的困厄与突围、发展与路径，从而不仅使它获得了取之不尽的生命之泉，而且成为中国广播界得以凝聚的一个纽带和共享的理论平台。
所谓“人气”，更确切地说是“聚人气”。因为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广播先后受到电视、新媒体和体制改革的一轮轮冲击，这就使得广播人如何振奋人心、努力作为，用作为赢得影响、赢得地位变成了一个现实问题。针对这一点，《中国广播》多年来用各电台的生动实践为广播和广播人正其名、聚其气、鼓其劲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在近几年的多次危机传播中，广播的特殊作用一次次凸显，成了非常时期的非常媒体。《中国广播》对此予以充分的总结和报道，因此引起了中央的重视，进而使中国广播应急体系建设工程列入了“十二五”规划。
所谓“大气”，首先是指《中国广播》虽然是中央电台主办的刊物，但一直以全国广播为关注、反映和研究对象，显示了一种包容性、开放性的大气；其次，近年来，《中国广播》努力抓住广播业界一些带有前沿性、趋势性、战略性、瓶颈性、创新性的议题集中进行深度探究，显示了一种编辑视野、编辑思想和理论思考上的大气，使刊物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大刊风范。
《中国广播》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建议一方面要继续发扬这“三气”；与此同时，还应追求和强化“三立”。即古人在做人或为学上倡导的三个目标：“立德、立功、立言”。
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这样描述“三立”：“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我以为，对《中国广播》而言，“立德”就是指它应继续大力推动中国的广播更给力、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提升人们的素质与福祉；“立功”是指《中国广播》要继续努力推动中国广播业的不断发展和传播实效的提升，使中国广播自立于中国乃至世界传媒之林；所谓“立言”，是指要针对中国广播业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提出真知灼见，使《中国广播》成为撬动中国广播业发展的一个思想杠杆和理论杠杆。
虽然古人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①，即按照德、功、言来排序；但我以为，“立德、立功”是目标与责任，而“立言”则是实现这一目标、践行这一责任所必需的手段与途径。再进一步说，“立言”不仅是实现“立德、立功”的关键，还是衡量一个刊物的品质、品位和影响力的核心标志。
所谓“立言”，就是“立论”，就是要做科学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树。
虽然实践是第一性的、理论是第二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跟在现实后面做个被动的解析者；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前沿性指导，甚至理论的反正与批判，从而防止低水平实践、盲目的实践，甚至错误的实践。
纵观现在的学术研究，可谓良莠不齐。大话、空话、套话连篇，架势很大，但理论含量趋零者有之；脱离实际，从概念到概念，通篇搞“高空作业”，或者“言必称希腊”、一味搬弄外国概念者有之；刻意回避矛盾，顾左右而言他，或对某些决策不问对错、一味做顺风文章和应景式图解者有之；对某些所谓时尚、潮流不辨真伪，推波助澜者亦有之。为此，《人民日报》所办《人民论坛》半月刊杂志2012年8月上半期开辟专栏，专门声讨“思想泡沫”。主题策划组在按语中说：“思想泡沫主要是指没有价值的各类言论、观点、学术成果等”。“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九成多受调查者认为当前中国的思想泡沫多。各种‘主义’、‘思想’、‘理论’、‘观点’满天飞，众多华而不实的专著、论文、报告堆成山，这些‘思想泡沫’扼杀了新思想的产生，动摇了学者的学术操守，衍生出论文抄袭、造假等事件，败坏了学术风气”。对此，我们办刊者应引以为戒。
《中国广播》是业务刊物，更应是学术刊物。所谓学术，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真正的学术应该有其学术品性，比如先进性、批判性、规范性、实用性等。
所谓“先进性”，梁启超认为，先“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术、新器物”。就是说，真正的学术应该是开风气之先、引领时代潮流的社会引擎。而“批判性”是学术的生命，因为没有学术批判就难有学术创新。因此，批判性是追求真理、创造新知的必需环节。
此外，学术还要讲“规范性”，即学术研究要遵循相应的道德规范和基本准则。所谓“实用性”，梁启超在《学与术》中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②由此看来，无用的学术，其再玄妙、再拉大旗也属伪学术，具有实用价值的学术才是真学术。而学术的先进性、实用性正是学术得以立德、立功的保障和体现。
因此，我期望《中国广播》今后既要做中国广播业发展业态的跟踪与呈现，更要做广播业发展所必需的理论探究和理论发现；既要注重应用理论研究，更要注重决策理论以及基础理论和史学研究。因为谬误的决策会成为广播事业滑坡的原点，贻害无穷。而决策的谬误又常常源于基础理论甚至基本常识的欠缺，以及对历史规律、历史经验认知的欠缺。
