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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信用，来自于政府。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货币上都印着政治领袖的头像，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政府承诺这张纸的价值。欧元上面没有印着政治领袖。
欧元筹建之初，货币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大泼冷水，他认为欧洲搞错了次序，应该是先有政治统一，才有基础建立共同货币。
弗里德曼去世了，但他担心的问题如今集中暴露出来。
欧元背后是欧洲央行，欧洲央行背后是一系列政府的松散联盟，其中有些政府财政状况还好，有些政府原则上已经破产了。财政状况糟糕的政府引发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很自然地变成了欧元危机。
欧元危机与一般的货币危机表现不同，一般的货币危机表现是该货币的大幅贬值，欧元危机的表现是投资者担心欧元会不会消失。
欧元区试图蒙混过关
欧盟是一场婚姻，欧元是这场婚姻的孩子。结婚没孩子，离婚的代价还能接受。有了孩子，离婚的代价难以想象。欧元区的政治家们为了保全孩子在不停地吵架。中国有句古话“救急不救穷”，德国就是这么想的。
德国的官员和经济学家们非常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的结构改革，当时德国的国际竞争力一蹶不振，经常项目逆差，财政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德国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来了。正是因为90年代的十年磨练，德国的经济结构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德国经济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
德国认为，陷入财政危机的国家应该像当初的德国那样自食其力，依靠财政紧缩和国内经济结构改革走出危机。德国同意适当地救助面临流动性困难的危机国家，但是以大幅财政紧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作为附加条件。
在德国人看来，如果没有充分的附加条件，一味地救助只会破坏危机国家推行内部改革的动力，危机国家的经济结构难题不能得到解决，危机也不会真正化解。
危机国家当然知道恢复财政平衡应该少花钱和多挣钱，需要一系列的国内改革。但是如今这些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面临的情况要比当初的德国糟糕很多：不能借助于货币贬值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收入，不能利用通货膨胀削减真实债务，没有当初德国遇到的全球经济景气周期，实体经济的衰退程度和债务负担的严重程度要比当初的德国更严重，等等。
在这些限制条件下，恢复财政平衡的重任全部压在了财政紧缩和国内结构改革上。
这是把政府放在火上烤，政府要得罪企业、得罪选民，要经历漫长的经济衰退，还要不断地讨好国外投资人。这个过程随时可能被打断，或许根本就无法真正开始。
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为了政府还债，曾经让罗马尼亚人过了一个没有暖气的冬天。这样的政府不再有了。对于多数国家，赖账是更好的选择，没有国际法院把欠债不还的政府送进法院，但可能会有大量的舆论和选民把实施紧缩的政府赶下台。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国家的政府连续下台，推行财政紧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政策在个别国家取得了进展，但距离要求相去甚远。
放弃欧元的代价难以想象，维系欧元同样艰难。债务国要求欧洲央行直接出手维护主权信用，要求主权信用捆绑的欧元债券，痛恨让国家主权蒙羞的附加条件。如果把欧元区看做一个完整的国家，这些要求不过分，这些要求也恰恰是从根本上维系欧元的政策手段。
但是，这些要求意味着债权国蒙受巨大损失，意味着做不守纪律的懒人要好过做守纪律的勤快人，这是在挑战债权国崇尚纪律和勤劳节俭的价值观。
欧元区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局面。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剧情一环套着一环，结局朝着坏的方向发展。政治家们拿不出根本化解问题的方案，投资者用脚投票逃离债务国家，金融市场形势不断恶化，实体经济融资更加艰难，银行业坏账增加并进一步放大外部融资需求，迫切的外部融资需求让债务国的国债价格和银行资产负债表更加难看，金融市场更加动荡。
这个过程中，在局势最糟糕的时候，政府迫于压力会拼凑一些类似速效救心丸的急救措施出台，市场能稳定一段时间，但是用不了多久，动荡再起。
2012年6月末的欧盟领导人峰会看似强大。意大利和西班牙近期的危机局面关系到欧元区存在的根本，默克尔不得不在峰会做出了让步。
峰会达成了一系列成果：允许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和后续的欧洲稳定机制（ESM）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建立有欧洲央行参与的欧洲银行业联盟，其中还包括银行业统一的存款保险机制，并授权ESM直接参与银行业重组；通过了12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意2012年底创立欧洲统一的银行业监管机构；取消欧洲官方贷款人对西班牙贷款的优先权地位，等等。
然而，峰会在欧元债券和金融交易税等方面没有共识。
一旦具体到细节，峰会的成果可能再次沦为救心丸。EFSF-ESM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算不上新的进展，此前也可以；欧洲银行业联盟如果做成了对稳定金融市场会很管用，但是谈判还没有真正开始，这需要欧央行和德国做出巨大的态度改变。
