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列车上救人被索要医师证》的文章刷屏，一时间舆论哗然，众说纷纭。事件的经过此处不再赘述，人们的困惑在于做好人好事竟会遭到不公平的对待，一些人还提出当前的社会状况又是怎么了的疑问。在我看来，陈医生救助患者的事迹要给个大大地赞，而列车工作人员询问陈医生是否有医师资格证，并让周围旅客留下与救治过程有关的证明，也是在恪尽职守，不值得表扬，却也无可厚非。只是列车员做事的方式方法需要改进，毕竟这一系列的工作，不仅是便于患者后续更好的救治而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保护再发生“意外情况”时陈医生自身的利益。
　　说到这个救还是不救、如何去救的问题，不禁让我想起前些年同样被炒得火热的扶还是不扶、如何去扶的事件。一些人见到老人和小孩摔倒，在有能力去扶的情况下，因怕被訛而不敢去扶，甚至还出现所谓的“撑腰体”来劝说人们去扶。这样的事件舆论一度平息，在原国家卫生部2011年9月颁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之后，再度引起波澜。《指南》指出，对待摔倒的老人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老人意识清楚，应询问老年人跌倒情况及对跌倒过程是否有记忆；如不能记起，可能为晕厥或脑血管意外，应立即护送老人到医院或打急救电话……人们看到《指南》似乎更加焦虑：难道当代中国人连老人跌倒是否去扶都到了要以“指南”来干预的地步吗？实际上，《指南》的颁布反倒彰显着时代的进步。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仅需要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更需要理性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后者不仅具有想去利他的态度，更具有会利他的能力。进一步说，一个社会出现更多的诸如“扶起老人”的利他现象，最根本的还是要培养人们的“公共理性”，即培养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基本技能和必要程序。《指南》中所提到的技能和程序，就不仅能促进人们更好地把摔倒的老人扶起来，还能引导社会上出现更多的利他行为。
　　由此再回到陈医生救人被索要医师证的事件本身，列车工作人员的一系列做法，既是他们自身工作职责的要求，也是列车上处理公共事件的必要流程，甚至还是促成乘车良好秩序的公共理性。当人们都能掌握参与公共生活的基本技能，诸如乘客理性地配合工作人员采集文字和影像等资料；当人们也都能掌握参与公共生活的必要程序，诸如平和地看待陈医生被询问是否有医师资格证的过程……公共生活空间才会有良好的秩序。当然，如何更通畅、更有效地实施这些技能和程序，既给处于公共事件中的人们提出了公共生活技能要求，也给其中的专业人员提出了职业技能要求，因而不能否认该事件中列车工作人员有需要反省之处。
　　总之，公共生活基本技能和必要程序，是参与现代公共生活基本的和必然的要求。但在培养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基本技能以及帮助人们了解相应程序的过程中，最根本的还是要有制度作为保障。2017年“见义勇为”进入《民法总则》，即所谓的中国的“好人法”，就证明这些制度保障正在不断地完善中。制度保障基础上的有理性的道德选择和行为，才构成有序的现代社会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