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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皮擦
我六岁时入上海的觉民小学一年级，好像整个人都变了。我不再是自由自在的“戆囝仔”(家里人这么叫我)，而变成用上海话发音的林玉如，学校里的人连名带姓这样叫我。
母亲给我买了书包，里面有练习簿、拍纸簿，我都在上面写了“林玉如”三个字。有一管木尺，还有个木匣子，把盖子滑出来，里面有两枝铅笔和一个铅笔刨。我高兴得不得了。笔管是黄色，六角形的，一端有一粒橙色的橡皮擦用铁皮钳住。我用铅笔刨把铅笔刨得很尖，一卷卷的木屑和铅末，都收在自己折的纸盒里，舍不得扔掉。我带着书包上学，自觉很神气，我是不折不扣的小学生。
但在学校里做什么都要记分数，令我大吃一惊。不但如此，还要评等级，六十分以下为不及格。我的功课虽然不至于不及格，但我很要面子，很想得满分。教室墙上贴有一张表格，成绩优良的学生的名字后贴一粒红星，红星最多的学生，学期结束时有奖可领。
于是我尝到竞争的滋味，结束了我有生以来六年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我很用功，但不免会写错字或答错问题。错误发现得早的话，有个救星，那便是铅笔一端的那粒橙色橡皮擦。起初，它还管用，虽然擦得不干净，但马马虎虎过得去。但是越用越糟，因为它盖了一层铅末，越用力擦，纸头变得越脏，甚至擦出一条条橙色的怒纹。用口水试试洗掉。大错特错！这样一来，铅笔的墨迹和橙色的条纹都染在纸上变成一团大污迹，再别想弄掉!
我把我的烦恼讲给爸爸听。他书桌上有一块橡皮擦，他说，“你用这个试试看。”哎哟！那块橡皮真好！把铅笔字擦得一干二净，一点痕迹都不留！爸爸说，那是专门画图的人用的橡皮擦。我说，给我好吗?爸爸说，你要的话，放学以后跟姐姐去文具店买。但是你在长大，要自己开口，不能样样靠姐姐说话。
这对我又是大考验，因为我在家里虽然话很多，在陌生人面前却很害羞，也没有买过东西。但是为了那块橡皮擦，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手里捏着几个铜板，跟姐姐去文具店，声音小得像蚊子一般对店员说：“我要买块橡皮擦。”店员指着玻璃柜里陈列的各种橡皮擦问我要哪一种。我认出我要的那种，他取出，我给他钱他交橡皮擦给我，交易顺利完成。我如释重负，买东西没有我想像中那么难，跟陌生人讲话，他也不至于把我吞下去!
我有了块中用的橡皮擦，生活轻松了许多。写错字，答错问题，可以把错误擦得一干二净，给我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母亲的肉松
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柳迎。那是个弄堂，一排排两层楼的房屋建造得很密。母亲会从楼上窗子俯身窥视住在对面的“广东仔”打麻将，或嫌他们的留声机开得太大声，放出的“广东仔”戏真难听。隔壁住的是“福州仔”，“福州仔”做的肉松和厦门人做的不同，母亲不爱吃。我们是厦门人。的确，除了厦门人之外，母亲对别的地方的人都存有疑心。
母亲少年时最愉快的记忆，就是在大厨房里和姑嫂姐妹们一起做肉松。家里人多，过年过节时还要送礼，一做起肉松就要买几十斤猪肉，大家忙得团团转，边做边聊天，笑声连连。肉松不容易做，考验女人的细心、耐心和技巧。门门是学问，如果炒得太久，肉炒焦了会发苦味，炒得不够干，吃起来就不够松脆。外公家的肉松又香又脆，是极品，亲友尝了都赞不绝口。等肉松冷却之后装在铁皮饼干盒里，储存多久都不会坏。
亲戚从厦门来，总带许多吃的东西给我们，常有龙眼干、铁观音茶、扁鱼干和外婆嘱咐家里的女人做的肉松。母亲收到了，好像回到娘家一样。她把肉松像宝贝似地收起来，偶尔才挑几茶匙出来让我们拌稀饭吃。后来大舅的女儿桐琴、舜琴到上海中西女塾读书，因此我们收到的肉松加倍，是大舅母托人带来的。肉松不但弥补学校里的伙食，也减轻桐姐、舜姐思乡之情。这对姐妹长得像两朵玫瑰花，却不善适应上海的环境，上海话也讲得不好。中西女塾校规很严，她们一个月才可以出来一次。
1938年，我们举家要去美国。外婆知道了，就托人送来肉松让我们带去美国吃。父亲说，去美国别的可以带，却不可带肉松。母亲不相信，大声问：“怎样使(不能)带肉松?”
