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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闻一多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从1920年代起就发表了不少关于他的诗歌作品及诗歌理论的评论性文章，近几十年来，有关闻一多研究有了较全面的推进。本文从诗歌作品、诗歌理论、诗人比较等几个方面，对改革开放30年来出现的有影响的闻一多研究论文和著作进行分类介绍，并做简要评析。
关键词：闻一多诗歌；诗歌理论；中西文化；诗人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8-0101-04
一、诗歌作品研究
朱自清于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首次提出：闻一多“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尔后又4次重申了这一观点。从此，闻一多以爱国为主题的诗歌和诗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成为研究的热点。文革结束后，最早的研究者如李思乐的《闻一多诗歌创作中的爱国主义思想》等文关注了闻一多诗歌中爱国主义思想的总体表现：作为“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自由解放的献身精神；对社会黑暗和帝国主义本质的揭露与批判；以及改造旧中国，寻求祖国独立、繁荣、富强的强烈要求。而时萌在《瑰丽丰富的心灵世界——闻一多诗歌总论之一》一文中针对闻一多性格的多个侧面：浓烈的忧患意识、腾跃的赤子之心与顽强的个性魅力来论述其爱国主义思想。透过爱国主义的外观形式，观察到了更为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陆耀东的《论闻一多爱国诗》一文，将其爱国诗分为四种：直接抒发爱国情感；通过歌颂祖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来表达爱国之情；将爱国之情与反帝意识融合在一起予以表现；通过失望的情绪来表现对祖国深沉的爱。同时还指出了闻先生的爱国诗在情感、幻象、想象、格律方面的特色和其中的瑕疵，即“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是“天真的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另外一些文章关注了闻一多爱国思想形成的原因和发展过程。认为闻一多自身对丑恶现实的忧虑愤慨、对祖国深沉炽热的爱、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黑暗和遭受的种族歧视，以及“五四”精神的影响和感召是其产生爱国思想的原因。他的个人经历和具体的历史环境使他从早期诗人转变为战士，从个人主义崇奉“国家主义”成长为坚强的民主战士，强调了“人民”利益。
有些学者还对朱自清“唯一”的评价进行了深入探讨。常文昌、常立宪在《试解闻一多研究中的一个谜——兼谈闻诗的传统意象》一文中从爱国诗篇的数量、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中外意象所占的比重三方面阐述了这一问题。江锡铨的《“唯一”：闻一多爱国诗篇的深度评价》一文从中国历史文化理智的爱和理想的投射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而李乐平在《论闻一多的爱国诗创作》中则将闻一多看作一位从未放弃过唯美主义追求的诗人，从他面对美国的民族歧视和国内的政治黑暗时，无法真正钻进“诗境”而忘却“尘境”这一角度来论述他的爱国思想。
还有些研究者将闻一多的爱国思想与他对文化的选择联系起来得出了一些新颖的结论。贺雪飞在《论闻一多爱国诗歌的文化特质》中认为闻一多的爱国思想与他对母体文化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钦敬、依恋和痴迷是互相联系的。从早期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热爱和对美国文明的鄙弃演化出的“文化乡愁”，到后期“将对中国文化被征服的深层忧患与他的文化自卫交织在一起”，造就了闻一多诗歌内在独特深邃的文化底蕴。陈学祖在《论闻一多爱国思想的特色》中指出“正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融合，使得其爱国思想独具特色”，“现代观念只是他解读和接受传统的一种独特方式”。郭小聪的《21世纪视野中的闻一多》则联系以屈原为代表的传统爱国精神和力图求新、求变的现代理念，认为在21世纪，闻一多的爱国思想具有文化符号的独特价值。同时，这一研究角度衍生出对闻一多“文化国家主义”的辨析。潘皓认为“文化”的立场反映了闻一多作为一类知识分子典型的精神特殊性，他对“国家主义”思潮的接受是时代背景加诸于那一代知识群体在生存处境和价值取向上的某种本质共性。孙德高、陈国恩则认为闻一多提倡文化国家主义是基于民族精神固守的立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抗衡。
闻一多诗中以爱情、生命、美等为主题的诗，也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陆耀东的《论闻一多的诗》就认为“论及闻一多的诗而不谈其爱情诗是很不全面的”。《红烛》时期的爱情诗“以表现高尚的爱的情操见长”，而《死水》中的爱情诗则表现出爱情的“烦恼，苦闷和悲怆”。刘川鄂则将闻一多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由其情诗入手，以诗论人，由点及面，对他们的情感世界作了一番剖析。魏家文、肖亮认为闻一多对中西艺术“技术无妨西化，甚至可以尽量的西化，但本质和精神却要是自己的”的态度，造成了他“在个人情感上表现出有‘浪漫性’却无‘浪漫力’”，这种情感上的痛苦转化为艺术的追求，成为潜意识里对自己的现实婚姻进行的艺术升华。郑守江在《对于闻一多爱情诗的文化思考》中指出闻一多的爱情诗在继承中国传统情感与表现方式的基础上“由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他的爱情诗在思想和技巧等方面，又有所突破和变革……从闻一多的爱情诗对民族文化的变异中，可以看出，他是从深层意义上冲决了传统文化，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风貌和异质”。
