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天,我离家远行。
　　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有大批城市青少年在多数不自愿又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以军事动员的方式被送到偏远的乡村。
　　17岁出门远行,我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泪水,车轮转动时,他跟着列车小跑,直到站台的尽头。他站在站台外面的阳光中,逐渐变小,直到这时,我才流下泪来。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在我抬脚的同时,心里却一下子空了。
　　火车穿过了8个省市,4000千米,我头一次看到了黄河、长江、高原和古旧的小镇。四天的火车之后又是四天的汽车,山路绕来绕去。到达目的地景洪时,天已经黑透了。天空中飞满了萤火虫,让我们以为是个童话世界,这个错觉一直保持到天亮。
　　我和同来的朋友被分配到农场最边远的生产队。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砍树,把眼前一切看得到的树都砍倒。
　　夜里躺在黑暗中,看见屋顶茅草缝隙中的星星,听着远处林子里虫子凄凄的叫声,偷偷掉过泪,梦中全是故人旧事。
　　我学会了抽烟,能把烟蒂倒卷进嘴里,再把燃烧的烟丝吐到地上。我回家探亲,母亲拉住我的手就哭了。我再离开,朋友们把普希金的诗写在我的本子上:“不要说玫瑰已经凋谢,要指给我们看,百合花正在开放。”我收下,致谢,没好意思告诉他们,我的日子和玫瑰、百合都不相干。
　　大概是1970年年底,一位16岁的上海知青砍倒一棵大树,又被树压倒,树太大,倒下来的时候,天似乎缺了一块,就那么空着。枝叶把他盖住,找不到了。他被压在大树的枝干下面,被砸碎的身体没有出血,蜡一样的洁白。他父亲来了,是一位上钢五厂的工人。来后要我们带他去出事地点看看。问我们:“我儿那刀呢?”老头接过刀,手有点儿哆嗦:“还砍树不砍?”又拿刀指向大伙儿:“你们可要小心点儿啊!”我记得很清楚,大家都哇哇哭了。
　　有许多次,我坐在林中被砍倒的树身上,深深地吸一口烟。风从林子深处吹干了我头上的热汗。我和身边的一切没有区别,都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在阳光和绿叶之间,我想起受难的父亲、病中的母亲和尚小的妹妹,想起我的同学和朋友,我的所爱和所恨,侮辱了我的和我侮辱了的一切,不禁悲从中来。在自然接纳了这一切之后,我觉得心慢慢沉了下去,沉到了它该在的地方。
　　在我能够用手中的刀砍倒一棵棵大树的时候,我肯定了自己。我不再恐惧。千百次运动后的手臂鼓胀起来,血液在脉管中畅快地奔流,一种不仅是物质的东西在我体内暗暗生长起来,渐渐有了力量。我坦然起来,感到一阵轻松,人长大原来只需要一个瞬间。
　　(晓晓竹摘自2010年2月25日
　　《郑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