默克尔在这次峰会上的表现，得罪了德国国内的联盟党，批评和质疑声音不断，再进一大步何其艰难。如果缺少银行业联盟框架，ESM参与银行重组也难以立足。其他的措施，对帮助走出欧债危机没有实质性帮助。还让人担心的问题是今天的成果可能成为明天的拖累，如果今后在诸如银行业联盟这样的关键问题上达不成共识，市场会报复今天的轻率承诺。
彻底走出欧债危机旷日持久。过去两年的经历揭示了欧债危机最有可能的出路，这其实是一条不是出路的出路。欧元崩溃，代价无法计算，政治家集体蒙羞，小概率。财政联盟加欧央行不惜代价救人，政治家谈不拢，小概率。
两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短期内几乎都被封死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继续耗下去，也许几年以后危机国家在长期的煎熬中走出来了，也许几年后的某一天一个重要的债权国或者是债务国终于忍不住了，欧元解体。总之，这都是几年以后的事，政治家们眼前的策略就是蒙混过关。
欧债危机双向影响中国
欧债危机的影响波及全球，中国也不例外。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方方面面，对外出口、大宗商品进口、离岸人民币汇率、欧盟来华直接投资等众多渠道都有明显的感受。 笔者半个月前到德国拜访研究机构，即便是专门从事经济研究的专业人士，关心欧债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是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媒体和大城市，热闹的欧债就在身边。
欧债危机对中国最直观也最受关注的影响是中国对欧盟的出口。2010年中期以来，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增速持续下降，2012年一季度陷入负增长，成为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因此拖累中国的GDP增速。
毫无疑问，欧债危机引发的实体经济紧缩会压低欧元区的进口需求，当然也包括了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但是进一步观察数据，可以发现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2012年一季度，欧盟非能源产品进口增速0.8％，而中国对于欧盟的非能源产品出口增速是-2.28％，中国对欧盟非能源产品出口市场份额下降是一季度对欧盟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市场份额会下降？是因为欧债危机吗？杂项制品（主要包括家具、服饰及配件、鞋制品等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和机械与设备出口是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两大类产品，这两类商品在欧盟市场份额增速早在2004年-2005年期间就开始了趋势性的下降，杂项制品市场份额绝对值在2011年开始下降，机械与设备产品市场份额绝对值目前还有非常缓慢的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已经趋近于零。
这些趋势性的现象说明，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下降并非一日之寒，是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竞争优势的趋势性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欧盟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已经在衰退，即便是资本密集一些的机械与设备出口品竞争优势也几乎耗尽。
欧债危机当然能解释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速下降的一部分，但即便是没有欧债危机，即便欧元区实体经济还保持一定的进口增长，中国对欧元区出口增长还是难以避免趋势性的下降。能够改变这个下降趋势，不是欧盟的经济复苏，而是中国出口产品在欧盟市场上的竞争力提升，是中国出口产业升级。
欧债危机显著地影响了大宗商品价格，关系到中国进口成本。欧债危机严重程度与大宗商品价格成正比。在欧债危机和其他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仅是5月份短短一个月时间里， WTI原油价格从4月末的105美元下跌至5月末的86美元；农产品和金属价格也普遍下降，其中大豆、玉米、棉花、铜的价格分别下跌了8.7％、4％、24％和13％。
与以往大宗商品价格调整相比，如此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大幅度的价格调整非常罕见。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对中国经济是巨大的福音，中国大量进口大宗商品，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带来企业生产和消费者生活成本的下降，这还会进一步刺激投资的增加。根据我们的模型测算，国际每桶原油价格下降20美元会让工业总产值增速上升2％，CPI下降0.2％，对季度GDP增速的影响介于1％到1.5％之间。
欧债危机还显著影响到中国的外汇市场和货币政策环境。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和资产价格就开始了非常有规律的钟摆波动。欧债危机稍有好转，短期资本就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促成这些经济体的资产价格上涨和货币贬值；欧债危机再次恶化，短期资本立即逃离新兴市场经济体，促成这些经济体的资产价格下降和货币升值。
