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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晚清六大谴责小说家之一的陆士谔（1879-1944年）是上海滩最多产的小说家，纵览其作品，我们可以广泛地了解清末和民国时代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而其在清末明初特定历史时期创作的武侠小说，融入了作者的时代感情，创作出了独具时代特色的武侠小说：政治性突出、排斥娱乐性、帮会组织特点的体现等。
关键词：陆士谔 武侠小说 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通俗文学的大观园里，武侠小说以其独具的魅力，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几乎可以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自唐代正式兴起之后以至今日，“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在体制、艺术等方面渐次完备，到了清末民初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代，武侠小说异常地繁荣起来，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进行武侠小说创作的作家都多了起来。陆士谔就是此领域中的重要一员。他有感于当时中国面临的危急形势——在辛亥革命之后，封建王朝虽已被推翻，但革命果实却被意在复辟帝制的野心家袁世凯窃取，封建势力很快卷土重来，军阀蜂拥而起，国家陷入更为残酷的血火纷争中。陆士谔失去了在《血泪黄花》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对中国的未来感到失望，因此，急于把文学作为爱国救亡和改革社会的工具，他认为文学可以影响国人的性质和好尚，足以鼓动志气，感发性情。而在当时，尚武思想是最能促动国人改变腐糜的现状，激发他们的斗志，于是陆士谔转到了武侠小说的创作。进入20世纪一二十年代，从陆士谔创作年表可以看出，作者很少进行其他题材的小说创作，几乎都是武侠小说。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陆士谔或被误认为自民国初年才从事小说创作的旧派小说家，或被视为水平不高的业余作家，因而遭到冷遇，埋没了半个世纪。
处于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陆士谔的武侠小说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 政治性突出
陆士谔的武侠小说，政治性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可以用“政治的武侠小说”来形容。陆士谔在清末民初创作的武侠小说善于与历史相结合，借用当时乱世作为创作背景，表达政治主题：反抗清政府的强权，把侠士与国家大义结合在一起，具有浓重的汉族正宗思想，这表明武侠小说是作者政治理想的形象表现。陆士谔的20多部武侠小说，可以分为两大系列，第一大系列是《三剑客》《白侠》《红侠》《黑侠》等，第二大系列是《八大剑侠》《血滴子》《七剑八侠》《七剑三奇》《小剑侠》等。这两大系列的武侠小说都是以明末清初朝廷更替作为创作背景的，宣扬了反清复汉的思想。第一大系列的白侠、黑侠、红侠是明末清初一位“剑道人”的三个徒弟，红侠是原明朝大将袁崇焕的妹妹，黑侠是原明朝大将熊经略的女儿。第二大系列讲的是明末清初的八位流传于民间的反清侠士周浔、路民瞻、曹仁父、白泰官、吕元、甘凤池、吕四娘、张福儿的故事。看这些人物的身份就可以知道他们在书中的所作所为了。陆士谔的武侠小说主题就是为了表现某种政治理想，侠义之士的侠义之举。
二 排斥娱乐性
