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文月刊》的创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保存文化力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敌手。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杨振声为秘书主任。梅贻琦兼常委会主席。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其中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汇集了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罗庸、魏建功、杨振声、陈寅恪、刘文典、王力、浦江清等一批优秀的学者。作为大学教师，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在战时如何促进国文教学以及促进青年人国文程度的进步，本着这个宗旨，在朱自清等人的积极筹措奔走之下，由联大师范学院主办、开明书店出版、丰子恺题写刊名(七十五期以后由沈君墨题写刊名)的《国文月刊》于1940年6月16日诞生了。
　　在《国文月刊》创办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朱自清和时任开明书店编辑的叶圣陶。今天查阅朱自清和叶圣陶的日记，可以找到许多关于《国文月刊》的讯息。从朱自清日记和书信存稿中可以了解到，《国文月刊》的出版合同是由朱自清在1939年11月30日下午起草的。12月20日，他携《国文月刊》合同书访出版单位开明书店代表章锡珊，与之签字。第二天他又携《国文月刊》合同书访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请他签字。…而在开明书店一方奔走的则主要是朱自清的好友叶圣陶。
　　1940年6月16日《国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如期出版。刊物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和文学院国文系联合筹办的，由昆明开明书店发行。如第一期“卷首语”所言：“这一个刊物是由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中同人所主编，同时邀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中同人及校外热心于国文教学的同志合力举办的。”实际上虽名为联合筹办，但当时师范学院国文学系的主要教师都由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老师兼任，两个出版者实际上是同一群人。第一期的编辑委员是浦江清(主编)，朱自清，罗庸、魏建功，余冠英，郑婴。然而浦江清只担任了前两期的主编，因为他休假回了上海。从第三期开始，主编由时任联大师范学院讲师的余冠英担任，直至联大复员的第四十期。其间其他编委也略有更迭。第十二期至第二十期的编委是余冠英(主编)、罗常培、朱自清、罗庸、王力、彭仲铎、萧涤非、张清常。第二十一期至二十六期休假回来的浦江清又担任一段时间编委。从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期合刊至三十七期李广田加入。另外短期加入编委行列的有闻一多，只担任了第二十七期的编委，第三十八期时沈从文也加入到编委行列。
　　关于办刊宗旨和目标，在第一期的“卷首语”中是这样阐述的：
　　本刊的宗旨是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国文的材料。
　　据社会上一般人的意见，认为现在青年学子的国文程度的低落实为国家的隐忧。同人中看过这两届全国各大学统一招生国文试卷的也感觉到莫大的怅惘。我们办这刊物，抱有提高青年学子的国文程度的宏愿。
　　这样的办刊宗旨决定了《国文月刊》所刊载的内容：
　　照我们现在拟订的计划，本刊要刊载的文章可分数类。一是通论，凡探讨国文教学的各种问题的文章以及根据教学经验发表改进中学语文及大学基本国文的方案的文字皆可入此栏，作为教学同人交换意见的园地，同时可备办教育者的参考。二是专著，凡关于文学史、文学批评、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文法学等等的不太专门的短篇论文或札记，本刊想多多登载。三是诗文选读，包括古文学作品及现代文学作品两项，均附以详细的注释或解说，备学子自修研究。四是写作谬误示例，专指摘学生作文内的误字谬句，略同以前别的杂志上有过的“文章病院”一栏。以上四类定为本刊主要的文字，此外还可以加上学生习作选录、书报评介、答问、通讯等等。但为篇幅的关系，每期不一定能具备各栏的文字。
　　这个刊物一出版就受到联大师生和社会的欢迎。据时任师范学院院长的黄钰生回忆：“1940年国文系教师编辑出版了《国文月刊》。此刊物一开始就受到了欢迎，在国文教学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一直出版到抗战胜利后的第四十期。