今年前两个季度，中国以外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经历了类似的汇率波动，一季度的货币大幅升值和二季度的货币大幅贬值。在资本项目管制和官方干预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离岸和在岸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但是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变化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样。
欧债危机的严重程度与短期资本对人民币资产的偏爱程度成反比。这并不是个坏消息。
外汇市场长期以来的供大于求局面开始逆转，去年四季度至今，央行外汇占款余额变化一半时间为正，一半时间为负，平均月度增加额度仅410亿元人民币，外汇占款渠道对国内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大幅减轻。
这个2004年以来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最大的内部挑战终于解除，未来的物价和房价也能松口气。
中国无须过度反应
中国需要为出口下降担心吗？中国出口增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对欧盟出口市场份额增速的趋势性下降，还有对全球出口产品市场份额增速的趋势性下降。中国今后的出口增速已经彻底告别了金融危机以前动辄30％以上的高增长时代，走向了10％上下徘徊的低增长时代。
出口增速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机制非常复杂，近期内尤为值得关注的两个影响渠道是：一、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下降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就业市场，减少新增就业机会并降低工资上涨压力；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下降的主要影响体现为企业产值和利润下降，降低企业投资和生产意愿，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出口增速下降并未显著冲击国内劳动力市场。2010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就呈现了持续下降，但国内劳动力市场总体上还是保持供不应求。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跟踪观测，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求供比自2009年以来不断攀升，截至2012年一季度达到1.08，这是2001年该数据发布以来的最高点。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制造业PMI从业人员指数自2012年初以来也保持了持续上升趋势，与一季度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形成鲜明反差。
出口增速下降同时伴随了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降。中国的对外出口增速与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运动轨迹有较高相关性，2002年3月至2012年5月期间二者月度数据的相关系数达到0.87。
自2010年中国对外出口呈现持续下降以来，中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也保持了下降趋势，在2012年2月份以后进入负增长。出口增速与制造业设备投资之间的关系比较模糊，趋势上看二者没有显著的同期相关关系，但也不可否认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2012年以来，出口增速下降也伴随了制造业设备投资增速的下降，但后者的下降有限。2012年初以来，制造业设备投资增速保持在24％。
结合以上两点，不必对出口增速下降过分担心，政府也不必大动干戈刺激经济。
企业盈利恶化和经济增长下滑不能构成政府出手的充分理由，因为这些现象的发生恰恰是市场发挥功能的重要体现。
经济学家熊彼特发明了一个词叫“创造性的破坏”，中国人常说“不破不立”。正是因为企业和金融机构破产，以及工人的失业和再就业，才会发生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改善。中国对欧盟的出口竞争力过去一直在趋势性下降，企业不过一段苦日子，哪里寻得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力。政府如果是因为企业盈利恶化和经济增长下滑帮助某些行业或者企业，同时也是在歧视其他没有被帮助的更有潜力的企业，既不公平，也破坏了效率。
当然，这不是让政府撒手不管。就业是准绳，如果失业率超过潜在失业率，是资源的浪费，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政府在这个时候采取恰当的刺激措施是在弥补市场缺陷。从效率和公平角度看，政府这么做都能成立。
就目前国内情况来看，工业企业难过，就业还好，现在还不是政府出手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
政府更应该看重的，不是出口和经济增长指标，而是如何为中小企业和私人投资创造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欧债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更大。企业利润下降和经济增长下滑时间长了，最终会传递到劳动力市场，就业会面临困难。
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靠的决不是大量的银行放贷和基础设施项目，而是中小企业和私人部门投资，后者才能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后者效率更有保障，不会留给银行体系大量的坏账。
中国的制造业生产率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制造业产业升级方面还有的是机会。
此外，中国在医疗、教育、环境保护、金融服务等服务业领域的供给缺陷也大的惊人，留给私人部门巨大的投资和盈利机会。