由于其政治性特点，描写的都是国家政事，反映的都是民众疾苦，侠义志士的仗义之举。这使得他的武侠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排斥娱乐性，明显不同于民国时期的以娱乐为主的武侠小说作品。20世纪20年代开始，武侠小说的政治理念明显淡化，愉悦性明显加强，最显著的变化特征就在：武侠小说走入江湖世界。而当时这种江湖世界的描写，是糅合了作者所熟悉的清末民初各地的乡野传奇、江湖奇谈、宗族械斗、帮派火并等传闻轶事，江湖勾当、武功技击乃至法术、飞仙等一齐出笼，拼合成了一个侠客、术士加飞剑、法宝的“江湖大拼盘”，没有了作者政治理想的寄予。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以湖南平江、浏阳两县的农民争夺赵家坪为线索，写出了虚虚实实的江湖世界。虚者，表现为昆仑、崆峒等剑仙超人的武功技击，他们腾云驾雾、飞剑杀人、散针点穴、缩地遁甲……几乎无所不能，实者，小说把民间争地斗殴之事作为小说的主线，而不再是远离民众的国家大事。但是，从作者创作意图来看，明显趋向于虚的、娱乐性方面，而陆士谔的武侠小说虽然也有剑侠腾云驾雾，飞剑杀人的虚幻一面，如三侠系列中的红侠、白侠、黑侠，也具有这种神奇的本领，但是这只是作为侠客行侠仗义的手段来写的，而不是作为小说的创作目的来写的，而且这种内容在陆士谔的武侠小说中是很少的。且当时的武侠小说大都刊发在娱乐性的通俗刊物上，如《江湖奇侠传》就是刊发在《红玫瑰》这一当时鼓吹愉悦性、通俗性最得力的杂志，而陆士谔的武侠小说大都由上海时还书局或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刊发的杂志也是在《十日新》等杂志上。
三 帮会组织特点的体现
陆士谔的武侠小说多描写一些隐逸江湖的侠客义士组织、集体，如太阳庵、八大剑侠集体等。他的武侠小说的价值取向与风格的表现明显受到清代帮会组织和清末民初的反清革命组织的影响。清代帮会组织开始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将明朝江山拱手让给异族之时，明朝遗民的“反清复明”活动就是建立秘密帮会组织，来实行反清复明。秘密帮会组织在反清复明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反抗异族统治的力量而存在的。而反清革命组织在尚武思潮的影响下大量成立，如湖南的华兴会、安徽的岳王会、浙江的光复会、江西的易知社等。这些革命组织成立以后，它们或联络会党，或进行暗杀，或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促进革命形势的进展。陆士谔的武侠小说主要是为了突出反清复汉的政治主题，帮会组织和反清革命组织正好为他创作武侠小说提供了各种素材。
长篇武侠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化形态。这是由武侠小说中的侠义内容具有渗透性和融合性造成的。“侠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性格，一种精神风度和行为方式。侠客除了行侠之外，还有其他的生活内容。并且行侠人物的身份、行侠方式和行侠环境是不同的，因此，侠义的内容要通过各种不同题材的故事框架来表现。”由此，长篇武侠小说的内容就渗透到各种题材之中了。由于特定的民族心理，英雄、儿女、鬼神，为中国小说三大要素。明清时期长篇武侠小说的侠义内容首先就表现为与这三大要素的结合。清末民初的陆士谔仍旧在这类题材中继续武侠小说的创作，但他的作品有继承，有借鉴，更有创新，魏绍昌等人视他为清末民国时期（20世纪20年代）武侠小说的代表。描写蜕化的“忠侠”类是其主要创新之处。 宋以后，由于新儒家伦理观念对于武侠阶层的渗透，许多儒家的伦理观念与武侠的伦理观念相融合，使传统的“侠义”武侠观逐渐转化为“忠义”武侠观。以忠义为本，行侠仗义只好退居为现实立身之本的手段，不可随意滥用。这种忠义伦理观念逐渐深入到为侠者的内心，成为他们心中一把时刻衡量自己的标尺。
明清武侠小说中大量出现效忠于统治者的忠侠形象。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当时国家机器的极大强化。侠失去了像先秦时代那样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侠的作用越来越弱，形象也显得较为渺小。侠只好选择被消灭或走向官府这样的出路。第二，在明清时期，已由封建统治者倡导了上千年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观念高度政治化。这种观念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中，渗透到全社会成员的深层意识中，造成了普遍的奴性心态，形成了国民性格的劣质。人们自愿成为统治阶层的奴才而感到光荣，这种心态在清代更为强烈。清代武侠作品大多来自民间，在浸泡着顺民意识的土壤中所产生的侠，带上奴性，走向官府有着必然性。第三，侠意识受到世俗功利意识的侵蚀。明清时期，侠的自苦为乐的精神消失了。这些侠不仅追求现世的物质享受，而且有很强的名利意识，侠意识受到世俗功利意识的侵蚀，造成了利他意识的减弱，利己意识增强。明清武侠小说中大量出现效忠于统治者的忠侠形象。
