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景山后街的高卧胡同里，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剃头匠，叫靖奎，人称“靖大爷”。当记者循迹至此，向路口的修车师傅打听时，师傅抬手一指：“那拄拐棍的老头儿就是他。”顺着他指的方向，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头，背弯得厉害，满头银发透亮，斜倚着拐棍立在晨光里，像一幅在静好岁月里定格的照片。
　　4月3日是靖大爷大徒弟敬坤新店开张的日子。临近中午，敬坤把梳洗打扮好的靖大爷接过去剪彩。他位于崇文门花市大街的新店叫“大坤染发工厂”，店内一水儿年轻的小伙子，跳着动感的韩国舞曲迎接靖大爷到来。
　　靖大爷已经不剃头了。他今年101岁，剃了80多年的头，是名副其实的“行业泰斗”，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
　　他是个土生土长的老北京，15岁前生活在顺义农村。少年时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四书五经都能背个滚瓜烂熟。后来，他来到北京城，跟着在一家理发店做工的姨夫，成为了一名理发工。
　　在理发行业干了十几年，靖大爷手艺越发娴熟，他便在清华大学和地安门两地开了两家理发馆。“当时老爷子在老北京可是大红人儿，那时，很多官员、艺界名伶都是他的老主顾，从傅作义、马占山到梅兰芳，还有清华北大的教授们。”靖大爷的大儿媳雷阿姨告诉记者。
　　上世纪50年代国内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国家派了人来当靖大爷理发店的掌柜，一夜间，靖大爷从理发店的老板沦落为普通剃头匠。“后来地安门的房子也被没收了，我最后领了600多块钱，换了现在的三间平房。”这三间平房靖大爷一待就是三十多年。
　　每天早上，靖大爷都会在胡同口晒太阳。他家在一个古旧的大院里，一排平房住着好几户人家。平房的第二间是靖大爷的屋子。空间不大，床、衣柜、冰箱、饭桌塞得满满当当。墙很旧，尽管是白天，屋里开着灯也不明亮，能看得清楚的是床头一幅《剃头匠》的大海报。
　　“我一共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重孙都已经二十多岁了。”靖大爷的六个孩子，无一继承了他的剃头手艺，对孩子们的选择，他也不觉有什么遗憾和惋惜，“人生就是这样，各有各的活法”。不过最近几年他收了三个新徒弟，传承了一些他的理发手艺，多少给他带来了一些慰藉。
　　敬坤是靖大爷在2007年收的新徒弟。回忆起拜师的情形，“当时我让靖大爷给我剃了个头，哎哟把我舒服得不行，然后就扑通一声跪下了，求大爷收我为徒。”敬坤说，这一跪就是两小时，靖大爷终于心软将他收下。“老爷子主要教我‘手上功夫’，包括怎么用剃刀、怎么练习，比如练剃头，我就拿着刀在香蕉皮上反复比划。”
　　连日忙于新店开张的敬坤犯了胸膜炎，疼得一直捂着心口说话。“徒弟就像自家孩子一样。”靖大爷十分关切，“跟他说了很多次，别太累。”
　　除了在河南的二徒弟，靖大爷的三徒弟得禄也在北京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赶上得禄拎着水果牛奶去看望，靖大爷也难得的“出山”，拿着刮刀给他刮了次脸。“家里人早不让了，要不是你（得禄）来，我是肯定不会动手的。”
　　问起最后一次给人剃头，靖大爷低着头想了一会，“记不清了”。近几年来，靖大爷除了自己刮胡子以外，很少动过剃头刀，“老主顾老的老，走的走，加上自己已百岁，手上的劲儿没准，怕直接把人刮躺地上了，坏了自己名声。”
　　“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剃死了。”靖大爷默默地叹了口气。在最近二十多年中，已经有四五百个“老主顾们”去世了，他以前收的十多个徒弟活着的也所剩无几。“我是理发界活得最长的，也是活儿干得最久的。”靖大爷大声告诉记者。
　　现在的靖大爷身体很硬朗，只是有些耳背。早晨五点半起床，靖大爷会先照着镜子拾掇自己，用一把现在已经停产的刮刀，把脸刮得干干净净，再出门拿报纸、遛弯。中午十一点，靖大爷准时开饭。午饭很简单，窝头加青菜，是儿女们早就做好放在电饭煲里的。
　　问起靖大爷的长寿秘诀，老爷子风轻云淡：“人老了，就三样，怕死、贪生、睡不着觉。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贪钱，也不怕死。”老爷子说得最多的是“知足”。“甭管是谁，挣多大钱，最后都得撂下。故宫修得多好啊，不也得撂下么？”
　　闲暇的时候，靖大爷喜欢读书看报。“老爷子每天都要到门口取北京晨报和晚报，晚报他自己看，晨报给大女儿看。”雷阿姨说，“老爷子眼睛不怎么花，就是看小字的时候吃力，得拿放大镜。”
　　通过看书看报，靖大爷关心很多实事儿。“南方洪涝灾害，一千多万人受灾，一千多万人呐！”说到这，靖大爷摇了摇头，“还有最近马航那事儿，不是一百多中国人，是世界上二百多条人命啊，就这么掉进海里找不着了，真是造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