关于闻一多诗歌中对生命的理性思考，马春时认为反映了他对于生存环境的认识和对于生命价值意义的思考。陈卫的《论闻一多诗歌中的生命意识》则指出：生命意识在闻一多的诗中包含自然——文化——哲理三个层面，自然层面表现为自然界给予的最原始意义上的生命，除了生，它的极端就是死；文化含义上的“生命”是被社会所期望的一种暗喻的“生命”，指示了“人应该如何保存生命，实现生命价值”的意味。
哲理层面的生命富有形而上的意义，认为生与死是对抗性的两极模式，人无法摆脱它们，无法掌握它们。叶瑞莲的《<红烛>下的死亡观照：以死为生的孤高诗人》探讨了与生命相关的死亡问题，认为闻一多《红烛》中结合幻象与现实的死亡反映了他以死为美的审美观，流露出他对生命的期许——“纯美的艺术、醇美的生命”。郑振伟的《孤独与闻一多的诗歌创作》从孤独这一角度发现了孤独感对于闻诗想象力、创造力生成的意义，并对闻诗进行了重新品读。
闻一多诗歌艺术风格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80年代。臧克家在《闻一多先生诗创作的艺术特色》中指出：“闻一多先生对于新诗形式的讲究是极其严格的”，他的诗“有斑斑斓斓，使人目迷五色的感觉”，“音节和谐，铿锵动人”，同时指出“《死水》对于《红烛》，是更上一层楼”，更为“精炼、严谨”。鲁非、凡尼《闻一多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以“三美”理论为基础，将闻一多诗歌创作的独特风格归纳为五点：鲜明的民族特色；艺术上的精雕细刻；拟人化的艺术手法；意境的绵远、幽深；构思的灵巧新颖。邝维垣指出闻一多的诗歌在《红烛》时代，风格特征表现为浮丽意远，而在《死水》时期，表现出沉郁清丽。 20世纪90年代，关于诗歌意象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张林杰、龙泉明的《理性批判精神的承担——闻一多诗歌“死水”、“静夜”意象阐释》一文将“死水”和“静夜”作为闻一多《死水》诗集营造的核心意象，认为它隐喻了现实和文化环境中的阴暗，表现了诗人直面丑恶和否定传统的人生情趣与美学情趣。吕进、李冰封的《由红到黑：对闻一多诗歌意象的一种阐释》认为前期的闻一多营造了一个以美和爱为中心的“红色”意象群，后期则偏重于创造“死亡”、“鬼”等“黑色”意象世界。以红色表达对理想、真理的追求，以黑色加深文本的现代意义。由“红”到“黑”的转变显示了诗人审美取向、文化取向甚至人生道路的转向。王泽龙的《闻一多诗歌意象艺术嬗变论》指出闻一多意象艺术的嬗变轨迹是从“回归中国古诗的意象传统，再逐渐突破，用西方意象派、象征主义的诗学与艺术经验改造中国传统意象艺术，最终建构起一个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融合的现代诗歌意象体系”，
“反映了他从传统出发，逐步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艺术探索过程”。
对闻一多诗歌作品的研究，从1980年代到现在，研究不断拓展、深化。开始单纯强调对爱国诗歌和爱国情感的研究，后来逐渐扩展到对爱情诗，对美与生命的解读。同时注意将闻一多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乃至整体历史发展中把握其诗歌与情感变化，对打破单一、孤立地解读闻一多的诗歌有着积极意义。更可喜的是对闻一多诗歌作品的研究走向了多元化，比如从文化角度分析闻一多的爱国情感，从意象的变化把握闻一多的诗歌内涵，这些研究都有着很好的启发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对闻一多的诗歌研究，从整体方面着眼的多，具体深入研究的少，尤其是对具体诗歌的解读未能有所突破，除了对《红烛》、《死水》等经典性诗篇的阐释外，对其他诗歌均重视不够。
二、诗歌理论研究
闻一多作为中国新诗史上重要的理论家，在文革结束后，人们对他的诗歌理论的研究逐步恢复，较早开始的是对他的诗歌理论乃至文艺观的整体评论性研究。重要的论文有：刘恒《闻一多新诗观的发展》，杨景祥、李培澄《评闻一多的文艺观》，林植汉《闻一多新诗美学的理论构架述略》等。刘恒的文章依照闻一多的生命轨迹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其诗歌理论的几个重要方面：诗人应“自觉地努力趋赴时代潮流”，新诗要讲究格律，提倡在“时代精神”和“地方色彩”中形成诗人的独创性，对“时代的鼓手”的赞扬，对新诗人写旧诗的态度，尤其描述了其中不断发展的过程。杨景祥、李培澄的文章重点评价了闻一多的文艺观对中国新诗建设的重要意义：在新文学的建设、诗歌的表现内容、知识分子的道路、文艺的批评标准等问题上，闻一多都有切合中国实际的探索：美学思想，经历了从唯心到唯物的革命性的转变，批判地从西方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吸取积极合理因素的过程：主张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统一，对促进新诗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林植汉的文章从本质论、发展论、本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五个部分阐述了其在“新诗美学上所起的开拓作用和所体现出来的探索精神”。同时，还有部分学者致力于闻一多文艺思想发展的分期研究，俞兆平在《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中提出“前、中、后三个时期”的分类方法，陈卫在《闻一多诗学论》中又提出了五个时期的分类法，李乐平、姚国军则在《闻一多文艺思想的阶段性分析》中提出了两个时期六个阶段的分类法。
李丛中将闻一多在新格律诗理论和诗歌创作的贡献总结为“新诗的勇敢的探索者，又是新诗的积极的建设者”，开启了对闻一多新诗格律理论的具体研究。林植汉的《论闻一多对新诗发展的贡献》认为闻一多在面对“革命派”要打破一切诗歌格律而“守旧派”要保存旧诗固有的格律时，提出“倡导新诗的格律形式，开拓新诗的艺术方法，防止新诗的散文化，加强新诗的艺术美”，这是对中国新诗发展的一大贡献。陈超在《论闻一多诗歌艺术探索的得失》一文中肯定功绩的同时也指出其中的失误：立足点“大成问题”，容易“步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在音乐美的建设中，忽视了“半逗律”和“双音尾”；在建筑美的论述中“混淆了听觉艺术和视觉艺术的基本范畴”。而荣挺进《闻一多新诗格律理论的艺术渊源》一文将闻一多诗歌创作和诗论放置在“中西文化交流、传统与现代融合”这个广阔的参照系下进行估价，深入把握了其内在构成。程光炜的《闻一多新诗理论探索》认为“三美”是新诗发展的自觉要求，戏剧论则是中国新诗现代转化的必经之路。
