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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哲 笔名老铁,别署铁马研斋,荷砚斋。祖籍辽宁盖县。1950年生于哈尔滨市。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草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客座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曾多次担任中国书协主办的国家级展览评委。书法作品入选大型国家级展览数十次,获第六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奖、首届全国扇面书法展一等奖。1996年被辽宁省委、省政府命名为优秀专家。1999年被辽宁省委宣传部授予“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1999年被《青少年书法报》评为最佳中青年书法家。2000年被中国书协评为“德艺双馨”书法家。2000年应邀参加广东美术馆守望与前瞻十二人书法展。2005年应邀参加中国美术馆首届当代名家书法56人提名展。2009年被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授予“送欢乐、下基层”活动先进个人。2012年应邀参加翰墨传承中国美术馆当代书法邀请晨。书法作品被故官博物院、中国美术馆、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广东美术馆、宁波美术馆等多家美术馆、省级博物馆收藏。出版有《五体书法临摹示范·草书张瑞图》《当代书法名家魏哲》《魏哲速写集》《中国当代艺术名家作品集·魏哲卷》。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东北地区的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叫《书萃》的书法作品集,集中了当时辽宁有代表性的中青年书家的作品,这本集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魏哲先生也是其中的作者。
对于魏哲先生的书法,留在印象中的有两种风格样式,一婉约,一刚健。他的这两种风格是有明显的时间跨度的,如果说前一种书风的形成,是守成的话,那么后一种书风则是开拓,是对自我的一种探索,是对自我表达语言和表现体系的追求。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书坛,辽宁是作为一种崛起的形象留在当时书法史上的。从传承上讲,江、浙、沪、京是书法传统大户,这是有近现代的传承与发展的,以林散之、高二适、沙孟海、沈尹默为代表的当代书法大家更是一种传统的标识。以《书谱》、二王小草和章草为代表的书法作为辽宁小草书的典型风格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书坛形成了一种典范,也产生了一股强劲的冲击波,成为了一种现象,流风所被,一时众相仿效,蔚为大观。以至于到现在只要提到辽宁书风,人们或多或少还会有小行草这种印象。这种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在中国书协举办的各类展览中辽宁作者的整体表现,辽宁书法参展获奖作品的面目形成了一种相对趋同的整体印象;另一方面也是辽宁书家在极力打造的一种书法品牌,这我指的是他们有一个从“九畹”到“北园”的书风锤炼过程,这是一种整体的书风营建过程,这种过程大概形成了3个波段的艺术家群体,形成高潮则是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搞的“北园20人书法展”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29人展,这两个展览是一种宣言,确立了书法创作的“辽宁小行草模式”。当然也是集团式、整体性地展现了辽宁的创作实力,展现出了辽宁书法创作梯队的状况、构成与持续发展模式。这两个展览在当时非常有名,而且对整个辽宁的书法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与影响。那几个展览的作者已经记不全了,但代表性的作者如聂成文、魏哲、伦杰贤胡崇炜等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或许这也表现出了辽宁书法的一种整体性发展模式。魏哲先生的小草书创作是有代表性的,尤其在那个时代作为辽宁书风的重点作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也是辽宁小行草的代表书家。他在整个辽宁的书法群体中,起了一种承前与启后的作用,对于辽宁书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意义我觉得更大的是从“辽宁模式”变成自我风格模式,这是一种大的蜕变过程,在一个已经被认同的风格而探索跳转形成自我的另一种面目,而且是风格跨度很大的变化,这对于当代的书法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代的行草书创作雷同太多,似乎都强调个性张扬,但放在一起既没有了个性,也没有了自我,或许这才是魏哲先生的真正意义所在。