　　在日寇侵略、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支撑一份学术期刊，其难度可想而知。
　　首先是经费问题。在第一期“卷首语”中我们可以得知办刊经费是如何酬得的：“这一次蒙黄子坚先生的赞助在师范学院内筹划出一部分经费，又蒙开明书店的赞助，补贴了另外一半的出版费，替我们印刷发行，我们非常感谢。”然而这一点经费也仅仅是支付了出版费用，至于撰稿者的稿酬则“在本刊经费尚未筹足前暂以呈赠本刊为谢”，且不仅“是对撰文者不能送报酬，编辑者还须自贴邮票纸张等费”。可见在办刊的初期，多亏编辑者(实际上其中很多也是撰稿者)的奉献精神刊物才顺利发行。后来由于外校的学者的稿件越来越多，不能不送稿酬，在多方努力之下，稿酬渐渐多了起来。在第六期“国文月刊社启事”中刊物开始向各界征稿并酬谢稿费：“本刊欢迎投稿，长短不拘，文白均可。登载后敬酬稿费每千字二元至五元。”在第二十一期“编后语”中说明了这笔稿酬的来源并总结了一段时间以来的情况：“后来从本校得到一点补助，再后又从开明书店得到一些补助，于是对撰稿人可以赠送少数纸墨费了。起初是每千字三元，后来加到五元，又加到八元。最近蒙开明书店慨增补助费，今后我们可以对撰者赠送每千字十六元至廿五元的稿费了。”
　　其次是印刷方面的困难。因为战争的关系，开明书店的印刷机构设在桂林，而编辑部设在昆明，所以编辑者把稿件交出后至出版前根本没有校对机会，所以初期的印刷错误也较多。印刷厂设备简陋、常出故障也是一个问题。在第十六期的“启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这个问题而导致的脱期：
　　本刊第十六期、十七期，以承印之印刷厂修理电机关系，致延误多日，深为抱愧。第十八期因系别家印刷厂承印，提前出版，以先发奉，谅以收到。兹第十六期亦已出版，第十七期尚须稍待数日，方可出版，敬希台洽为荷。
　　第二十一期“编后语”中编辑者说：“印刷的困难从第十二期起开始，至今尚未完全解决。开明书店现在正竭力解决这问题，以后或不致再常常脱期。”事实上因为战争的原因，在直至1946年以前，印刷的困难始终存在。其中有一段时间开明书店的印刷机构曾搬至重庆，且条件更为简陋，致使根本没有能力印刷图表这样并没有多复杂的东西。
　　还有一个困难是稿件的来源。主要是初期稿子缺乏，在第二卷开始的 时候就已经不明显了。但是编辑本着促进国文教学的办刊宗旨，希望更多有教学方面的文章。如第八期“编辑后记”所言：“关于中学国文教学方法及教材问题的讨论是本刊最欢迎而近来时感缺乏的文字。”十四期“编辑后记”再次重申“本刊关于国文教学问题的讨论尚嫌不够热闹，希望诸位国文教师多多赐教”。可见这类文字还是比较缺乏的。
　　面对以上种种困难，编辑者也坦言：“我们创办这个刊物时本不敢期望继续到这么久，因为预料可能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艰难地生存下来了，且生存得越来越好。《国学月刊》自1940年6月创刊至1949年8月停刊，历时10个年头，共出版了82期，可以说是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这一历史时期出版史上的奇迹。
　　
　　二　《国文月刊》的出版内容
　　
　　《国文月刊》第一期“卷首语”开宗明义：“本刊不想登载高深的学术研究论文，却欢迎国学专家为本刊写些深入浅出的文章，介绍中国语言文字及文学上的基本知识给青年读者。”为《国文月刊》撰稿的作者绝大多数确实称得上国学专家。
　　为《国文月刊》撰文的作者涵盖了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学系的几乎所有优秀的学者。其中，朱自清、闻一多、浦江清都是享誉学术界的古典文学学者，余冠英、李嘉言、萧涤非等是这一领域的后起之秀，罗常培、王力、张清常、罗庸等是语言学家。他们是刊物的主要撰稿人。虽然办刊者并不想把《国文月刊》办成高深的学术刊物，但这一大批学者那些深入浅出的文章仍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从而也保证了刊物的较高的学术质量。
　　作为指导青年学子学习国文的普及刊物，刊物偶尔也会有这两系的学生的优秀作品。如第二期有郑临川等三名学生的习作。二十七期一篇《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笺》是中文系四年级的一位女学生百先容写的。三十九期有中文系学生王彦铭写的《读桃花扇后》。三十一、三十二合刊有中文系学生马忠的《“打”字的过去和现在》。