“美国海关不准外国肉类进口，说是怕有细菌，带进传染病。”父亲说。“肉松怎么会有细菌，带传染病?”母亲惊叫起来，一时动摇了她去美国的决心。
这时，舜姐也已经结婚，夫婿是北京人宗惟贤，他是驻纽约的副领事。他回来省亲时遇见父母，这门亲是母亲做的。舜姐和惟贤是一见钟情。舜姐离开上海时大家很伤心，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谁也没想到过了一年，我们也到了纽约。我们又相聚，高兴得不得了。母亲和舜姐又做起肉松来。她们花了整天工夫，切肉去皮去筋，用文火慢慢地烧，慢慢地炒，炒得满屋香味。那锅肉松香脆无比，我们都说和外公家里做的一样好吃。
现在母亲已作古，舜姐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我每次见到她，她都会提到做肉松那回事。我们的回忆都和肉松拌在一起，外公家的肉松是用细心、耐心和爱心炒出来的。
父亲的“发明”
父亲从23岁起就梦想发明一架人人无须受训练就会打的中文打字机。关键在于重新把汉字分类——不用康熙部首——进而发明一个便利的键盘。1931年，父亲36岁时，他以为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从上海到美国去和工程师研究打字机的设计，回国的时候钱用光了，口袋里只有三毛钱。他没有制造模型的本钱，但是他念念不忘这个梦想。
1947年，由于他写了好几本畅销书，有了几万美元的积蓄，他以为足够制造打字机的模型，于是便开始积极进行。
问题层出不穷，每个零件都需请工程师绘图，以人工制造，开销越来越大，远超出他的估计，但是既然已经投资这么多钱，实在不能半途而废。模型造好之后，由我练习打，按照父亲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只需按三个键便可以打出一个字，比起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笨重难打的打字机，实在方便得多。
父亲开记者招待会，各大报以大篇幅刊出“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的消息，我们家并且一连开放三天，欢迎各界人士来参观。语言学家赵元任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
1948年，美国默根索拉排字公司和父亲签约付了父亲两万美元，取得独家研发中文打字机的权利，但是由于中国内战，没有进行制造。父亲发明打字机背的一身债要许多年以后才能还清。他从不抱怨，从不后悔。“人要有梦想，才会有进步。”他说。三十年后，计算机时代开始，父亲研发的“上下形检字法”和键盘，被台湾神通公司采用为计算机输入法，父亲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父亲一直到老，心里都充满梦想，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对我来说，他是最好的父亲。
(作者系林语堂的次女，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执教，后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
(肖振东摘自湖北人民出版社《女王与我》)
我六岁时入上海的觉民小学一年级，好像整个人都变了。我不再是自由自在的“戆囝仔”(家里人这么叫我)，而变成用上海话发音的林玉如，学校里的人连名带姓这样叫我。
母亲给我买了书包，里面有练习簿、拍纸簿，我都在上面写了“林玉如”三个字。有一管木尺，还有个木匣子，把盖子滑出来，里面有两枝铅笔和一个铅笔刨。我高兴得不得了。笔管是黄色，六角形的，一端有一粒橙色的橡皮擦用铁皮钳住。我用铅笔刨把铅笔刨得很尖，一卷卷的木屑和铅末，都收在自己折的纸盒里，舍不得扔掉。我带着书包上学，自觉很神气，我是不折不扣的小学生。
但在学校里做什么都要记分数，令我大吃一惊。不但如此，还要评等级，六十分以下为不及格。我的功课虽然不至于不及格，但我很要面子，很想得满分。教室墙上贴有一张表格，成绩优良的学生的名字后贴一粒红星，红星最多的学生，学期结束时有奖可领。
于是我尝到竞争的滋味，结束了我有生以来六年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我很用功，但不免会写错字或答错问题。错误发现得早的话，有个救星，那便是铅笔一端的那粒橙色橡皮擦。起初，它还管用，虽然擦得不干净，但马马虎虎过得去。但是越用越糟，因为它盖了一层铅末，越用力擦，纸头变得越脏，甚至擦出一条条橙色的怒纹。用口水试试洗掉。大错特错！这样一来，铅笔的墨迹和橙色的条纹都染在纸上变成一团大污迹，再别想弄掉!
我把我的烦恼讲给爸爸听。他书桌上有一块橡皮擦，他说，“你用这个试试看。”哎哟！那块橡皮真好！把铅笔字擦得一干二净，一点痕迹都不留！爸爸说，那是专门画图的人用的橡皮擦。我说，给我好吗?爸爸说，你要的话，放学以后跟姐姐去文具店买。但是你在长大，要自己开口，不能样样靠姐姐说话。
这对我又是大考验，因为我在家里虽然话很多，在陌生人面前却很害羞，也没有买过东西。但是为了那块橡皮擦，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手里捏着几个铜板，跟姐姐去文具店，声音小得像蚊子一般对店员说：“我要买块橡皮擦。”店员指着玻璃柜里陈列的各种橡皮擦问我要哪一种。我认出我要的那种，他取出，我给他钱他交橡皮擦给我，交易顺利完成。我如释重负，买东西没有我想像中那么难，跟陌生人讲话，他也不至于把我吞下去!