陆士谔也塑造了这样一些“忠义”之侠的形象，他们向世俗回归，向封建秩序、礼法回归，向封建王权回归，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由传统的义侠蜕变为狭隘的“忠侠”，失去了源于先秦时期的古道侠风的“趋人之急”“振人不赡”“厚施薄望”等的高尚品格。他们对统治者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忠诚，为他们的主子鞍前马后，执鞭坠蹬，出生入死。唐人李德裕《豪侠论》中写道：“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然而，这些“忠侠”们的“义”却是视主子的一切高于自己的生命，从而失去了独立的精神品格，缺少了自由、潇洒、浪漫的精神气质。《血滴子》《雍正游侠传》中的云中燕、云中雁等就是这样一些侠士。他们为雍正的死党年羹尧所访得，被年羹尧的本领所折服，心甘情愿为他做任何事情，因而被招募来为雍正篡夺皇权的大阴谋服务。他们跟了雍正之后，侠原所具有的一些品质几乎都退化了，成了雍正篡权的忠实杀人工具。如《八大剑侠》第八回《祯贝勒广制血滴子、年羹尧组织暗杀团》中描写的：“……从此血滴子飞行天下，干那骇目惊心的事。民间没缘没故丢掉脑袋的，不知凡几。有时两人并肩通行，才一转瞬，一个人已经横尸在道。因此，民间把血滴子鬼神般畏惧，妖魅般防备。”《血滴子》第一回中写道：“话说大清当康熙之末雍正之初，有一个骇人听闻的暗杀党，名叫血滴子，来如鬼怪，去似妖魔。稠人之中，众目昭彰，密室之内，窗户紧闭，没头没脑，无影无踪，忽然失去脑袋的人，每一年每一处总有好几个。偏是这神出鬼没的血滴子，倒是堂堂正正大清皇室组织的，统领着血滴子的，却是朝廷督抚大员。”
而陆士谔之写“忠侠”是为了突出他创作的主题：表达反满情绪。如在《八大剑侠》中，作者就表达了以太阳庵为代表的侠士对以雍正为代表的统治者的最后胜利，成功瓦解以雍正为代表的统治者利用忠侠血滴子的阴谋，表明了作者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理想。所以，作者在写血滴子时，并没有以一种批判的口吻去写，而是最后让他们在太阳庵独臂老尼的劝化下，认识到雍正的险恶用心，而归顺太阳庵，发挥他们的侠义本性，维护了侠士的形象。如在《血滴子》中，虽然作者主要写了血滴子如何为雍正夺位而犯下的一些杀人罪行，写他们在雍正帝初期的着意搜罗下，不辨是非地为其服务：“党中各员，只知奉令行事，统领叫刺谁就刺谁，不能私下议论是非曲直，该刺不该刺。那怕是该员的亲戚故旧，一奉到令，立刻遵行不怠。”没有一点自己的识见，最后当雍正顺利当上皇帝之后，被杀的命运就在所难免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任人调唆，互相残杀。但是，其中作者还是花了大笔墨去写血滴子原本的侠性。如他花了四回的长篇幅写血滴子队长之一的张人龙的惩奸除恶，保护清官和弱小的事迹。
当时的中国社会，“维新运动是失败了，立宪运动不过是一种欺骗，各地的革命潮，在如火如荼地起来，中国的前途，将走向怎样的路呢？”在这样一种混乱环境下，作者对清政府的所谓预备立宪，新政彻底失去了希望，只有借小说的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救国方针。他选取了清王朝最为混乱的夺权时期的历史来暗喻当时的中国，以雍正训练的血滴子的残忍来衬托讴歌太阳庵的正义，表达济世理想：仁义治国。太阳庵的生活方式呈现出朴素的原始性：以退让为主义，但更反映出了作者理想的社会形态，一种类似于乌托邦式社会的政治幻想。太阳庵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场所，而太阳庵的侠士则是作者理想之侠的体现，对太阳庵的描写是他狭隘爱国之情的体现。
他的武侠小说多从侧面勾画了社会风情画面，抨击了腐朽黑暗的现实，透露出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让世人在读他的作品时得到解脱和安抚，更能得到奋发救过的勇气和信心。
参考文献：
[1] 张志和、郑元春：《中国文史中的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 陆士谔：《八大剑侠·血滴子》，黄山书社，1991年版。
[3]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4] 田若虹：《论民国“黑幕”小说及陆士谔〈政界之黑幕〉》，《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5] 黄玉亭：《百年前的幻想——陆士谔小说〈新中国〉浅论》，《上海文博论丛》，2010年第2期。