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给私人部门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欧元筹建之初，货币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大泼冷水，他认为欧洲搞错了次序，应该是先有政治统一，才有基础建立共同货币。
弗里德曼去世了，但他担心的问题如今集中暴露出来。
欧元背后是欧洲央行，欧洲央行背后是一系列政府的松散联盟，其中有些政府财政状况还好，有些政府原则上已经破产了。财政状况糟糕的政府引发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很自然地变成了欧元危机。
欧元危机与一般的货币危机表现不同，一般的货币危机表现是该货币的大幅贬值，欧元危机的表现是投资者担心欧元会不会消失。
欧元区试图蒙混过关
欧盟是一场婚姻，欧元是这场婚姻的孩子。结婚没孩子，离婚的代价还能接受。有了孩子，离婚的代价难以想象。欧元区的政治家们为了保全孩子在不停地吵架。中国有句古话“救急不救穷”，德国就是这么想的。
德国的官员和经济学家们非常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的结构改革，当时德国的国际竞争力一蹶不振，经常项目逆差，财政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德国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来了。正是因为90年代的十年磨练，德国的经济结构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德国经济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
德国认为，陷入财政危机的国家应该像当初的德国那样自食其力，依靠财政紧缩和国内经济结构改革走出危机。德国同意适当地救助面临流动性困难的危机国家，但是以大幅财政紧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作为附加条件。
在德国人看来，如果没有充分的附加条件，一味地救助只会破坏危机国家推行内部改革的动力，危机国家的经济结构难题不能得到解决，危机也不会真正化解。
危机国家当然知道恢复财政平衡应该少花钱和多挣钱，需要一系列的国内改革。但是如今这些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面临的情况要比当初的德国糟糕很多：不能借助于货币贬值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收入，不能利用通货膨胀削减真实债务，没有当初德国遇到的全球经济景气周期，实体经济的衰退程度和债务负担的严重程度要比当初的德国更严重，等等。
在这些限制条件下，恢复财政平衡的重任全部压在了财政紧缩和国内结构改革上。
这是把政府放在火上烤，政府要得罪企业、得罪选民，要经历漫长的经济衰退，还要不断地讨好国外投资人。这个过程随时可能被打断，或许根本就无法真正开始。
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为了政府还债，曾经让罗马尼亚人过了一个没有暖气的冬天。这样的政府不再有了。对于多数国家，赖账是更好的选择，没有国际法院把欠债不还的政府送进法院，但可能会有大量的舆论和选民把实施紧缩的政府赶下台。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国家的政府连续下台，推行财政紧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政策在个别国家取得了进展，但距离要求相去甚远。
放弃欧元的代价难以想象，维系欧元同样艰难。债务国要求欧洲央行直接出手维护主权信用，要求主权信用捆绑的欧元债券，痛恨让国家主权蒙羞的附加条件。如果把欧元区看做一个完整的国家，这些要求不过分，这些要求也恰恰是从根本上维系欧元的政策手段。
但是，这些要求意味着债权国蒙受巨大损失，意味着做不守纪律的懒人要好过做守纪律的勤快人，这是在挑战债权国崇尚纪律和勤劳节俭的价值观。
欧元区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局面。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剧情一环套着一环，结局朝着坏的方向发展。政治家们拿不出根本化解问题的方案，投资者用脚投票逃离债务国家，金融市场形势不断恶化，实体经济融资更加艰难，银行业坏账增加并进一步放大外部融资需求，迫切的外部融资需求让债务国的国债价格和银行资产负债表更加难看，金融市场更加动荡。
这个过程中，在局势最糟糕的时候，政府迫于压力会拼凑一些类似速效救心丸的急救措施出台，市场能稳定一段时间，但是用不了多久，动荡再起。
2012年6月末的欧盟领导人峰会看似强大。意大利和西班牙近期的危机局面关系到欧元区存在的根本，默克尔不得不在峰会做出了让步。
峰会达成了一系列成果：允许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和后续的欧洲稳定机制（ESM）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建立有欧洲央行参与的欧洲银行业联盟，其中还包括银行业统一的存款保险机制，并授权ESM直接参与银行业重组；通过了12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意2012年底创立欧洲统一的银行业监管机构；取消欧洲官方贷款人对西班牙贷款的优先权地位，等等。
然而，峰会在欧元债券和金融交易税等方面没有共识。
一旦具体到细节，峰会的成果可能再次沦为救心丸。EFSF-ESM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算不上新的进展，此前也可以；欧洲银行业联盟如果做成了对稳定金融市场会很管用，但是谈判还没有真正开始，这需要欧央行和德国做出巨大的态度改变。
默克尔在这次峰会上的表现，得罪了德国国内的联盟党，批评和质疑声音不断，再进一大步何其艰难。如果缺少银行业联盟框架，ESM参与银行重组也难以立足。其他的措施，对帮助走出欧债危机没有实质性帮助。还让人担心的问题是今天的成果可能成为明天的拖累，如果今后在诸如银行业联盟这样的关键问题上达不成共识，市场会报复今天的轻率承诺。
