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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仁学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脉相承的范畴，对于中国思想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谭嗣同的“仁学”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吸收了墨家、佛学以及西方思想的影响，有别于传统仁学。在传统仁学中将“仁”放置在伦理道德范畴，而在谭嗣同这里，“仁”被视为世界万物的本原，其内涵被扩大。“平等”是“通”到达“仁”的显像，被视为“仁学”最为重要的境界。
关键词：仁学;通;平等;传统仁学
一、谭嗣同“仁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思想基础
（一）谭嗣同“仁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思想是时代碰撞的产物，是主观同客观相融合的结晶。欲了解谭嗣同的思想，应将之放置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中进行分析。
谭嗣同生活的年代，正处于满清封建王朝没落，新兴资产阶级出现，西方列强疯狂瓜分中国领土，新旧思想文化交替的混乱期。在内忧与外患、新旧思想的冲击下，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率先“开眼看世界”，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
谭嗣同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其主要活动紧紧围绕着救国救民展开，是上承洋务运动，下启辛亥革命的关键时期。其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是在甲午战争发生后，“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境能生心，心实造境”[1]259可见，甲午战争的惨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深刻地刺痛着谭嗣同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内心。至此，他意识到唯有维新才是救国之正道。
其次，谭嗣同本人出生于封建官僚的家庭，早年师从欧阳中鹄和涂启先等人，对船山思想颇有兴趣。同时，在其求学生活期间，广泛的学习中学西学，“所闻于今之人者，至不一矣，约而言之，凡三家：一曰学，一曰政，三曰教”[2]462在他认为，天下之要归为三类，一类是西学，一类是民教，一类是宗教。这对于他“仁学”思想有重要的影响。
总而言之，谭嗣同的“仁学”思想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探求民族复兴的重要反映。
（二）谭嗣同“仁学”思想的思想基础
谭嗣同的“仁学”思想基础是复杂的。他在《仁学·界说》中提到“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2]293一言以蔽之，谭嗣同的“仁学”思想是兼顾佛学、中西之学、融汇诸子百家之说，拥有深厚思想基础的系统的思想体系。
具体而言，谭嗣同在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时，讲求仁爱，但否认爱有差别。谭嗣同认为，仁，是指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对待，而非差别有等。他主张要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待”从而达到“人我”平等。这点他赞成墨家的“兼爱”与佛家的“慈悲”。其次，他的心力说源于佛教中的“三界惟心”，他认为，“心力”可以改变一切，因为一切皆是由心所造。
二、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特征
谭嗣同的“仁学”思想主要是围绕着“仁”、“通”、“以太”、“平等”这几个重要范畴展开。“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1]291“仁”是以太，“通”是为了达到“平等”的目的。因而，谭嗣同的“仁学”，是以“以太”为基础，“通”为途径，“平等”为目的而构建的哲学体系。
（一）“仁”的绝对地位
谭嗣同思想中的“仁”绝非与传统仁学相同，传统的仁学是将仁放置在道德规范、伦理纲常一起言之的准则。具体言之，从孔子所提出的“仁者爱人”起，“仁”被赋予了道德制高点的涵义。孟子将仁与义、礼、智称为“人之所以为人”所须具备的“四端”。直到宋明理学家所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里，宋明理学家所称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并非指的是“仁”就是世界万物的本原，而是指“仁”作为伦理道德规范的一部分，具有了天理的意义。同时传统的“仁”并非是独立的概念，通常是与其他道德放置在一起的统称，其意义仅仅局限在伦理道德范畴。
反观谭嗣同的“仁学”思想，他认为“仁”是独立的概念，将“仁”从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中割裂开来，将其置之在一个空前绝后的地位，赋予了“仁”以绝对地位，即“仁”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而存在。他的“仁学”思想类似于老子的“道”，但又不完全相同。在老子看来，“道”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无始无终的存在，属于形上学范畴。而谭嗣同的“仁”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唯物的性质。其次，谭嗣同的“仁”并非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三教不同，同于变”[2]334在他看来，天下之要的共同属性在于“变”，这个“变”也称为“日新”。因而其“仁学”也带有变化之意。最后，谭嗣同用“以太”来解释仁，他认为以太是充斥整个宇宙，构成宇宙万物的本体。同时，他将“仁”与“以太”的关系作为“体用”关系加以解释，其内涵得到了丰富。