早期对“三美”的研究大都直接引用闻一多在1926年发表的《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的“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这一论述。较有新意的文章有林植汉的《论闻一多诗歌的音乐美》，江锡铨的《试论闻一多关于新诗绘画美的理论和实践》和《诗画歌吟——闻一多与新诗绘画美关系述略》，彭钢的《试谈闻一多诗中的“廓线”和“布局”》，邱文治的《闻一多诗歌的“绘画美”蠡测》，钱荫愉的《试论新诗的“建筑美”——闻一多新诗格律论浅探》。林文从节奏、韵脚、平仄以及诗歌的“内在律”即情绪的消长、节奏和意境的韵致律动等方面，探讨了闻一多的音乐美理论。江锡铨和彭钢认为“绘画美”中还应包含色彩、廓线、布局几个方面。邱文治将绘画美的主要特点归结为“把抽象的思想、感情、意念，通过可感的(包括听觉)事物表现出来”。钱荫愉则将建筑美与中国文字的空间感和象形性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从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的革新，发现了闻一多诗学中富含的现代观念。刘海波在《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一文中认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语言观和形式观两个方面：在语言观上，既对诗性语和实用语进行了明确区分，又充分注意到了汉语的自性；在形式观上，提倡“有意味”的形式。王进《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品格》从现代性的角度和后现代的文化视野角度，对闻一多的文艺思想和诗学理论进行了新的解读。从文化批判、语言学转换、人类学转向、心理学的转向上论证闻一多诗学在20世纪中国诗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先驱者意义。陈国恩《文学是生命的表现——论闻一多的生命诗学观》认为闻一多的诗学观是基于他个人生命体验的自由与节制两个方面，生命是自由的，因而强调艺术的才能是天赋的，应追求诗的幻象和激情，同时生命是负有使命的，因而艺术需要某种规范。
思想的开放带来观点的更新。李乐平、王木青、刘保昌、江锡铨、鲍昌宝等学者改变了80年代对闻一多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批判的观点，肯定了他对艺术美的自觉探索和新诗自律化的要求。刘殿祥的《略论闻一多诗学理论的特性与价值》认为闻一多的诗学理论是以诗歌的艺术节奏美为中心，是艺术形式美和艺术现实美共生而成的理论体系。而莫海斌在《闻一多早期诗论中的双重形式观念》中发现了新诗标准化背后双重的形式观念，即质料的形式观和内容的形式观。“三美”理论 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看法。许霆的《论闻一多新诗“建筑美”》运用了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从图形、意义、韵律方面，分析了闻一多新诗的“建筑美”。而张德明在《一项难以实现的诗学规划——闻一多“三美”主张新论》中则认为“三美”并不能和谐统一在一起，它们与新诗这种艺术形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还有学者开始跳出新诗的格律和“三美”的局限，发现了闻一多诗歌理论中的其他内容。孙玉石在《闻一多对新诗神秘美的构建》中指出闻一多是“现代诗学史上最早关注诗的神秘美的人”。田美丽的《论闻一多强力情感文艺批评观》和张吉兵的《试论闻一多的主体精神论》强调了闻一多在提倡诗歌格律的同时对情感和主体意识的重视。卢慧余的《幻象：一个意蕴丰富的诗学概念——论闻一多的“幻象说”》、《闻一多“幻象说”的审美特征与诗学价值》将“幻象”概念从闻一多诗歌理论中提炼出来。许霆的《闻一多诗论“脚镣说”新论》认为要求新诗格律的“脚镣说”是闻一多诗学理论的一个卓越表达。
对闻一多诗歌理论的研究重点从新诗格律理论的总体性评论向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等具体内涵的关注转移，且研究不断细化。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后，研究逐渐摆脱阶级论的影响，态度更趋客观化，研究结论也更为公允，如对闻一多诗歌理论艺术性的追求给予肯定，对“三美”理论的研究也在新理论、新方法的基础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因方法而方法，因理论而理论的研究。因此，对“三美”理论的具体论述应更多联系闻一多整体的诗歌理论，对闻一多诗学系统进行深入挖掘，避免由单一解读陷入过度阐释。同时要看到虽然前人在对“三美”的阐述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还有继续发掘的余地，如对音乐美研究中的节奏问题仍未能很好地解决，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三、诗人比较研究
在诗人比较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闻一多与郭沫若的比较。龙泉明的《郭沫若与闻一多：运行在不同轨道上的浪漫主义》和《诗歌双重性格的展示：“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凸凹——郭沫若与闻一多诗歌比较论》两篇论文从浪漫主义诗人角度比较了闻、郭二人。前者分析了两人在审美形态——悲剧与喜剧的选择、情感色调——狂热与冷峻的两极、想象方式——神奇与怪异的不同、形式特征——粗犷与精巧的异趣等方面的异同。后者认为“狂醉式的精神状态，奔放的激情，强劲的力度，丰富的想象，明朗粗犷的风格，无拘无束的艺术形式，构成了郭诗的狄俄尼索斯精神；梦幻式的精神状态，深沉的思想，繁密的意象，奇肆的想象，冷隽含蓄的风格，严谨规范的艺术形式，构成了闻诗的阿波罗精神”。李乐平的《新诗的“自由化”与“格律化”及其他——论郭沫若闻一多诗美主张和创作表现的异同》与邹建军的《郭沫若与闻一多诗体艺术比较论》认为由于两人在诗歌创作上的不同见解而导致了他们在美学追求上的显著差异。郭沫若认为新诗创作应追求“自由化”，并强调感情的“自然流露”和诗的“内在韵律”说：而闻一多则主张新诗创作必须讲究“格律化”，“相体裁衣”才是好诗产生的基础。