　　如果撰文者仅仅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或国文学系的师生，那么其学术视野可能受到限制。它绝不仅仅是这两个系的系刊。即使是由联大师范学院主编的前四十期中，也约到来自全国各高校、中学以及社会各界的各类稿，子。如云南大学的徐嘉瑞《云南民谣研究》(二十一期)和《越南农村戏曲研究》(二十二、二十三期)，东北大学的傅肖岩《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序词》(二十一期)，来自厦门大学的林庚的系列赏析《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二十一期)、《君子于役》(二十二期)、《谈曹操短歌行》(二十七期)、《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三十一、三十二合刊)、《山有木兮木有枝》(三十六期)，来自中山大学的颜虚心的《文心雕龙集注》(二十一期、二十六期、二十七期、三十一期三十二期合刊、三十三期、三十四期，从原道第一至乐府第七)等一大批有分量的文章。另外国立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姜亮夫、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吕叔湘、国立浙江大学文法学院院长詹镆、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叶克耕、清华大学的王瑶、浙江龙泉浙江大学分校的王季思、金陵女子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陈决玄，还有来自厦门大学的李笠、桂林师范学院的吴奔星，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张世禄等一批学者也都有文章在《国文月刊》发表。
　　海纳百川，只要是学说有见地，成一家之言，刊物都予以采用。一些作者并非高校研究人员，也在这本著名高校办的刊物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有来自福建省银行的刘永潜、两广地质调查所的刘遁隆等，还有来自国立第六中学的孙秋方、重庆市立女中的项因杰、国立第十二中学的陈德言、湖南蓝田大麓中学的吴忠匡、浙江淳安县立中学的唐景崧、西南联大附中的质灵等一批工作在教学一线的中学教师。
　　在《国文月刊》第一期《卷首语》中，编辑者把所要刊登的稿件主要分为四类：一是探讨国文教学问题的以及根据教学经验发表改进中学语文及大学基本国文的方案的文章；二是关于文学史、文学批评、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文法学等等的不太专门的短篇论文或札记；三是诗文选读，包括古文学作品及现代文学作品两项；四是写作谬误示例。
　　而从第四十一期开明书店接办以后，办刊宗旨没有改变，关于稿件内容的划分则小有不同。在1946年、1947年、1948年每年的年度总目索引中，把稿件分为“语言文字及声韵训诂学”“文法学”“修辞学”“经学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国文教学”“文辞疏解”“纪念逝世之国文教授”“当代文选评”“杂类”等若干项目。
　　实际上“卷首语”中所需要的这四类文字并没有全部占据平等的地位。其中第四类仅仅在初期刊登了几篇文章如佩弦的《文病类例》(一期至四期)和几篇学生习作就偃旗息鼓了。真正在刊物上占据重要的位置的首先是国文教学方面的文章。许多学识渊博的大学者首先是教师，而这份刊物又是师范学院所主办，所以国文教学类的丈字在前期是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的。许多大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在国文教学方面的心得或见解。如朱自清在《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一期)中就“近年来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的责难，进行具体分析，指出低落的只是文言写作，而白话文的应用能力还有着长足的进步。尽管白话文应用中学生也有一定问题，但只要加强训练，会取得更大进步。朱自清在《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二期)中着重分析了中学生在诵读问题上的弱点，指出诵读关系着文化，是为了培养学生了解和欣赏的能力，不该偏废。他又在1941年5月16日写成语文杂论《论教本与写作》，发表于《国文月刊》第十期。这篇文章分别从文言与白话两方面，细致论述了选择适当教材对中学生进行写作训练的重要性以及途径和方法。余冠英也曾发表多篇此类文章，如《关于本年度统考国文试题中的文言译语体》(三期)、《比较的读文法示例》(四期)、《坊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话文教材之批评》(十七期)等。罗庸发表了《文学史与中学国文教学》(一期)、《感与思》(三期)(针对中学生作文问题)、《我与汉语》(十四期)等。其次是语言学方面的文章，包括语言文字、声韵训诂学、文法学、修辞学等方面。再次是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文章，在刊物的早期这类文章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如一、二、三期每期只有一篇此类文字。但从总体看，这类文章所占位置越来越重要，且质量也相当高。这些文章从先秦到明清，从诗文辞赋到小说，全面地覆盖了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发表在《国文月刊》上的有关古代文学的文章分为以下几类：古文选读、赏析类：札记、考辨类，集释笺注类，学术论文类等。