因此，《中国广播》在立言、立论的追求上，既要重“法”，更要重“道”；既要重“术”，更要重“学”。既要积极推动有关事业发展、经营管理、宣传报道、队伍建设上的各种规律性改革，又要从理论性、规律性的高度理性地、负责任地审视、解析甚至批判各种非理性的、功利性的盲动与躁动。始终保持一种理论的清醒、理论的智慧、理论的勇气和理论的品格，始终保持一种对真理的追求、维护和敬畏，从而防止昨是今非、今是明非的反复颠倒、自打嘴巴，特别是防止因“立言”不当、谬种流传对广播业造成理论性误导、束缚与伤害。
总之，我期望《中国广播》不但要强化立言、立论，而且要追求立言、立论的先进性、建设性、引导性、批判性与实用性。努力提高理论的含金量，即不断提升理论的浓度、力度、深度和高度，从而使《中国广播》从理论和理念上更好地惠及中国广播业的发展、广播人整体素质的提升，以及中国广播在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上的贡献率。
当今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无论是广播还是其他新老媒体，都处在一个激烈的变革与竞争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尤其需要理论的发现与发力。这无疑给《中国广播》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但激烈变革与竞争的时代往往又是浮躁的时代，这对需要静心来办刊的人来说显然是一个挑战。做学问需要思想的积累与沉淀，需要放缓脚步细思量。两千多年前的老子至今仍然“活着”，他的《道德经》无论是翻译语种、出版版本还是发行数量上都是仅次于《圣经》的世界第二书。仅仅五千言的《道德经》何以经久不衰、历久弥新？这恐怕与老子当年骑着老牛慢走、深思不无关系。试想，如果老子骑的是追风快马，也追求速成，也搞什么“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恐怕今天我们就读不到《道德经》了。所以，办刊、做学问的确需要学学老子的为学之道。但话说回来，刊物要如期出刊，容不得骑牛踱步，这又是办刊人遇到的另一个苦恼与悖论。
解决之道无他。一是静心再静心，二是开门再开门。“静心再静心”无需多言，所谓“开门再开门”，是指《中国广播》必须不遗余力地继续开发外脑，广纳贤能，广开言路，在业界、学界尽可能多地发现、培养和聚拢一批又一批理论高手与大家，从而以众人之高，成就刊物之高。
《中国广播》创刊已经20周年，我期待它继续发扬“三气”，同时强化“三立”，从而使今后的路走得更实、更高、更远。
（作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原台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总编辑）
（本文编辑：吕晓虹）
《中国广播》的特点我想用“三气”来概括，即“地气、人气、大气”。
所谓“地气”，是指“接地气”。《中国广播》始终以研究广播为己任，努力把根脉深扎于中央电台及全国各级广播的实际之中，积极探究和反映中国广播业的困厄与突围、发展与路径，从而不仅使它获得了取之不尽的生命之泉，而且成为中国广播界得以凝聚的一个纽带和共享的理论平台。
所谓“人气”，更确切地说是“聚人气”。因为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广播先后受到电视、新媒体和体制改革的一轮轮冲击，这就使得广播人如何振奋人心、努力作为，用作为赢得影响、赢得地位变成了一个现实问题。针对这一点，《中国广播》多年来用各电台的生动实践为广播和广播人正其名、聚其气、鼓其劲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在近几年的多次危机传播中，广播的特殊作用一次次凸显，成了非常时期的非常媒体。《中国广播》对此予以充分的总结和报道，因此引起了中央的重视，进而使中国广播应急体系建设工程列入了“十二五”规划。
所谓“大气”，首先是指《中国广播》虽然是中央电台主办的刊物，但一直以全国广播为关注、反映和研究对象，显示了一种包容性、开放性的大气；其次，近年来，《中国广播》努力抓住广播业界一些带有前沿性、趋势性、战略性、瓶颈性、创新性的议题集中进行深度探究，显示了一种编辑视野、编辑思想和理论思考上的大气，使刊物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大刊风范。
《中国广播》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建议一方面要继续发扬这“三气”；与此同时，还应追求和强化“三立”。即古人在做人或为学上倡导的三个目标：“立德、立功、立言”。
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这样描述“三立”：“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我以为，对《中国广播》而言，“立德”就是指它应继续大力推动中国的广播更给力、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提升人们的素质与福祉；“立功”是指《中国广播》要继续努力推动中国广播业的不断发展和传播实效的提升，使中国广播自立于中国乃至世界传媒之林；所谓“立言”，是指要针对中国广播业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提出真知灼见，使《中国广播》成为撬动中国广播业发展的一个思想杠杆和理论杠杆。
虽然古人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①，即按照德、功、言来排序；但我以为，“立德、立功”是目标与责任，而“立言”则是实现这一目标、践行这一责任所必需的手段与途径。再进一步说，“立言”不仅是实现“立德、立功”的关键，还是衡量一个刊物的品质、品位和影响力的核心标志。