同是新月诗人，同为新格律诗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的闻一多与徐志摩，也常常被拿来作比较。许霆的《闻一多、徐志摩诗律论比较》一文从两者的诗律比较中得出“闻、徐诗都追求新诗音乐美，但其追求所体现的实质是新诗的两种节奏体系，即闻一多的新诗体现的是音组(尺)连续排列的韵律节奏，而徐志摩的新诗体现的则是意顿对应排列的旋律节奏”的结论。袁亚伦、杨伟探讨了闻一多与徐志摩在“三美”追求上殊异的审美意趣，指出“闻一多的审美倾向是谨严、整饬、坚实、明艳、直露、爽朗，体现出一种实在、厚重的和谐；而徐志摩则是含蓄、委婉、柔和、淡雅、参差错落，体现出一种空灵、飘逸的契合”。
作为重要的爱国诗人，郭沫若、闻一多、艾青三人经常被并列加以比较。张建宏在《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爱国新诗诗美创造比较论》中指出郭沫若笔下是“站在历史制高点上激越呐喊大呼猛进的五四巨人式的抒情主人公，显示了五四青春期民族新生个人新生所爆发出的无穷伟力、英雄气概和乐观精神”，给人以意态超拔、发扬踔厉的美感力；闻一多笔下“来自民族历史文化深处的慷慨悲壮的抒情主人公，显示了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中坚贞的爱国志士的忧思、愤郁和劲节”，给人以浩气轩云、壮怀激烈的美感力；艾青笔下是“植根大地瞩望伟大目标的沉勇坚毅的行动着的历史强者，显示了在血与火的锻炼下全民抗战的深沉恢宏的民族感情和时代精神”，给人以英爽沉雄、奋发有力的美感力。王培元的《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诗歌创作的爱国主义及其文化内涵》一文将爱国精神的形成放在文化角度下进行考察，认为三人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意识以及文化背景、意识所反映出的不同历史和现实的丰富内容，决定了他们不同文化内涵的爱国主义。郭沫若的爱国主义从“要求个性发展，要求自由”，“要求打破一切束缚，粉碎枷锁”中而来：闻一多的文化爱国主义是朝着现实的、战斗的爱国主义不断发展深化的：而艾青的诗一开始就植根于民族现实生活的沃土中，因而获得了“民族诗人”的崇高赞誉。
此外还有与鲁迅的比较；与李金发的比较；与何其芳的比较：与戴望舒的比较等研究。将闻一多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为多角度、多侧面认识闻一多打开了思路，拓展了闻一多研究的外延。
注释：
①这一类型的文章有：李思乐《闻一多诗歌创作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林植汉《论闻一多诗歌的主题系统》，《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黎风《闻一多爱国诗歌的思想特色》，《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胡钢《论闻一多诗歌的爱国主义精神》，《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②时萌：《瑰丽丰富的心灵世界——闻一多诗歌总论之一》，《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③陆耀东：《论闻一多爱国诗》，《武汉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④此类文章有：刘玉凯《闻一多的爱国主义诗歌》，《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2期；李凌《爱国主义——闻一多思想发展的主旋律》，《清华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⑤此类文章有：林植汉《闻一多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论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思想”之一》，《黄石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张恩和、张洁宇《闻一多：从国家主义到民主主义——一个真正爱国者的思想轨迹》，《清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⑥常文昌、常立宪：《试解闻一多研究中的一个谜——兼谈闻诗的传统意象》，《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⑦江锡铨：《“唯一”：闻一多爱国诗篇的深度评价》，《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⑧李乐平：《论闻一多的爱国诗创作》，《复旦学报》2008年第1期。
⑨贺雪飞：《论闻一多爱国诗歌的文化特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⑩陈学祖：《论闻一多爱国思想的特色》，《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11 郭小聪：《21世纪视野中的闻一多》，《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2 潘皓：《闻一多“文化的国家主义”再读解》，《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3 孙德高、陈国恩：《论闻一多的“文化国家主义”》，李少云、袁千正主编《闻一多研究集刊》第9辑，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88页。
14 陆耀东：《论闻一多的诗》，《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5 王泽龙：《闻一多诗歌意象艺术嬗变论》，《江汉论坛》2005年第9期。