　　
　　三　后期的《国文月刊》与停刊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8年的全民抗战结束了。历时7年的西南联大也将结束其历史使命。而依附联大存在的《国文月 刊》何去何从的问题，此时也摆在了朱自清等人的面前。早在1945年2月全民抗战胜利初露端倪时，朱自清和叶圣陶二人就有书信往来，谈及《国文月刊》以后的出路问题。据叶圣陶日记，当时曾“致佩弦一书，谈《国文月刊》事。佩弦与其同事拟以此刊改为私人所办，余店赞成之，仍愿为之出版”。然而其事未果。1945年9月9日，朱自清写信给叶圣陶，谈西南联大复员之后《国文月刊》的出路问题：
　　本该早写信，因为《国文月刊》事耽搁到如今。……
　　联大师院国文系并入文学院。……余冠英兄打算将《国文月刊》编到四十期为止，以后或停，或由私人接办。罗膺中兄问弟意见，弟与余君和师院当局商量，仍继续编下去。但还未通知罗君。这儿复员大约总得等滇越路通，或者要到明年夏天。到那时再谈私人接办问题。弟意《国文月刊》停了很可惜。私人办或者可勉强浦江清兄编，就怕稿子困难。兄有何高见，望告。
　　9月15日，朱自清给叶圣陶写信，讨论《国文月刊》私办后的稿费一事。10月11日，又致叶圣陶信，仍谈开明书店如何承办《国文月刊》的一些细节，觉得“周折更多”。10月24日，再次给叶圣陶写信，说：“《国文月刊》事，经此间同人详商，觉立即改组颇为不易。根本一点，在此环境内，拉稿总是笺注考证多，恐永难如弟等所望，多得通俗之稿。因此决定出到四十期即暂告结束。……月刊承开明合作，维持至今，深为感谢。不能续出，甚觉歉然。”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未果，朱自清已经打算放弃。
　　但是开明书店一方的叶圣陶也一直关注此事，他也觉《国文月刊》停刊至为可惜。他在开明书店一方积极奔走，商议承办《国文月刊》。10月30日，叶圣陶写信给朱自清，据叶圣陶当日日记，为“谈《国文月刊》由我店接办事，佩弦昨来信，言拟停办此月刊。我店似不宜任其停止，拟请郭绍虞主持，继续刊行。又作详信致调孚，请上海诸君怂恿绍虞任之。”至11月初，此事终于谈妥，11月4日朱自清再次致信叶圣陶，对《国文月刊》由开明书店续办并由郭绍虞编辑，表示“欣慰之至”。11月11日，朱自清走访了当时的联大师范学院的院长罗庸，谈了《国文月刊》由开明书店承办一事。朱自清12月12日在给叶圣陶的信中，又提及《国文月刊》由开明书店续办的一些细节。
　　从这些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朱自清和叶圣陶对《国文月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们事无巨细地考虑到办刊的各个方面，从稿件来源、稿酬水准到办刊诸人的人际关系，如果有一点没有解决好都会影响《国文月刊》的续办。虽然有诸多因素的干扰，但是在朱自清和叶圣陶的奔走努力下，终于确定了续办的事宜。
　　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回迁，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历史使命，于1946年5月4日正式宣告结束，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即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而由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主编的《国文月刊》自1946年3月第四十一期起转由开明书店编印并出版，第四十一期至四十四期的出版地是四川重庆，四十五期以后的出版地为上海。出版者署开明书店国文月刊社，编辑者是夏丐尊、叶圣陶、郭绍虞、朱自清。1948年8月朱自清逝世。从1948年9月第七十一期起编辑者是吕叔湘、叶圣陶、郭绍虞、周予同。实际上后期《国文月刊》的主要编辑是叶圣陶和郭绍虞。叶圣陶为《国文月刊》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在确定《国文月刊》由开明书店续办后，作为编辑的叶圣陶马上投入其中。据他的日记记载，1945年11月18日，他写信八通，“皆为接洽接办《国文月刊》及为月刊拉稿之事。”第二天，他又“作书两通。为《国文月刊》校改原稿竟日。余冠英寄来之原稿未加校读之功，排版时常发生困难，故为校之。此是第四十期，盖余君所编之末一期矣，此后将由我店编辑，当较修整。”1946年3月4日，他又“写信多封，索《国文月刊》之文稿。绍虞编此志，觉文稿来源甚少，殊难为继，故为志之向友人催询。”1948年8月24日，“绍虞为《国文月刊》作悼念佩弦一文，其文全系文言调子，余为改之。”1949年叶圣陶转经香港进入解放区，《国文月刊》第八十期的编辑代表署名郭绍虞，直至1949年8月八十二期休刊。
　　虽然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偏居一隅，虽然战争时期的学术条件相当简陋，但是联太师生出版的《国文月刊》却铸造出辉煌的学术成就。
　　
　　(作者单位：北京燕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