所谓“立言”，就是“立论”，就是要做科学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树。
虽然实践是第一性的、理论是第二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跟在现实后面做个被动的解析者；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前沿性指导，甚至理论的反正与批判，从而防止低水平实践、盲目的实践，甚至错误的实践。
纵观现在的学术研究，可谓良莠不齐。大话、空话、套话连篇，架势很大，但理论含量趋零者有之；脱离实际，从概念到概念，通篇搞“高空作业”，或者“言必称希腊”、一味搬弄外国概念者有之；刻意回避矛盾，顾左右而言他，或对某些决策不问对错、一味做顺风文章和应景式图解者有之；对某些所谓时尚、潮流不辨真伪，推波助澜者亦有之。为此，《人民日报》所办《人民论坛》半月刊杂志2012年8月上半期开辟专栏，专门声讨“思想泡沫”。主题策划组在按语中说：“思想泡沫主要是指没有价值的各类言论、观点、学术成果等”。“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九成多受调查者认为当前中国的思想泡沫多。各种‘主义’、‘思想’、‘理论’、‘观点’满天飞，众多华而不实的专著、论文、报告堆成山，这些‘思想泡沫’扼杀了新思想的产生，动摇了学者的学术操守，衍生出论文抄袭、造假等事件，败坏了学术风气”。对此，我们办刊者应引以为戒。
《中国广播》是业务刊物，更应是学术刊物。所谓学术，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真正的学术应该有其学术品性，比如先进性、批判性、规范性、实用性等。
所谓“先进性”，梁启超认为，先“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术、新器物”。就是说，真正的学术应该是开风气之先、引领时代潮流的社会引擎。而“批判性”是学术的生命，因为没有学术批判就难有学术创新。因此，批判性是追求真理、创造新知的必需环节。
此外，学术还要讲“规范性”，即学术研究要遵循相应的道德规范和基本准则。所谓“实用性”，梁启超在《学与术》中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②由此看来，无用的学术，其再玄妙、再拉大旗也属伪学术，具有实用价值的学术才是真学术。而学术的先进性、实用性正是学术得以立德、立功的保障和体现。
因此，我期望《中国广播》今后既要做中国广播业发展业态的跟踪与呈现，更要做广播业发展所必需的理论探究和理论发现；既要注重应用理论研究，更要注重决策理论以及基础理论和史学研究。因为谬误的决策会成为广播事业滑坡的原点，贻害无穷。而决策的谬误又常常源于基础理论甚至基本常识的欠缺，以及对历史规律、历史经验认知的欠缺。
因此，《中国广播》在立言、立论的追求上，既要重“法”，更要重“道”；既要重“术”，更要重“学”。既要积极推动有关事业发展、经营管理、宣传报道、队伍建设上的各种规律性改革，又要从理论性、规律性的高度理性地、负责任地审视、解析甚至批判各种非理性的、功利性的盲动与躁动。始终保持一种理论的清醒、理论的智慧、理论的勇气和理论的品格，始终保持一种对真理的追求、维护和敬畏，从而防止昨是今非、今是明非的反复颠倒、自打嘴巴，特别是防止因“立言”不当、谬种流传对广播业造成理论性误导、束缚与伤害。
总之，我期望《中国广播》不但要强化立言、立论，而且要追求立言、立论的先进性、建设性、引导性、批判性与实用性。努力提高理论的含金量，即不断提升理论的浓度、力度、深度和高度，从而使《中国广播》从理论和理念上更好地惠及中国广播业的发展、广播人整体素质的提升，以及中国广播在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上的贡献率。
当今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无论是广播还是其他新老媒体，都处在一个激烈的变革与竞争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尤其需要理论的发现与发力。这无疑给《中国广播》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但激烈变革与竞争的时代往往又是浮躁的时代，这对需要静心来办刊的人来说显然是一个挑战。做学问需要思想的积累与沉淀，需要放缓脚步细思量。两千多年前的老子至今仍然“活着”，他的《道德经》无论是翻译语种、出版版本还是发行数量上都是仅次于《圣经》的世界第二书。仅仅五千言的《道德经》何以经久不衰、历久弥新？这恐怕与老子当年骑着老牛慢走、深思不无关系。试想，如果老子骑的是追风快马，也追求速成，也搞什么“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恐怕今天我们就读不到《道德经》了。所以，办刊、做学问的确需要学学老子的为学之道。但话说回来，刊物要如期出刊，容不得骑牛踱步，这又是办刊人遇到的另一个苦恼与悖论。
解决之道无他。一是静心再静心，二是开门再开门。“静心再静心”无需多言，所谓“开门再开门”，是指《中国广播》必须不遗余力地继续开发外脑，广纳贤能，广开言路，在业界、学界尽可能多地发现、培养和聚拢一批又一批理论高手与大家，从而以众人之高，成就刊物之高。
《中国广播》创刊已经20周年，我期待它继续发扬“三气”，同时强化“三立”，从而使今后的路走得更实、更高、更远。
（作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原台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总编辑）
（本文编辑：吕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