16 程光炜：《闻一多新诗理论探索》，《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17 陈国恩：《文学是生命的表现——论闻一多的生命诗学观》，《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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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保昌)
关键词：闻一多诗歌；诗歌理论；中西文化；诗人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8-0101-04
一、诗歌作品研究
朱自清于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首次提出：闻一多“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尔后又4次重申了这一观点。从此，闻一多以爱国为主题的诗歌和诗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成为研究的热点。文革结束后，最早的研究者如李思乐的《闻一多诗歌创作中的爱国主义思想》等文关注了闻一多诗歌中爱国主义思想的总体表现：作为“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自由解放的献身精神；对社会黑暗和帝国主义本质的揭露与批判；以及改造旧中国，寻求祖国独立、繁荣、富强的强烈要求。而时萌在《瑰丽丰富的心灵世界——闻一多诗歌总论之一》一文中针对闻一多性格的多个侧面：浓烈的忧患意识、腾跃的赤子之心与顽强的个性魅力来论述其爱国主义思想。透过爱国主义的外观形式，观察到了更为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陆耀东的《论闻一多爱国诗》一文，将其爱国诗分为四种：直接抒发爱国情感；通过歌颂祖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来表达爱国之情；将爱国之情与反帝意识融合在一起予以表现；通过失望的情绪来表现对祖国深沉的爱。同时还指出了闻先生的爱国诗在情感、幻象、想象、格律方面的特色和其中的瑕疵，即“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是“天真的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另外一些文章关注了闻一多爱国思想形成的原因和发展过程。认为闻一多自身对丑恶现实的忧虑愤慨、对祖国深沉炽热的爱、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黑暗和遭受的种族歧视，以及“五四”精神的影响和感召是其产生爱国思想的原因。他的个人经历和具体的历史环境使他从早期诗人转变为战士，从个人主义崇奉“国家主义”成长为坚强的民主战士，强调了“人民”利益。
有些学者还对朱自清“唯一”的评价进行了深入探讨。常文昌、常立宪在《试解闻一多研究中的一个谜——兼谈闻诗的传统意象》一文中从爱国诗篇的数量、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中外意象所占的比重三方面阐述了这一问题。江锡铨的《“唯一”：闻一多爱国诗篇的深度评价》一文从中国历史文化理智的爱和理想的投射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而李乐平在《论闻一多的爱国诗创作》中则将闻一多看作一位从未放弃过唯美主义追求的诗人，从他面对美国的民族歧视和国内的政治黑暗时，无法真正钻进“诗境”而忘却“尘境”这一角度来论述他的爱国思想。
还有些研究者将闻一多的爱国思想与他对文化的选择联系起来得出了一些新颖的结论。贺雪飞在《论闻一多爱国诗歌的文化特质》中认为闻一多的爱国思想与他对母体文化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钦敬、依恋和痴迷是互相联系的。从早期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热爱和对美国文明的鄙弃演化出的“文化乡愁”，到后期“将对中国文化被征服的深层忧患与他的文化自卫交织在一起”，造就了闻一多诗歌内在独特深邃的文化底蕴。陈学祖在《论闻一多爱国思想的特色》中指出“正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融合，使得其爱国思想独具特色”，“现代观念只是他解读和接受传统的一种独特方式”。郭小聪的《21世纪视野中的闻一多》则联系以屈原为代表的传统爱国精神和力图求新、求变的现代理念，认为在21世纪，闻一多的爱国思想具有文化符号的独特价值。同时，这一研究角度衍生出对闻一多“文化国家主义”的辨析。潘皓认为“文化”的立场反映了闻一多作为一类知识分子典型的精神特殊性，他对“国家主义”思潮的接受是时代背景加诸于那一代知识群体在生存处境和价值取向上的某种本质共性。孙德高、陈国恩则认为闻一多提倡文化国家主义是基于民族精神固守的立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抗衡。
闻一多诗中以爱情、生命、美等为主题的诗，也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陆耀东的《论闻一多的诗》就认为“论及闻一多的诗而不谈其爱情诗是很不全面的”。《红烛》时期的爱情诗“以表现高尚的爱的情操见长”，而《死水》中的爱情诗则表现出爱情的“烦恼，苦闷和悲怆”。刘川鄂则将闻一多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由其情诗入手，以诗论人，由点及面，对他们的情感世界作了一番剖析。魏家文、肖亮认为闻一多对中西艺术“技术无妨西化，甚至可以尽量的西化，但本质和精神却要是自己的”的态度，造成了他“在个人情感上表现出有‘浪漫性’却无‘浪漫力’”，这种情感上的痛苦转化为艺术的追求，成为潜意识里对自己的现实婚姻进行的艺术升华。郑守江在《对于闻一多爱情诗的文化思考》中指出闻一多的爱情诗在继承中国传统情感与表现方式的基础上“由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他的爱情诗在思想和技巧等方面，又有所突破和变革……从闻一多的爱情诗对民族文化的变异中，可以看出，他是从深层意义上冲决了传统文化，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风貌和异质”。
关于闻一多诗歌中对生命的理性思考，马春时认为反映了他对于生存环境的认识和对于生命价值意义的思考。陈卫的《论闻一多诗歌中的生命意识》则指出：生命意识在闻一多的诗中包含自然——文化——哲理三个层面，自然层面表现为自然界给予的最原始意义上的生命，除了生，它的极端就是死；文化含义上的“生命”是被社会所期望的一种暗喻的“生命”，指示了“人应该如何保存生命，实现生命价值”的意味。