对于魏哲先生的书风变化,似乎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感觉。也就是他的那种已经深入人心的小行草风格的行草,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忽然就变成了一种明清味的、视觉冲击非常强烈的大行草形式,这种突变曾让我感觉到又出现了一个魏哲,因为在当下书坛同名同姓者实在太多。2000年前后,我对晚明书风有过一个相对长时间的关注与研究,尤其是对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晚明个性化风格的代表作者,可以说是情有独钟。所以魏哲先生的新风格一出现,便让我非常激动,在他的跌宕起伏、大开大合的大草书中,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张瑞图范式。晚明的作者群体风格最为特出,最让人过目不忘的就是张瑞图,他力图改革用笔法则,从笔法上抛弃历来被遵为戒律的藏头护尾的藏锋说,一反文人书法的匀称流美,以笔锋的大胆坦露与表现意识为后人一开眼界。尖刻的锋颖,锐利的折角,笔势跳荡多姿,结体紧缩压迫,书风尖峭犷悍,气势逼人,这是一种不求倾斜但十分紧张压抑的书风特质,形成了张瑞图的恣肆张扬的书风面貌,打破了中国古典传统书法的中和美的艺术与要求,而他的这种张扬是一种人性的宣泄,也是一种情感的喷发。我一直认为,草书创作的深度实来源于作者情感喷发的程度,但情感喷发的程度是由作者的积累决定的,这种积累有学术的,也有技术的,更是一种人生的积累。魏哲的人生经历与技法积累是让他找到这样一种情感表达或是宣泄方式的可能,张瑞图的某种形式正是能恰当地表现他的状态,宣泄他的情感。这种探索与选择和他的人生历程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苏轼说“论书要兼论平生”,因为当代你在寻找他的创作本源的时候,书法的创作本源往往是要解决人生或是性格的问题,魏哲的曲折人生不类张瑞图,但张瑞图的这种表现形式与手法与他是合拍的,是适合的,是一种适性表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张瑞图收紧的结体,与字势的左高右低,再加上尖锐的用笔,形成的紧张压抑态势,加上方性线质与方折笔法,造成的是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也往往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压迫感,如果处理不当,便会出现了无意趣、尖锐外露的表达,会形成野狂习气而影响整体表现,或许这是张瑞图范式的一个陷阱。其实,魏哲在取法张瑞图时,张瑞图只是他找到的一个适合他展现的点,如果你去认真分析他的书画作品,尤其是绘画作品中的长篇题款,你会发现,他所借助张瑞图的既不是完整的字式,也不是完全的笔法,在此两者他都只借用了一部分。他所追求的是张瑞图式的表现手法,而不是张瑞图的整体表现体系。他追求一种宏大、浑厚与纵横的风格因素,这正是魏哲草书的魅力所在。虽然他的用笔中也不乏大量使用侧锋与飞白,但在用笔上他强化的还是力度与速度并举中的力量感与厚重感,尤其是方性线质在他的书写中时有运用,但不是主体,他强调的是中侧互用,方圆并举,强调线条的圆浑与质量,而且在用笔过程中他强化笔的与使转。因为在明清调之前,他有着非常过硬的二王与《书谱》的锤炼,这种训练带来的是技术表现的操控能力,对于笔的驾驭能力,但问题是缺少表现力,正是这种表现与技术的结合,才造就了明清调中大开大合,但张驰有度、收放自如的表现能力,或许这也是魏哲草书的过人之所在。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东北地区的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叫《书萃》的书法作品集,集中了当时辽宁有代表性的中青年书家的作品,这本集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魏哲先生也是其中的作者。
对于魏哲先生的书法,留在印象中的有两种风格样式,一婉约,一刚健。他的这两种风格是有明显的时间跨度的,如果说前一种书风的形成,是守成的话,那么后一种书风则是开拓,是对自我的一种探索,是对自我表达语言和表现体系的追求。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书坛,辽宁是作为一种崛起的形象留在当时书法史上的。从传承上讲,江、浙、沪、京是书法传统大户,这是有近现代的传承与发展的,以林散之、高二适、沙孟海、沈尹默为代表的当代书法大家更是一种传统的标识。以《书谱》、二王小草和章草为代表的书法作为辽宁小草书的典型风格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书坛形成了一种典范,也产生了一股强劲的冲击波,成为了一种现象,流风所被,一时众相仿效,蔚为大观。以至于到现在只要提到辽宁书风,人们或多或少还会有小行草这种印象。这种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在中国书协举办的各类展览中辽宁作者的整体表现,辽宁书法参展获奖作品的面目形成了一种相对趋同的整体印象;另一方面也是辽宁书家在极力打造的一种书法品牌,这我指的是他们有一个从“九畹”到“北园”的书风锤炼过程,这是一种整体的书风营建过程,这种过程大概形成了3个波段的艺术家群体,形成高潮则是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搞的“北园20人书法展”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29人展,这两个展览是一种宣言,确立了书法创作的“辽宁小行草模式”。