作者简介：李碧华，女，1970—，广西南宁人，硕士，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元明清，工作单位：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陆士谔 武侠小说 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通俗文学的大观园里，武侠小说以其独具的魅力，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几乎可以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自唐代正式兴起之后以至今日，“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在体制、艺术等方面渐次完备，到了清末民初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代，武侠小说异常地繁荣起来，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进行武侠小说创作的作家都多了起来。陆士谔就是此领域中的重要一员。他有感于当时中国面临的危急形势——在辛亥革命之后，封建王朝虽已被推翻，但革命果实却被意在复辟帝制的野心家袁世凯窃取，封建势力很快卷土重来，军阀蜂拥而起，国家陷入更为残酷的血火纷争中。陆士谔失去了在《血泪黄花》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对中国的未来感到失望，因此，急于把文学作为爱国救亡和改革社会的工具，他认为文学可以影响国人的性质和好尚，足以鼓动志气，感发性情。而在当时，尚武思想是最能促动国人改变腐糜的现状，激发他们的斗志，于是陆士谔转到了武侠小说的创作。进入20世纪一二十年代，从陆士谔创作年表可以看出，作者很少进行其他题材的小说创作，几乎都是武侠小说。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陆士谔或被误认为自民国初年才从事小说创作的旧派小说家，或被视为水平不高的业余作家，因而遭到冷遇，埋没了半个世纪。
处于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陆士谔的武侠小说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 政治性突出
陆士谔的武侠小说，政治性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可以用“政治的武侠小说”来形容。陆士谔在清末民初创作的武侠小说善于与历史相结合，借用当时乱世作为创作背景，表达政治主题：反抗清政府的强权，把侠士与国家大义结合在一起，具有浓重的汉族正宗思想，这表明武侠小说是作者政治理想的形象表现。陆士谔的20多部武侠小说，可以分为两大系列，第一大系列是《三剑客》《白侠》《红侠》《黑侠》等，第二大系列是《八大剑侠》《血滴子》《七剑八侠》《七剑三奇》《小剑侠》等。这两大系列的武侠小说都是以明末清初朝廷更替作为创作背景的，宣扬了反清复汉的思想。第一大系列的白侠、黑侠、红侠是明末清初一位“剑道人”的三个徒弟，红侠是原明朝大将袁崇焕的妹妹，黑侠是原明朝大将熊经略的女儿。第二大系列讲的是明末清初的八位流传于民间的反清侠士周浔、路民瞻、曹仁父、白泰官、吕元、甘凤池、吕四娘、张福儿的故事。看这些人物的身份就可以知道他们在书中的所作所为了。陆士谔的武侠小说主题就是为了表现某种政治理想，侠义之士的侠义之举。
二 排斥娱乐性
由于其政治性特点，描写的都是国家政事，反映的都是民众疾苦，侠义志士的仗义之举。这使得他的武侠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排斥娱乐性，明显不同于民国时期的以娱乐为主的武侠小说作品。20世纪20年代开始，武侠小说的政治理念明显淡化，愉悦性明显加强，最显著的变化特征就在：武侠小说走入江湖世界。而当时这种江湖世界的描写，是糅合了作者所熟悉的清末民初各地的乡野传奇、江湖奇谈、宗族械斗、帮派火并等传闻轶事，江湖勾当、武功技击乃至法术、飞仙等一齐出笼，拼合成了一个侠客、术士加飞剑、法宝的“江湖大拼盘”，没有了作者政治理想的寄予。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以湖南平江、浏阳两县的农民争夺赵家坪为线索，写出了虚虚实实的江湖世界。虚者，表现为昆仑、崆峒等剑仙超人的武功技击，他们腾云驾雾、飞剑杀人、散针点穴、缩地遁甲……几乎无所不能，实者，小说把民间争地斗殴之事作为小说的主线，而不再是远离民众的国家大事。