哲理层面的生命富有形而上的意义，认为生与死是对抗性的两极模式，人无法摆脱它们，无法掌握它们。叶瑞莲的《<红烛>下的死亡观照：以死为生的孤高诗人》探讨了与生命相关的死亡问题，认为闻一多《红烛》中结合幻象与现实的死亡反映了他以死为美的审美观，流露出他对生命的期许——“纯美的艺术、醇美的生命”。郑振伟的《孤独与闻一多的诗歌创作》从孤独这一角度发现了孤独感对于闻诗想象力、创造力生成的意义，并对闻诗进行了重新品读。
闻一多诗歌艺术风格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80年代。臧克家在《闻一多先生诗创作的艺术特色》中指出：“闻一多先生对于新诗形式的讲究是极其严格的”，他的诗“有斑斑斓斓，使人目迷五色的感觉”，“音节和谐，铿锵动人”，同时指出“《死水》对于《红烛》，是更上一层楼”，更为“精炼、严谨”。鲁非、凡尼《闻一多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以“三美”理论为基础，将闻一多诗歌创作的独特风格归纳为五点：鲜明的民族特色；艺术上的精雕细刻；拟人化的艺术手法；意境的绵远、幽深；构思的灵巧新颖。邝维垣指出闻一多的诗歌在《红烛》时代，风格特征表现为浮丽意远，而在《死水》时期，表现出沉郁清丽。 20世纪90年代，关于诗歌意象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张林杰、龙泉明的《理性批判精神的承担——闻一多诗歌“死水”、“静夜”意象阐释》一文将“死水”和“静夜”作为闻一多《死水》诗集营造的核心意象，认为它隐喻了现实和文化环境中的阴暗，表现了诗人直面丑恶和否定传统的人生情趣与美学情趣。吕进、李冰封的《由红到黑：对闻一多诗歌意象的一种阐释》认为前期的闻一多营造了一个以美和爱为中心的“红色”意象群，后期则偏重于创造“死亡”、“鬼”等“黑色”意象世界。以红色表达对理想、真理的追求，以黑色加深文本的现代意义。由“红”到“黑”的转变显示了诗人审美取向、文化取向甚至人生道路的转向。王泽龙的《闻一多诗歌意象艺术嬗变论》指出闻一多意象艺术的嬗变轨迹是从“回归中国古诗的意象传统，再逐渐突破，用西方意象派、象征主义的诗学与艺术经验改造中国传统意象艺术，最终建构起一个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融合的现代诗歌意象体系”，
“反映了他从传统出发，逐步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艺术探索过程”。
对闻一多诗歌作品的研究，从1980年代到现在，研究不断拓展、深化。开始单纯强调对爱国诗歌和爱国情感的研究，后来逐渐扩展到对爱情诗，对美与生命的解读。同时注意将闻一多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乃至整体历史发展中把握其诗歌与情感变化，对打破单一、孤立地解读闻一多的诗歌有着积极意义。更可喜的是对闻一多诗歌作品的研究走向了多元化，比如从文化角度分析闻一多的爱国情感，从意象的变化把握闻一多的诗歌内涵，这些研究都有着很好的启发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对闻一多的诗歌研究，从整体方面着眼的多，具体深入研究的少，尤其是对具体诗歌的解读未能有所突破，除了对《红烛》、《死水》等经典性诗篇的阐释外，对其他诗歌均重视不够。
二、诗歌理论研究
闻一多作为中国新诗史上重要的理论家，在文革结束后，人们对他的诗歌理论的研究逐步恢复，较早开始的是对他的诗歌理论乃至文艺观的整体评论性研究。重要的论文有：刘恒《闻一多新诗观的发展》，杨景祥、李培澄《评闻一多的文艺观》，林植汉《闻一多新诗美学的理论构架述略》等。刘恒的文章依照闻一多的生命轨迹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其诗歌理论的几个重要方面：诗人应“自觉地努力趋赴时代潮流”，新诗要讲究格律，提倡在“时代精神”和“地方色彩”中形成诗人的独创性，对“时代的鼓手”的赞扬，对新诗人写旧诗的态度，尤其描述了其中不断发展的过程。杨景祥、李培澄的文章重点评价了闻一多的文艺观对中国新诗建设的重要意义：在新文学的建设、诗歌的表现内容、知识分子的道路、文艺的批评标准等问题上，闻一多都有切合中国实际的探索：美学思想，经历了从唯心到唯物的革命性的转变，批判地从西方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吸取积极合理因素的过程：主张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统一，对促进新诗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林植汉的文章从本质论、发展论、本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五个部分阐述了其在“新诗美学上所起的开拓作用和所体现出来的探索精神”。同时，还有部分学者致力于闻一多文艺思想发展的分期研究，俞兆平在《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中提出“前、中、后三个时期”的分类方法，陈卫在《闻一多诗学论》中又提出了五个时期的分类法，李乐平、姚国军则在《闻一多文艺思想的阶段性分析》中提出了两个时期六个阶段的分类法。
李丛中将闻一多在新格律诗理论和诗歌创作的贡献总结为“新诗的勇敢的探索者，又是新诗的积极的建设者”，开启了对闻一多新诗格律理论的具体研究。林植汉的《论闻一多对新诗发展的贡献》认为闻一多在面对“革命派”要打破一切诗歌格律而“守旧派”要保存旧诗固有的格律时，提出“倡导新诗的格律形式，开拓新诗的艺术方法，防止新诗的散文化，加强新诗的艺术美”，这是对中国新诗发展的一大贡献。陈超在《论闻一多诗歌艺术探索的得失》一文中肯定功绩的同时也指出其中的失误：立足点“大成问题”，容易“步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在音乐美的建设中，忽视了“半逗律”和“双音尾”；在建筑美的论述中“混淆了听觉艺术和视觉艺术的基本范畴”。而荣挺进《闻一多新诗格律理论的艺术渊源》一文将闻一多诗歌创作和诗论放置在“中西文化交流、传统与现代融合”这个广阔的参照系下进行估价，深入把握了其内在构成。程光炜的《闻一多新诗理论探索》认为“三美”是新诗发展的自觉要求，戏剧论则是中国新诗现代转化的必经之路。
