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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每当我们中国遭遇危难,无论民还是官,其素质和能力都要远高于他们平时所表现出的素质、能力乃至道德品质?这说明我们原本就拥有高素质、高能力和高道德品质,但平时被掩盖、被漠视、被扭曲了;为什么多难可以兴邦?这因为每次危难都需要民众一心,它证明了以民心之向背为向背、撒手让民众最大程度发挥力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月11日下午日本东部太平洋海域发生的这次里氏9级大地震,地震掀起的海啸,灾后福岛核电站发生的核事故,短时间内连锁触发的这一次比一次严重的灾难,在一水之隔的中国,除了第一天的震惊、同情、祈福,很快就随着核泄漏事态的不断发展和救灾救援工作的展开,转入有关核反应堆和防辐射知识的科普学习,以及“拿别人家的事说自己家”的对比与反思。
看到很多人感叹日本人在灾难面前仍自觉遵守秩序,认为其国民素质远高于中国人,地震发生后的预警系统反应迅速,应急能力也超过中国。对灾民报以同情,面临毁灭性灾难的弱者身上的勇气、隐忍尤其值得钦佩,不过,因此而自惭形秽或者褒彼贬此,我以为大可不必。为了反对而反对,被价值预设戴上有色眼镜,不是客观全面的分析基础,也难以找到一条适合我们自身的救赎之路。
日本人确实在自觉遵守秩序,但直播画面里你很少看到汶川、玉树那样的全民参与抗震救灾,看不到幸存灾民自己、外来志愿者和军队一起拼命救援的镜头。日本灾民在安静地排队等待救援。谁是救援者?从5000人一点点添油到10万人的自卫队、警察和专业的救援队。日本人表现出的这种秩序化素质,自然值得学习,然而过犹不及,面对生与死,像特殊材料制成一样的过分冷静就是冷漠;恪守分工的循规蹈矩、各安其位,恰恰是被工业化和专业化所异化的非人性。这或许是民族性的差异,但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骤逢大难的惊恐混乱,惊魂初定后的全民自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才是人的本能和人性所在。
对比汶川和日本,中国政府在大灾大难面前表现的行政管理能力、资源调配能力、物资组织能力、公众动员能力,尤其是中国民众的自助意识、奉献精神和互助友爱这些重要的国民素质,都足以自傲。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平时口碑甚差的官员,面对地震、洪水,都能在第一线几昼夜不合眼的忘我指挥,令行禁止,不退一步。作为曾经的记者,我知道这不是作秀和宣传,而是在灾区经常能看到的事实。中国的民众、官员,在灾难这样的关键时刻,往往能表现出令外国人感佩甚至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素质和能力。
其实我不关心中日两国民众、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孰高孰低,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为何每当我们中国遭遇重大灾难,无论民还是官,其素质和能力都要远高于他们平时所表现出的素质、能力乃至道德品质?人们都说,关键时刻最能体现和考验一个人、一个组织和一个国家的素质,那为什么会出现平时令人绝望、关键时刻却能坚强有力的反常,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原本就拥有让外国人羡慕的高素质、高能力和高道德品质,只是平时被掩盖、被漠视、被扭曲了。被谁掩盖、漠视、扭曲?我以为,被我们自己,但归根到底被一个体制,一个认为不能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国家的体制。我们足够强,不需要妄自菲薄,也不需要一个主宰。
在对日本灾民表达慰问之后,让我们且将与别人的对照放到一边,对自己的审视已经足可警醒。3年前的汶川大地震,曾让无数国人激动的流泪,觉得这个国家有大爱、有大希望。可一觉醒来,豆腐渣教学楼下的遇难孩子尚未瞑目,又平添出新的拆迁自焚、牛奶毒人。多难之所以可能兴邦,是因为每次危难都需要民众一心,它证明了以民心之向背为向背、撒手让民众共同体最大程度发挥力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如果危难建立起来的期望和信任,成为由此予取予夺的保护伞,那将是比地震海啸更大的人为危难。
3月11日下午日本东部太平洋海域发生的这次里氏9级大地震,地震掀起的海啸,灾后福岛核电站发生的核事故,短时间内连锁触发的这一次比一次严重的灾难,在一水之隔的中国,除了第一天的震惊、同情、祈福,很快就随着核泄漏事态的不断发展和救灾救援工作的展开,转入有关核反应堆和防辐射知识的科普学习,以及“拿别人家的事说自己家”的对比与反思。
看到很多人感叹日本人在灾难面前仍自觉遵守秩序,认为其国民素质远高于中国人,地震发生后的预警系统反应迅速,应急能力也超过中国。对灾民报以同情,面临毁灭性灾难的弱者身上的勇气、隐忍尤其值得钦佩,不过,因此而自惭形秽或者褒彼贬此,我以为大可不必。为了反对而反对,被价值预设戴上有色眼镜,不是客观全面的分析基础,也难以找到一条适合我们自身的救赎之路。
日本人确实在自觉遵守秩序,但直播画面里你很少看到汶川、玉树那样的全民参与抗震救灾,看不到幸存灾民自己、外来志愿者和军队一起拼命救援的镜头。日本灾民在安静地排队等待救援。谁是救援者?从5000人一点点添油到10万人的自卫队、警察和专业的救援队。日本人表现出的这种秩序化素质,自然值得学习,然而过犹不及,面对生与死,像特殊材料制成一样的过分冷静就是冷漠;恪守分工的循规蹈矩、各安其位,恰恰是被工业化和专业化所异化的非人性。这或许是民族性的差异,但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骤逢大难的惊恐混乱,惊魂初定后的全民自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才是人的本能和人性所在。
对比汶川和日本,中国政府在大灾大难面前表现的行政管理能力、资源调配能力、物资组织能力、公众动员能力,尤其是中国民众的自助意识、奉献精神和互助友爱这些重要的国民素质,都足以自傲。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平时口碑甚差的官员,面对地震、洪水,都能在第一线几昼夜不合眼的忘我指挥,令行禁止,不退一步。作为曾经的记者,我知道这不是作秀和宣传,而是在灾区经常能看到的事实。中国的民众、官员,在灾难这样的关键时刻,往往能表现出令外国人感佩甚至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素质和能力。
其实我不关心中日两国民众、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孰高孰低,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为何每当我们中国遭遇重大灾难,无论民还是官,其素质和能力都要远高于他们平时所表现出的素质、能力乃至道德品质?人们都说,关键时刻最能体现和考验一个人、一个组织和一个国家的素质,那为什么会出现平时令人绝望、关键时刻却能坚强有力的反常,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原本就拥有让外国人羡慕的高素质、高能力和高道德品质,只是平时被掩盖、被漠视、被扭曲了。被谁掩盖、漠视、扭曲?我以为,被我们自己,但归根到底被一个体制,一个认为不能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国家的体制。我们足够强,不需要妄自菲薄,也不需要一个主宰。
在对日本灾民表达慰问之后,让我们且将与别人的对照放到一边,对自己的审视已经足可警醒。3年前的汶川大地震,曾让无数国人激动的流泪,觉得这个国家有大爱、有大希望。可一觉醒来,豆腐渣教学楼下的遇难孩子尚未瞑目,又平添出新的拆迁自焚、牛奶毒人。多难之所以可能兴邦,是因为每次危难都需要民众一心,它证明了以民心之向背为向背、撒手让民众共同体最大程度发挥力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如果危难建立起来的期望和信任,成为由此予取予夺的保护伞,那将是比地震海啸更大的人为危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