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应邀参加一个论坛，组委会让我准备一个40分钟的演讲。我初拟的题目为“慢生活与媒体使命”。不料拿到印刷出来的日程表时吃了一惊，工作人员将“慢生活”错打成了“漫生活”。思来想去，最终决定不改。而下面的文章正是基于当时的灵感。
　　据说，最早反对快节奏生活的城市是罗马，后来这一呼吁得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赞同，慢生活的概念应运而生。中国也加入了慢生活的行列，舆论呼吁比较集中的是要求更多的假日、减少工作时间、少吃快餐。这些目的明确的行为在我看来并没有进人慢生活的核心。人们对时间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过去。
　　勤劳一直作为中华民族的美德被传颂，蜜蜂遂成为典范，虚掷光阴几与偷窃无异。传统观念里，人们对时间始终保持着敬畏之情。《淮南子》一书系统地阐述了自然的变化与尊重天道的法则。书中的“时间”被“二十四节气、六度法则、二十八宿”等所指代。道理说白了，就是人们的生活规律必须符合自然节令。人们对时间的敬良源于对自然界的无知，但是在时间消费上的保守意识促成了一个错误的致富逻辑：只有不停息地劳作才能获取财富，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商人行为不是正道。所以，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即便进人了商品经济阶段，食利层（靠银衍利息过着悠闲生活的族群）从来没逃过舆论的谴责，因为他们不作为。
　　从事地产事业的冯仑在淡及中国富人对待时间的态度上表述得非常有趣：过去我们都是苦孩子，在赚第一桶金时是把时间当做生产资料;后来发财了，我们开始学会将时间当做消耗品。将时间当做消耗品的前提是要秉持开篇谈及的“漫生活”的态度，即对时间漫不经心，要学会漫无目的，无所思，无所为。但知易行难。
　　在鼓励每个人拥有不同梦想的社会里，有人只从事父辈传承下来的事业，并不愿意扩大;有人一辈子甘愿做个清贫的公务员;有人一生守着一家小店。
　　曾与香港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吃饭。席间我问他，中国何以出不了奢侈品？他说你对比中国产品和西方奢侈品的广告差距就清楚了。中国人的广告多数将功能写得明明白白，就怕吃亏了;西方奢侈品广告更多的是给你制造梦幻、讲历史，在情感上收拾你。他们刚开始是有着不打算赚钱的心态的，一门心思与你讲骑士上衣的丝织品如何启发了爱马仕丝巾的创作灵感、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和猎豹胸针的曲折情感云云。
　　中西方在奢侈品的广告上由此大相径庭。中国人急功近利，喜欢模仿、抄袭，所以北京的“秀水街”、上海的“华亭路”“襄阳路”令囊中羞涩的中外游客流连忘返，所以人们在纽约的苹果概念店里面对现代设计的精湛与绝妙不免望洋兴叹。
　　聪明的中国人为什么会成为创意上的输家呢？对时间的极端攫取造就了一种非建设性的态度，一种在根本上与幸福感背道而驰的态度。中国的企业近年来突然喜欢上搞极品香烟、极品酒，将价格标高，制造稀缺感与身份，他们只看到PRADA、GUCCI在价格上疯狂的一面，却忽视了品牌在对待时间上的态度——漫不经心。
　　有一天，收藏家马未都与我和马艳丽一起在北京电视台做一档节目时，说了一段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有一个德国皮鞋品牌的创始人给他打电话，说想给他做一双皮鞋。马先生说行啊。一周后一位德国老师傅来到他家，认真测量了他的足弓，查看了他的脚底状况。数月后，對方说，皮鞋做好了，还是那位老师傅亲自送来。老师傅给马先生试鞋，马先生觉得挺合脚的。没想到，德国人让他将脚抽出来，然后用小刀将皮鞋的边缘划开，马先生心疼不已。德国人说还有一些细节没处理好，回去再来。数月后一双完美的皮鞋终于快递过来。马未都对德国人在品质上听付出的时间赞叹不已。奢侈品的价值何在？投人的时间价值说明了一切。
　　一双鞋包含了德国人对自己手工的尊重，以及对消费者的尊重，更包含了对用来丈量生命的时间的尊重。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表述：人们之所以对奢侈品热爱不已，其实就是在试图尊重自己的投人，而高额的数字、炫耀的标签不过是一种手段，有时不免荒谬，有时甚至疯狂。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缺席的时间概念发出感叹：我在测量时间时，就是在测量我自己的处身啊。
　　在商品消费浪潮中，你可以拿出自己的尺子，丈量一下自己对于时间的态度。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