早期对“三美”的研究大都直接引用闻一多在1926年发表的《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的“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这一论述。较有新意的文章有林植汉的《论闻一多诗歌的音乐美》，江锡铨的《试论闻一多关于新诗绘画美的理论和实践》和《诗画歌吟——闻一多与新诗绘画美关系述略》，彭钢的《试谈闻一多诗中的“廓线”和“布局”》，邱文治的《闻一多诗歌的“绘画美”蠡测》，钱荫愉的《试论新诗的“建筑美”——闻一多新诗格律论浅探》。林文从节奏、韵脚、平仄以及诗歌的“内在律”即情绪的消长、节奏和意境的韵致律动等方面，探讨了闻一多的音乐美理论。江锡铨和彭钢认为“绘画美”中还应包含色彩、廓线、布局几个方面。邱文治将绘画美的主要特点归结为“把抽象的思想、感情、意念，通过可感的(包括听觉)事物表现出来”。钱荫愉则将建筑美与中国文字的空间感和象形性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从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的革新，发现了闻一多诗学中富含的现代观念。刘海波在《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一文中认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语言观和形式观两个方面：在语言观上，既对诗性语和实用语进行了明确区分，又充分注意到了汉语的自性；在形式观上，提倡“有意味”的形式。王进《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品格》从现代性的角度和后现代的文化视野角度，对闻一多的文艺思想和诗学理论进行了新的解读。从文化批判、语言学转换、人类学转向、心理学的转向上论证闻一多诗学在20世纪中国诗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先驱者意义。陈国恩《文学是生命的表现——论闻一多的生命诗学观》认为闻一多的诗学观是基于他个人生命体验的自由与节制两个方面，生命是自由的，因而强调艺术的才能是天赋的，应追求诗的幻象和激情，同时生命是负有使命的，因而艺术需要某种规范。
思想的开放带来观点的更新。李乐平、王木青、刘保昌、江锡铨、鲍昌宝等学者改变了80年代对闻一多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批判的观点，肯定了他对艺术美的自觉探索和新诗自律化的要求。刘殿祥的《略论闻一多诗学理论的特性与价值》认为闻一多的诗学理论是以诗歌的艺术节奏美为中心，是艺术形式美和艺术现实美共生而成的理论体系。而莫海斌在《闻一多早期诗论中的双重形式观念》中发现了新诗标准化背后双重的形式观念，即质料的形式观和内容的形式观。“三美”理论 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看法。许霆的《论闻一多新诗“建筑美”》运用了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从图形、意义、韵律方面，分析了闻一多新诗的“建筑美”。而张德明在《一项难以实现的诗学规划——闻一多“三美”主张新论》中则认为“三美”并不能和谐统一在一起，它们与新诗这种艺术形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还有学者开始跳出新诗的格律和“三美”的局限，发现了闻一多诗歌理论中的其他内容。孙玉石在《闻一多对新诗神秘美的构建》中指出闻一多是“现代诗学史上最早关注诗的神秘美的人”。田美丽的《论闻一多强力情感文艺批评观》和张吉兵的《试论闻一多的主体精神论》强调了闻一多在提倡诗歌格律的同时对情感和主体意识的重视。卢慧余的《幻象：一个意蕴丰富的诗学概念——论闻一多的“幻象说”》、《闻一多“幻象说”的审美特征与诗学价值》将“幻象”概念从闻一多诗歌理论中提炼出来。许霆的《闻一多诗论“脚镣说”新论》认为要求新诗格律的“脚镣说”是闻一多诗学理论的一个卓越表达。
对闻一多诗歌理论的研究重点从新诗格律理论的总体性评论向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等具体内涵的关注转移，且研究不断细化。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后，研究逐渐摆脱阶级论的影响，态度更趋客观化，研究结论也更为公允，如对闻一多诗歌理论艺术性的追求给予肯定，对“三美”理论的研究也在新理论、新方法的基础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因方法而方法，因理论而理论的研究。因此，对“三美”理论的具体论述应更多联系闻一多整体的诗歌理论，对闻一多诗学系统进行深入挖掘，避免由单一解读陷入过度阐释。同时要看到虽然前人在对“三美”的阐述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还有继续发掘的余地，如对音乐美研究中的节奏问题仍未能很好地解决，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三、诗人比较研究
在诗人比较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闻一多与郭沫若的比较。龙泉明的《郭沫若与闻一多：运行在不同轨道上的浪漫主义》和《诗歌双重性格的展示：“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凸凹——郭沫若与闻一多诗歌比较论》两篇论文从浪漫主义诗人角度比较了闻、郭二人。前者分析了两人在审美形态——悲剧与喜剧的选择、情感色调——狂热与冷峻的两极、想象方式——神奇与怪异的不同、形式特征——粗犷与精巧的异趣等方面的异同。后者认为“狂醉式的精神状态，奔放的激情，强劲的力度，丰富的想象，明朗粗犷的风格，无拘无束的艺术形式，构成了郭诗的狄俄尼索斯精神；梦幻式的精神状态，深沉的思想，繁密的意象，奇肆的想象，冷隽含蓄的风格，严谨规范的艺术形式，构成了闻诗的阿波罗精神”。李乐平的《新诗的“自由化”与“格律化”及其他——论郭沫若闻一多诗美主张和创作表现的异同》与邹建军的《郭沫若与闻一多诗体艺术比较论》认为由于两人在诗歌创作上的不同见解而导致了他们在美学追求上的显著差异。郭沫若认为新诗创作应追求“自由化”，并强调感情的“自然流露”和诗的“内在韵律”说：而闻一多则主张新诗创作必须讲究“格律化”，“相体裁衣”才是好诗产生的基础。
