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读过吉田茂写的小册子《激荡的百年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代日本的成功始于明治维新，几乎是没有争议的。但是，明治维新的成功，以什么为基础呢？在不少学者那里却是见仁见智。吉田茂在探究和回顾明治维新成功过程中，把输入外国文明及为此所付的代价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日本现代文化的基础正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日本现代的价值体系正是从那个时候发源的。从那以后，日本的有识之士，从来是重视文化、价值、道德和精神的。近百年来，日本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强盛过，也崩溃过，但是，日本的文化却从来没有中断过，而是不断成长着。不少人都持有这样的看法，“日本人是经济动物”，确实是不公正的。因为经济的成功，从来要以文化的发达作为背景。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各个发达国家的道路都证明了这一点。
　　梅泽正所著的《企业文化论》，为上述看法提供了新的证明。
　　这本篇幅不太长的著作，从头至尾，贯穿了一个思想，这就是：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黎明，或者说，正处于一个变化的时代，这时，人们会强烈地意识到文化，感到与新时代相联系的文化、哲学、价值观的变革。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企业——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重要的转折。转折的基本的，甚至是最重要的内涵就是要建立企业文化、变革企业文化、创造企业文化。这本书的作者在他的“序”中引用了法国年轻的文化部部长朗哥的话：“文化是明天的经济”。作者显然是推崇这一思想的。
　　文化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作者认为：文化就是个性，文化就是气氛，文化就是素质，文化是一种经营战略。而很多人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具有浓厚的企业社会色彩的国家，日本企业文化的发展，势必造成日本式文化的进步。作者写道：今天是挑选、选择的时代，一个企业仅仅靠老牌子、老传统、大规模，已得不到社会承认。除了商品和服务，企业自身也必须具有个性。现代的观念是“有个性才能有发展”，企业固有存在的价值正受到环境的挑战。
　　其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们观察企业的角度，是不断变化的。在六十年代以前，人们把企业主要作为一个创造财富，提供就业的经济组织。进入七十年代之后，社会对企业的看法就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对企业的消极作用，如引起公害，促使通货膨胀等日益重视，到了八十年代，公众不仅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注意到企业是社会共有的，对社会的文化整体具有特别的意义。一个企业不能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贡献，社会就会漠视它的存在。这本书的作者，在以上各方面，都进行了阐述。从这里可以给人们一种启示，根据人们对企业认识的角度，可以推断出一个国家发达的程度。
　　书中几处对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加以比较，日本企业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是日本企业文化的优势，当代世界的竞争，与其说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无如说是经营管理的竞争，而经营管理竞争的背后，是体制与制度的竞争，而更一层次的，就是文化的竞争，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在文化、哲学、价值体系上的竞争，这是宏观文化的竞争，还有微观文化的竞争，即企业文化的竞争。这还不够，是个体的竞争，是每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程度的竞争。作者注意到，当代的企业文化一定要尊重人性，维护个性，把每一位职员看作是“无以替代的存在”，使他们作为人所固有的价值得以实现。从工业革命开始，从工厂代替了作坊，从机器代替了手工，从雇佣制度代替了帮工关系，人性就被无视，个性就在丧失。人们熟悉的，泰勒制度，终于使人成为流水线的组成部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和正在急剧的改变着，在美国，在西欧各国，在日本，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进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难道仅仅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吗？显然不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扩大，仅仅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的扩大吗？也不是。经济学家到了要扩展自己视野的时候了。
　　写到这里，还是联想到我国的现代化道路。从洋务运动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从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整整过去了一百年；甲午战争到现在，也快一百年了。但是，现在没有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但是，我想，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缓慢，确切地说，常常走上歧路，不能不是基本原因之一。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悄悄的来临，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这不是诸如《第三次浪潮》，《世界面临挑战》，《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信息财富——简论后工业经济》，以及这本著作像人们虚构的幻影。所以，在我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必需的，还要伴之于文化改革。毫无疑义，在这些改革中，几十万个企业是一只主力军，不管是国营的，还是集体的，还是那些众多的乡镇企业，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形成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发展战略。我们的企业如果都不如日本的、美国的，甚至南朝鲜的、香港的、台湾的企业，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又从何谈起呢？
　　我想，读这本书，不在于去思考那些企业文化的细节，而是去思考日本的企业是怎样意识到新时代的来临以及如何适应新时代的环境。在我国的旧的经济体制下，没有企业家，也不可能有企业家，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我国新的一代企业家，在建立我国的企业文化中负有很大的历史责任，而企业的变革，会促使企业家成长壮大，他们的作用我们在今天去估计，总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希望他们能理解文化常常会比经济更重要。我也希望我的同行们同意，哪怕是有限的同意这个看法。
　　
　　(《企业文化论》，〔日〕梅泽正著，将由工业经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