我有了块中用的橡皮擦，生活轻松了许多。写错字，答错问题，可以把错误擦得一干二净，给我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母亲的肉松
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柳迎。那是个弄堂，一排排两层楼的房屋建造得很密。母亲会从楼上窗子俯身窥视住在对面的“广东仔”打麻将，或嫌他们的留声机开得太大声，放出的“广东仔”戏真难听。隔壁住的是“福州仔”，“福州仔”做的肉松和厦门人做的不同，母亲不爱吃。我们是厦门人。的确，除了厦门人之外，母亲对别的地方的人都存有疑心。
母亲少年时最愉快的记忆，就是在大厨房里和姑嫂姐妹们一起做肉松。家里人多，过年过节时还要送礼，一做起肉松就要买几十斤猪肉，大家忙得团团转，边做边聊天，笑声连连。肉松不容易做，考验女人的细心、耐心和技巧。门门是学问，如果炒得太久，肉炒焦了会发苦味，炒得不够干，吃起来就不够松脆。外公家的肉松又香又脆，是极品，亲友尝了都赞不绝口。等肉松冷却之后装在铁皮饼干盒里，储存多久都不会坏。
亲戚从厦门来，总带许多吃的东西给我们，常有龙眼干、铁观音茶、扁鱼干和外婆嘱咐家里的女人做的肉松。母亲收到了，好像回到娘家一样。她把肉松像宝贝似地收起来，偶尔才挑几茶匙出来让我们拌稀饭吃。后来大舅的女儿桐琴、舜琴到上海中西女塾读书，因此我们收到的肉松加倍，是大舅母托人带来的。肉松不但弥补学校里的伙食，也减轻桐姐、舜姐思乡之情。这对姐妹长得像两朵玫瑰花，却不善适应上海的环境，上海话也讲得不好。中西女塾校规很严，她们一个月才可以出来一次。
1938年，我们举家要去美国。外婆知道了，就托人送来肉松让我们带去美国吃。父亲说，去美国别的可以带，却不可带肉松。母亲不相信，大声问：“怎样使(不能)带肉松?”
“美国海关不准外国肉类进口，说是怕有细菌，带进传染病。”父亲说。“肉松怎么会有细菌，带传染病?”母亲惊叫起来，一时动摇了她去美国的决心。
这时，舜姐也已经结婚，夫婿是北京人宗惟贤，他是驻纽约的副领事。他回来省亲时遇见父母，这门亲是母亲做的。舜姐和惟贤是一见钟情。舜姐离开上海时大家很伤心，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谁也没想到过了一年，我们也到了纽约。我们又相聚，高兴得不得了。母亲和舜姐又做起肉松来。她们花了整天工夫，切肉去皮去筋，用文火慢慢地烧，慢慢地炒，炒得满屋香味。那锅肉松香脆无比，我们都说和外公家里做的一样好吃。
现在母亲已作古，舜姐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我每次见到她，她都会提到做肉松那回事。我们的回忆都和肉松拌在一起，外公家的肉松是用细心、耐心和爱心炒出来的。
父亲的“发明”
父亲从23岁起就梦想发明一架人人无须受训练就会打的中文打字机。关键在于重新把汉字分类——不用康熙部首——进而发明一个便利的键盘。1931年，父亲36岁时，他以为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从上海到美国去和工程师研究打字机的设计，回国的时候钱用光了，口袋里只有三毛钱。他没有制造模型的本钱，但是他念念不忘这个梦想。
1947年，由于他写了好几本畅销书，有了几万美元的积蓄，他以为足够制造打字机的模型，于是便开始积极进行。
问题层出不穷，每个零件都需请工程师绘图，以人工制造，开销越来越大，远超出他的估计，但是既然已经投资这么多钱，实在不能半途而废。模型造好之后，由我练习打，按照父亲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只需按三个键便可以打出一个字，比起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笨重难打的打字机，实在方便得多。
父亲开记者招待会，各大报以大篇幅刊出“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的消息，我们家并且一连开放三天，欢迎各界人士来参观。语言学家赵元任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
1948年，美国默根索拉排字公司和父亲签约付了父亲两万美元，取得独家研发中文打字机的权利，但是由于中国内战，没有进行制造。父亲发明打字机背的一身债要许多年以后才能还清。他从不抱怨，从不后悔。“人要有梦想，才会有进步。”他说。三十年后，计算机时代开始，父亲研发的“上下形检字法”和键盘，被台湾神通公司采用为计算机输入法，父亲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父亲一直到老，心里都充满梦想，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对我来说，他是最好的父亲。
(作者系林语堂的次女，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执教，后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
(肖振东摘自湖北人民出版社《女王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