但是，从作者创作意图来看，明显趋向于虚的、娱乐性方面，而陆士谔的武侠小说虽然也有剑侠腾云驾雾，飞剑杀人的虚幻一面，如三侠系列中的红侠、白侠、黑侠，也具有这种神奇的本领，但是这只是作为侠客行侠仗义的手段来写的，而不是作为小说的创作目的来写的，而且这种内容在陆士谔的武侠小说中是很少的。且当时的武侠小说大都刊发在娱乐性的通俗刊物上，如《江湖奇侠传》就是刊发在《红玫瑰》这一当时鼓吹愉悦性、通俗性最得力的杂志，而陆士谔的武侠小说大都由上海时还书局或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刊发的杂志也是在《十日新》等杂志上。
三 帮会组织特点的体现
陆士谔的武侠小说多描写一些隐逸江湖的侠客义士组织、集体，如太阳庵、八大剑侠集体等。他的武侠小说的价值取向与风格的表现明显受到清代帮会组织和清末民初的反清革命组织的影响。清代帮会组织开始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将明朝江山拱手让给异族之时，明朝遗民的“反清复明”活动就是建立秘密帮会组织，来实行反清复明。秘密帮会组织在反清复明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反抗异族统治的力量而存在的。而反清革命组织在尚武思潮的影响下大量成立，如湖南的华兴会、安徽的岳王会、浙江的光复会、江西的易知社等。这些革命组织成立以后，它们或联络会党，或进行暗杀，或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促进革命形势的进展。陆士谔的武侠小说主要是为了突出反清复汉的政治主题，帮会组织和反清革命组织正好为他创作武侠小说提供了各种素材。
长篇武侠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化形态。这是由武侠小说中的侠义内容具有渗透性和融合性造成的。“侠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性格，一种精神风度和行为方式。侠客除了行侠之外，还有其他的生活内容。并且行侠人物的身份、行侠方式和行侠环境是不同的，因此，侠义的内容要通过各种不同题材的故事框架来表现。”由此，长篇武侠小说的内容就渗透到各种题材之中了。由于特定的民族心理，英雄、儿女、鬼神，为中国小说三大要素。明清时期长篇武侠小说的侠义内容首先就表现为与这三大要素的结合。清末民初的陆士谔仍旧在这类题材中继续武侠小说的创作，但他的作品有继承，有借鉴，更有创新，魏绍昌等人视他为清末民国时期（20世纪20年代）武侠小说的代表。描写蜕化的“忠侠”类是其主要创新之处。 宋以后，由于新儒家伦理观念对于武侠阶层的渗透，许多儒家的伦理观念与武侠的伦理观念相融合，使传统的“侠义”武侠观逐渐转化为“忠义”武侠观。以忠义为本，行侠仗义只好退居为现实立身之本的手段，不可随意滥用。这种忠义伦理观念逐渐深入到为侠者的内心，成为他们心中一把时刻衡量自己的标尺。
明清武侠小说中大量出现效忠于统治者的忠侠形象。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当时国家机器的极大强化。侠失去了像先秦时代那样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侠的作用越来越弱，形象也显得较为渺小。侠只好选择被消灭或走向官府这样的出路。第二，在明清时期，已由封建统治者倡导了上千年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观念高度政治化。这种观念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中，渗透到全社会成员的深层意识中，造成了普遍的奴性心态，形成了国民性格的劣质。人们自愿成为统治阶层的奴才而感到光荣，这种心态在清代更为强烈。清代武侠作品大多来自民间，在浸泡着顺民意识的土壤中所产生的侠，带上奴性，走向官府有着必然性。第三，侠意识受到世俗功利意识的侵蚀。明清时期，侠的自苦为乐的精神消失了。这些侠不仅追求现世的物质享受，而且有很强的名利意识，侠意识受到世俗功利意识的侵蚀，造成了利他意识的减弱，利己意识增强。明清武侠小说中大量出现效忠于统治者的忠侠形象。