同是新月诗人，同为新格律诗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的闻一多与徐志摩，也常常被拿来作比较。许霆的《闻一多、徐志摩诗律论比较》一文从两者的诗律比较中得出“闻、徐诗都追求新诗音乐美，但其追求所体现的实质是新诗的两种节奏体系，即闻一多的新诗体现的是音组(尺)连续排列的韵律节奏，而徐志摩的新诗体现的则是意顿对应排列的旋律节奏”的结论。袁亚伦、杨伟探讨了闻一多与徐志摩在“三美”追求上殊异的审美意趣，指出“闻一多的审美倾向是谨严、整饬、坚实、明艳、直露、爽朗，体现出一种实在、厚重的和谐；而徐志摩则是含蓄、委婉、柔和、淡雅、参差错落，体现出一种空灵、飘逸的契合”。
作为重要的爱国诗人，郭沫若、闻一多、艾青三人经常被并列加以比较。张建宏在《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爱国新诗诗美创造比较论》中指出郭沫若笔下是“站在历史制高点上激越呐喊大呼猛进的五四巨人式的抒情主人公，显示了五四青春期民族新生个人新生所爆发出的无穷伟力、英雄气概和乐观精神”，给人以意态超拔、发扬踔厉的美感力；闻一多笔下“来自民族历史文化深处的慷慨悲壮的抒情主人公，显示了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中坚贞的爱国志士的忧思、愤郁和劲节”，给人以浩气轩云、壮怀激烈的美感力；艾青笔下是“植根大地瞩望伟大目标的沉勇坚毅的行动着的历史强者，显示了在血与火的锻炼下全民抗战的深沉恢宏的民族感情和时代精神”，给人以英爽沉雄、奋发有力的美感力。王培元的《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诗歌创作的爱国主义及其文化内涵》一文将爱国精神的形成放在文化角度下进行考察，认为三人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意识以及文化背景、意识所反映出的不同历史和现实的丰富内容，决定了他们不同文化内涵的爱国主义。郭沫若的爱国主义从“要求个性发展，要求自由”，“要求打破一切束缚，粉碎枷锁”中而来：闻一多的文化爱国主义是朝着现实的、战斗的爱国主义不断发展深化的：而艾青的诗一开始就植根于民族现实生活的沃土中，因而获得了“民族诗人”的崇高赞誉。
此外还有与鲁迅的比较；与李金发的比较；与何其芳的比较：与戴望舒的比较等研究。将闻一多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为多角度、多侧面认识闻一多打开了思路，拓展了闻一多研究的外延。
注释：
①这一类型的文章有：李思乐《闻一多诗歌创作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林植汉《论闻一多诗歌的主题系统》，《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黎风《闻一多爱国诗歌的思想特色》，《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胡钢《论闻一多诗歌的爱国主义精神》，《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②时萌：《瑰丽丰富的心灵世界——闻一多诗歌总论之一》，《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③陆耀东：《论闻一多爱国诗》，《武汉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④此类文章有：刘玉凯《闻一多的爱国主义诗歌》，《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2期；李凌《爱国主义——闻一多思想发展的主旋律》，《清华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⑤此类文章有：林植汉《闻一多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论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思想”之一》，《黄石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张恩和、张洁宇《闻一多：从国家主义到民主主义——一个真正爱国者的思想轨迹》，《清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⑥常文昌、常立宪：《试解闻一多研究中的一个谜——兼谈闻诗的传统意象》，《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⑦江锡铨：《“唯一”：闻一多爱国诗篇的深度评价》，《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⑧李乐平：《论闻一多的爱国诗创作》，《复旦学报》2008年第1期。
⑨贺雪飞：《论闻一多爱国诗歌的文化特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⑩陈学祖：《论闻一多爱国思想的特色》，《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11 郭小聪：《21世纪视野中的闻一多》，《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2 潘皓：《闻一多“文化的国家主义”再读解》，《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3 孙德高、陈国恩：《论闻一多的“文化国家主义”》，李少云、袁千正主编《闻一多研究集刊》第9辑，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88页。
14 陆耀东：《论闻一多的诗》，《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5 王泽龙：《闻一多诗歌意象艺术嬗变论》，《江汉论坛》2005年第9期。
16 程光炜：《闻一多新诗理论探索》，《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17 陈国恩：《文学是生命的表现——论闻一多的生命诗学观》，《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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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