当然也是集团式、整体性地展现了辽宁的创作实力,展现出了辽宁书法创作梯队的状况、构成与持续发展模式。这两个展览在当时非常有名,而且对整个辽宁的书法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与影响。那几个展览的作者已经记不全了,但代表性的作者如聂成文、魏哲、伦杰贤胡崇炜等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或许这也表现出了辽宁书法的一种整体性发展模式。魏哲先生的小草书创作是有代表性的,尤其在那个时代作为辽宁书风的重点作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也是辽宁小行草的代表书家。他在整个辽宁的书法群体中,起了一种承前与启后的作用,对于辽宁书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意义我觉得更大的是从“辽宁模式”变成自我风格模式,这是一种大的蜕变过程,在一个已经被认同的风格而探索跳转形成自我的另一种面目,而且是风格跨度很大的变化,这对于当代的书法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代的行草书创作雷同太多,似乎都强调个性张扬,但放在一起既没有了个性,也没有了自我,或许这才是魏哲先生的真正意义所在。
对于魏哲先生的书风变化,似乎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感觉。也就是他的那种已经深入人心的小行草风格的行草,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忽然就变成了一种明清味的、视觉冲击非常强烈的大行草形式,这种突变曾让我感觉到又出现了一个魏哲,因为在当下书坛同名同姓者实在太多。2000年前后,我对晚明书风有过一个相对长时间的关注与研究,尤其是对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晚明个性化风格的代表作者,可以说是情有独钟。所以魏哲先生的新风格一出现,便让我非常激动,在他的跌宕起伏、大开大合的大草书中,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张瑞图范式。晚明的作者群体风格最为特出,最让人过目不忘的就是张瑞图,他力图改革用笔法则,从笔法上抛弃历来被遵为戒律的藏头护尾的藏锋说,一反文人书法的匀称流美,以笔锋的大胆坦露与表现意识为后人一开眼界。尖刻的锋颖,锐利的折角,笔势跳荡多姿,结体紧缩压迫,书风尖峭犷悍,气势逼人,这是一种不求倾斜但十分紧张压抑的书风特质,形成了张瑞图的恣肆张扬的书风面貌,打破了中国古典传统书法的中和美的艺术与要求,而他的这种张扬是一种人性的宣泄,也是一种情感的喷发。我一直认为,草书创作的深度实来源于作者情感喷发的程度,但情感喷发的程度是由作者的积累决定的,这种积累有学术的,也有技术的,更是一种人生的积累。魏哲的人生经历与技法积累是让他找到这样一种情感表达或是宣泄方式的可能,张瑞图的某种形式正是能恰当地表现他的状态,宣泄他的情感。这种探索与选择和他的人生历程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苏轼说“论书要兼论平生”,因为当代你在寻找他的创作本源的时候,书法的创作本源往往是要解决人生或是性格的问题,魏哲的曲折人生不类张瑞图,但张瑞图的这种表现形式与手法与他是合拍的,是适合的,是一种适性表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张瑞图收紧的结体,与字势的左高右低,再加上尖锐的用笔,形成的紧张压抑态势,加上方性线质与方折笔法,造成的是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也往往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压迫感,如果处理不当,便会出现了无意趣、尖锐外露的表达,会形成野狂习气而影响整体表现,或许这是张瑞图范式的一个陷阱。其实,魏哲在取法张瑞图时,张瑞图只是他找到的一个适合他展现的点,如果你去认真分析他的书画作品,尤其是绘画作品中的长篇题款,你会发现,他所借助张瑞图的既不是完整的字式,也不是完全的笔法,在此两者他都只借用了一部分。他所追求的是张瑞图式的表现手法,而不是张瑞图的整体表现体系。他追求一种宏大、浑厚与纵横的风格因素,这正是魏哲草书的魅力所在。虽然他的用笔中也不乏大量使用侧锋与飞白,但在用笔上他强化的还是力度与速度并举中的力量感与厚重感,尤其是方性线质在他的书写中时有运用,但不是主体,他强调的是中侧互用,方圆并举,强调线条的圆浑与质量,而且在用笔过程中他强化笔的与使转。因为在明清调之前,他有着非常过硬的二王与《书谱》的锤炼,这种训练带来的是技术表现的操控能力,对于笔的驾驭能力,但问题是缺少表现力,正是这种表现与技术的结合,才造就了明清调中大开大合,但张驰有度、收放自如的表现能力,或许这也是魏哲草书的过人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