（二）仁以通为第一义
谭嗣同的“仁学”思想体系仁是圆融无碍的。“仁”借助“通”从而达到平等的目的，因而“通”具有天地万物之间、物与我之间、人与我之间相感通的性质。具体而言“通”在这里有四层含义，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2]291
谭嗣同所指的“中外通”原出自《春秋公羊传》指的是夷狄与中国进行沟通交流，就可以相互平等的对待。在这里，谭嗣同将其引申为破除国界，打开国门，与外界思想相融合，从而达到世界大同的境界。同时，“中外通”中的“通”指的是“学、政、教、商”的宽领域的互通。在他眼中“三教不同，同于变，变不同，同于平等。”[2]334他认为，世界各国文化不同，但相同的是都在发展变化。变化发展的路向、结果是不同的，但是追求平等的理想是相同的。他以佛教对印度的作用为例，印度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人出生就分为不同的等级。正因为这种等级制度，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是由于佛教主张建立平等和谐的社会，这种不平等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因而，谭嗣同也希望用是思想解放的方式来扭转社会不平等的现象。
谭嗣同认为“上下通”是达到平等的关键一环“君以名桎臣，官以名扼民”[2]299这种现象是造成上下不同的最主要原因。由于三纲五常的束缚，尤其是“君为臣纲”的约束，君臣关系的不平等，臣民丧失了自主权利，对君主是一种无条件的服从，从而导致“愚忠”的现象。其次，“父以名压子”这种现象的出现，导致了作为孩子的个人仅仅遵守父亲的意愿，从而丧失了其自主思考的能力，出现了“愚孝”的现象。在谭嗣同看来，不破除三纲五常，不打通上下，是无法达到众人平等的境界，也就是“仁”的境界。
“男女内外通”是谭嗣同“通”涵义中最为先进的思想之一，在当时封建思想盛行的年代无疑是一股清流。在谭嗣同看来，男女之間是平等的，主张妇女解放。用男人为天的旧道德观念束缚女性，将女性视为男人的附属物，这是破坏人权的。
谭嗣同认为“人我通”实际上是“通人”，也就是“人——通”的核心。就是冲破一切阻碍，这里的阻碍也就是“名”，具体指三纲五常等一切禁锢人平等自由权利的外在束缚。要达到“人我通”的境界，必须“冲决罗网”，破除各种不通，从而达到万物皆平等的“通人”境界。
一言以蔽之，“通”的意思在“仁学”中具体表现为打破束缚，是到达“平等”理想的工具，而仁学中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平等，因而，“通”在谭嗣同整个“仁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谭嗣同全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谭嗣同全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关键词：仁学;通;平等;传统仁学
一、谭嗣同“仁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思想基础
（一）谭嗣同“仁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思想是时代碰撞的产物，是主观同客观相融合的结晶。欲了解谭嗣同的思想，应将之放置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中进行分析。
谭嗣同生活的年代，正处于满清封建王朝没落，新兴资产阶级出现，西方列强疯狂瓜分中国领土，新旧思想文化交替的混乱期。在内忧与外患、新旧思想的冲击下，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率先“开眼看世界”，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
谭嗣同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其主要活动紧紧围绕着救国救民展开，是上承洋务运动，下启辛亥革命的关键时期。其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是在甲午战争发生后，“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境能生心，心实造境”[1]259可见，甲午战争的惨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深刻地刺痛着谭嗣同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内心。至此，他意识到唯有维新才是救国之正道。
其次，谭嗣同本人出生于封建官僚的家庭，早年师从欧阳中鹄和涂启先等人，对船山思想颇有兴趣。同时，在其求学生活期间，广泛的学习中学西学，“所闻于今之人者，至不一矣，约而言之，凡三家：一曰学，一曰政，三曰教”[2]462在他认为，天下之要归为三类，一类是西学，一类是民教，一类是宗教。这对于他“仁学”思想有重要的影响。
总而言之，谭嗣同的“仁学”思想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探求民族复兴的重要反映。
（二）谭嗣同“仁学”思想的思想基础
谭嗣同的“仁学”思想基础是复杂的。他在《仁学·界说》中提到“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2]293一言以蔽之，谭嗣同的“仁学”思想是兼顾佛学、中西之学、融汇诸子百家之说，拥有深厚思想基础的系统的思想体系。