彻底走出欧债危机旷日持久。过去两年的经历揭示了欧债危机最有可能的出路，这其实是一条不是出路的出路。欧元崩溃，代价无法计算，政治家集体蒙羞，小概率。财政联盟加欧央行不惜代价救人，政治家谈不拢，小概率。
两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短期内几乎都被封死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继续耗下去，也许几年以后危机国家在长期的煎熬中走出来了，也许几年后的某一天一个重要的债权国或者是债务国终于忍不住了，欧元解体。总之，这都是几年以后的事，政治家们眼前的策略就是蒙混过关。
欧债危机双向影响中国
欧债危机的影响波及全球，中国也不例外。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方方面面，对外出口、大宗商品进口、离岸人民币汇率、欧盟来华直接投资等众多渠道都有明显的感受。 笔者半个月前到德国拜访研究机构，即便是专门从事经济研究的专业人士，关心欧债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是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媒体和大城市，热闹的欧债就在身边。
欧债危机对中国最直观也最受关注的影响是中国对欧盟的出口。2010年中期以来，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增速持续下降，2012年一季度陷入负增长，成为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因此拖累中国的GDP增速。
毫无疑问，欧债危机引发的实体经济紧缩会压低欧元区的进口需求，当然也包括了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但是进一步观察数据，可以发现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2012年一季度，欧盟非能源产品进口增速0.8％，而中国对于欧盟的非能源产品出口增速是-2.28％，中国对欧盟非能源产品出口市场份额下降是一季度对欧盟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市场份额会下降？是因为欧债危机吗？杂项制品（主要包括家具、服饰及配件、鞋制品等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和机械与设备出口是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两大类产品，这两类商品在欧盟市场份额增速早在2004年-2005年期间就开始了趋势性的下降，杂项制品市场份额绝对值在2011年开始下降，机械与设备产品市场份额绝对值目前还有非常缓慢的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已经趋近于零。
这些趋势性的现象说明，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下降并非一日之寒，是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竞争优势的趋势性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欧盟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已经在衰退，即便是资本密集一些的机械与设备出口品竞争优势也几乎耗尽。
欧债危机当然能解释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速下降的一部分，但即便是没有欧债危机，即便欧元区实体经济还保持一定的进口增长，中国对欧元区出口增长还是难以避免趋势性的下降。能够改变这个下降趋势，不是欧盟的经济复苏，而是中国出口产品在欧盟市场上的竞争力提升，是中国出口产业升级。
欧债危机显著地影响了大宗商品价格，关系到中国进口成本。欧债危机严重程度与大宗商品价格成正比。在欧债危机和其他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仅是5月份短短一个月时间里， WTI原油价格从4月末的105美元下跌至5月末的86美元；农产品和金属价格也普遍下降，其中大豆、玉米、棉花、铜的价格分别下跌了8.7％、4％、24％和13％。
与以往大宗商品价格调整相比，如此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大幅度的价格调整非常罕见。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对中国经济是巨大的福音，中国大量进口大宗商品，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带来企业生产和消费者生活成本的下降，这还会进一步刺激投资的增加。根据我们的模型测算，国际每桶原油价格下降20美元会让工业总产值增速上升2％，CPI下降0.2％，对季度GDP增速的影响介于1％到1.5％之间。
欧债危机还显著影响到中国的外汇市场和货币政策环境。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和资产价格就开始了非常有规律的钟摆波动。欧债危机稍有好转，短期资本就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促成这些经济体的资产价格上涨和货币贬值；欧债危机再次恶化，短期资本立即逃离新兴市场经济体，促成这些经济体的资产价格下降和货币升值。
今年前两个季度，中国以外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经历了类似的汇率波动，一季度的货币大幅升值和二季度的货币大幅贬值。在资本项目管制和官方干预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离岸和在岸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但是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变化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样。