陆士谔也塑造了这样一些“忠义”之侠的形象，他们向世俗回归，向封建秩序、礼法回归，向封建王权回归，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由传统的义侠蜕变为狭隘的“忠侠”，失去了源于先秦时期的古道侠风的“趋人之急”“振人不赡”“厚施薄望”等的高尚品格。他们对统治者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忠诚，为他们的主子鞍前马后，执鞭坠蹬，出生入死。唐人李德裕《豪侠论》中写道：“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然而，这些“忠侠”们的“义”却是视主子的一切高于自己的生命，从而失去了独立的精神品格，缺少了自由、潇洒、浪漫的精神气质。《血滴子》《雍正游侠传》中的云中燕、云中雁等就是这样一些侠士。他们为雍正的死党年羹尧所访得，被年羹尧的本领所折服，心甘情愿为他做任何事情，因而被招募来为雍正篡夺皇权的大阴谋服务。他们跟了雍正之后，侠原所具有的一些品质几乎都退化了，成了雍正篡权的忠实杀人工具。如《八大剑侠》第八回《祯贝勒广制血滴子、年羹尧组织暗杀团》中描写的：“……从此血滴子飞行天下，干那骇目惊心的事。民间没缘没故丢掉脑袋的，不知凡几。有时两人并肩通行，才一转瞬，一个人已经横尸在道。因此，民间把血滴子鬼神般畏惧，妖魅般防备。”《血滴子》第一回中写道：“话说大清当康熙之末雍正之初，有一个骇人听闻的暗杀党，名叫血滴子，来如鬼怪，去似妖魔。稠人之中，众目昭彰，密室之内，窗户紧闭，没头没脑，无影无踪，忽然失去脑袋的人，每一年每一处总有好几个。偏是这神出鬼没的血滴子，倒是堂堂正正大清皇室组织的，统领着血滴子的，却是朝廷督抚大员。”
而陆士谔之写“忠侠”是为了突出他创作的主题：表达反满情绪。如在《八大剑侠》中，作者就表达了以太阳庵为代表的侠士对以雍正为代表的统治者的最后胜利，成功瓦解以雍正为代表的统治者利用忠侠血滴子的阴谋，表明了作者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理想。所以，作者在写血滴子时，并没有以一种批判的口吻去写，而是最后让他们在太阳庵独臂老尼的劝化下，认识到雍正的险恶用心，而归顺太阳庵，发挥他们的侠义本性，维护了侠士的形象。如在《血滴子》中，虽然作者主要写了血滴子如何为雍正夺位而犯下的一些杀人罪行，写他们在雍正帝初期的着意搜罗下，不辨是非地为其服务：“党中各员，只知奉令行事，统领叫刺谁就刺谁，不能私下议论是非曲直，该刺不该刺。那怕是该员的亲戚故旧，一奉到令，立刻遵行不怠。”没有一点自己的识见，最后当雍正顺利当上皇帝之后，被杀的命运就在所难免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任人调唆，互相残杀。但是，其中作者还是花了大笔墨去写血滴子原本的侠性。如他花了四回的长篇幅写血滴子队长之一的张人龙的惩奸除恶，保护清官和弱小的事迹。
当时的中国社会，“维新运动是失败了，立宪运动不过是一种欺骗，各地的革命潮，在如火如荼地起来，中国的前途，将走向怎样的路呢？”在这样一种混乱环境下，作者对清政府的所谓预备立宪，新政彻底失去了希望，只有借小说的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救国方针。他选取了清王朝最为混乱的夺权时期的历史来暗喻当时的中国，以雍正训练的血滴子的残忍来衬托讴歌太阳庵的正义，表达济世理想：仁义治国。太阳庵的生活方式呈现出朴素的原始性：以退让为主义，但更反映出了作者理想的社会形态，一种类似于乌托邦式社会的政治幻想。太阳庵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场所，而太阳庵的侠士则是作者理想之侠的体现，对太阳庵的描写是他狭隘爱国之情的体现。
他的武侠小说多从侧面勾画了社会风情画面，抨击了腐朽黑暗的现实，透露出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让世人在读他的作品时得到解脱和安抚，更能得到奋发救过的勇气和信心。
参考文献：
[1] 张志和、郑元春：《中国文史中的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 陆士谔：《八大剑侠·血滴子》，黄山书社，1991年版。
[3]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4] 田若虹：《论民国“黑幕”小说及陆士谔〈政界之黑幕〉》，《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5] 黄玉亭：《百年前的幻想——陆士谔小说〈新中国〉浅论》，《上海文博论丛》，2010年第2期。
作者简介：李碧华，女，1970—，广西南宁人，硕士，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元明清，工作单位：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