具体而言，谭嗣同在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时，讲求仁爱，但否认爱有差别。谭嗣同认为，仁，是指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对待，而非差别有等。他主张要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待”从而达到“人我”平等。这点他赞成墨家的“兼爱”与佛家的“慈悲”。其次，他的心力说源于佛教中的“三界惟心”，他认为，“心力”可以改变一切，因为一切皆是由心所造。
二、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特征
谭嗣同的“仁学”思想主要是围绕着“仁”、“通”、“以太”、“平等”这几个重要范畴展开。“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1]291“仁”是以太，“通”是为了达到“平等”的目的。因而，谭嗣同的“仁学”，是以“以太”为基础，“通”为途径，“平等”为目的而构建的哲学体系。
（一）“仁”的绝对地位
谭嗣同思想中的“仁”绝非与传统仁学相同，传统的仁学是将仁放置在道德规范、伦理纲常一起言之的准则。具体言之，从孔子所提出的“仁者爱人”起，“仁”被赋予了道德制高点的涵义。孟子将仁与义、礼、智称为“人之所以为人”所须具备的“四端”。直到宋明理学家所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里，宋明理学家所称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并非指的是“仁”就是世界万物的本原，而是指“仁”作为伦理道德规范的一部分，具有了天理的意义。同时传统的“仁”并非是独立的概念，通常是与其他道德放置在一起的统称，其意义仅仅局限在伦理道德范畴。
反观谭嗣同的“仁学”思想，他认为“仁”是独立的概念，将“仁”从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中割裂开来，将其置之在一个空前绝后的地位，赋予了“仁”以绝对地位，即“仁”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而存在。他的“仁学”思想类似于老子的“道”，但又不完全相同。在老子看来，“道”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无始无终的存在，属于形上学范畴。而谭嗣同的“仁”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唯物的性质。其次，谭嗣同的“仁”并非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三教不同，同于变”[2]334在他看来，天下之要的共同属性在于“变”，这个“变”也称为“日新”。因而其“仁学”也带有变化之意。最后，谭嗣同用“以太”来解释仁，他认为以太是充斥整个宇宙，构成宇宙万物的本体。同时，他将“仁”与“以太”的关系作为“体用”关系加以解释，其内涵得到了丰富。
（二）仁以通为第一义
谭嗣同的“仁学”思想体系仁是圆融无碍的。“仁”借助“通”从而达到平等的目的，因而“通”具有天地万物之间、物与我之间、人与我之间相感通的性质。具体而言“通”在这里有四层含义，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2]291
谭嗣同所指的“中外通”原出自《春秋公羊传》指的是夷狄与中国进行沟通交流，就可以相互平等的对待。在这里，谭嗣同将其引申为破除国界，打开国门，与外界思想相融合，从而达到世界大同的境界。同时，“中外通”中的“通”指的是“学、政、教、商”的宽领域的互通。在他眼中“三教不同，同于变，变不同，同于平等。”[2]334他认为，世界各国文化不同，但相同的是都在发展变化。变化发展的路向、结果是不同的，但是追求平等的理想是相同的。他以佛教对印度的作用为例，印度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人出生就分为不同的等级。正因为这种等级制度，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是由于佛教主张建立平等和谐的社会，这种不平等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因而，谭嗣同也希望用是思想解放的方式来扭转社会不平等的现象。
谭嗣同认为“上下通”是达到平等的关键一环“君以名桎臣，官以名扼民”[2]299这种现象是造成上下不同的最主要原因。由于三纲五常的束缚，尤其是“君为臣纲”的约束，君臣关系的不平等，臣民丧失了自主权利，对君主是一种无条件的服从，从而导致“愚忠”的现象。其次，“父以名压子”这种现象的出现，导致了作为孩子的个人仅仅遵守父亲的意愿，从而丧失了其自主思考的能力，出现了“愚孝”的现象。在谭嗣同看来，不破除三纲五常，不打通上下，是无法达到众人平等的境界，也就是“仁”的境界。
“男女内外通”是谭嗣同“通”涵义中最为先进的思想之一，在当时封建思想盛行的年代无疑是一股清流。在谭嗣同看来，男女之間是平等的，主张妇女解放。用男人为天的旧道德观念束缚女性，将女性视为男人的附属物，这是破坏人权的。
谭嗣同认为“人我通”实际上是“通人”，也就是“人——通”的核心。就是冲破一切阻碍，这里的阻碍也就是“名”，具体指三纲五常等一切禁锢人平等自由权利的外在束缚。要达到“人我通”的境界，必须“冲决罗网”，破除各种不通，从而达到万物皆平等的“通人”境界。
一言以蔽之，“通”的意思在“仁学”中具体表现为打破束缚，是到达“平等”理想的工具，而仁学中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平等，因而，“通”在谭嗣同整个“仁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谭嗣同全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谭嗣同全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