欧债危机的严重程度与短期资本对人民币资产的偏爱程度成反比。这并不是个坏消息。
外汇市场长期以来的供大于求局面开始逆转，去年四季度至今，央行外汇占款余额变化一半时间为正，一半时间为负，平均月度增加额度仅410亿元人民币，外汇占款渠道对国内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大幅减轻。
这个2004年以来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最大的内部挑战终于解除，未来的物价和房价也能松口气。
中国无须过度反应
中国需要为出口下降担心吗？中国出口增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对欧盟出口市场份额增速的趋势性下降，还有对全球出口产品市场份额增速的趋势性下降。中国今后的出口增速已经彻底告别了金融危机以前动辄30％以上的高增长时代，走向了10％上下徘徊的低增长时代。
出口增速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机制非常复杂，近期内尤为值得关注的两个影响渠道是：一、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下降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就业市场，减少新增就业机会并降低工资上涨压力；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下降的主要影响体现为企业产值和利润下降，降低企业投资和生产意愿，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出口增速下降并未显著冲击国内劳动力市场。2010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就呈现了持续下降，但国内劳动力市场总体上还是保持供不应求。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跟踪观测，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求供比自2009年以来不断攀升，截至2012年一季度达到1.08，这是2001年该数据发布以来的最高点。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制造业PMI从业人员指数自2012年初以来也保持了持续上升趋势，与一季度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形成鲜明反差。
出口增速下降同时伴随了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降。中国的对外出口增速与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运动轨迹有较高相关性，2002年3月至2012年5月期间二者月度数据的相关系数达到0.87。
自2010年中国对外出口呈现持续下降以来，中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也保持了下降趋势，在2012年2月份以后进入负增长。出口增速与制造业设备投资之间的关系比较模糊，趋势上看二者没有显著的同期相关关系，但也不可否认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2012年以来，出口增速下降也伴随了制造业设备投资增速的下降，但后者的下降有限。2012年初以来，制造业设备投资增速保持在24％。
结合以上两点，不必对出口增速下降过分担心，政府也不必大动干戈刺激经济。
企业盈利恶化和经济增长下滑不能构成政府出手的充分理由，因为这些现象的发生恰恰是市场发挥功能的重要体现。
经济学家熊彼特发明了一个词叫“创造性的破坏”，中国人常说“不破不立”。正是因为企业和金融机构破产，以及工人的失业和再就业，才会发生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改善。中国对欧盟的出口竞争力过去一直在趋势性下降，企业不过一段苦日子，哪里寻得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力。政府如果是因为企业盈利恶化和经济增长下滑帮助某些行业或者企业，同时也是在歧视其他没有被帮助的更有潜力的企业，既不公平，也破坏了效率。
当然，这不是让政府撒手不管。就业是准绳，如果失业率超过潜在失业率，是资源的浪费，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政府在这个时候采取恰当的刺激措施是在弥补市场缺陷。从效率和公平角度看，政府这么做都能成立。
就目前国内情况来看，工业企业难过，就业还好，现在还不是政府出手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
政府更应该看重的，不是出口和经济增长指标，而是如何为中小企业和私人投资创造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欧债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更大。企业利润下降和经济增长下滑时间长了，最终会传递到劳动力市场，就业会面临困难。
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靠的决不是大量的银行放贷和基础设施项目，而是中小企业和私人部门投资，后者才能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后者效率更有保障，不会留给银行体系大量的坏账。
中国的制造业生产率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制造业产业升级方面还有的是机会。
此外，中国在医疗、教育、环境保护、金融服务等服务业领域的供给缺陷也大的惊人，留给私人部门巨大的投资和盈利机会。
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给私人部门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