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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先驱者之一，恩格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坚守和赞扬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批判和否定。他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现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经济问题展开研究，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最终揭示导致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0）05-0010-08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恩格斯要早于马克思。1843年，恩格斯开始撰写《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这是恩格斯早年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否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恩格斯撰写这部著作的同时期，马克思才刚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马克思后来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纲》不仅是恩格斯较为系统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最早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早著作。马克思曾对于这部著作进行详细阅读，并把一些观点摘录下来，他对这部著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部著作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1]592因而，重温《大纲》，探究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的贡献，展开《大纲》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这方面，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他科学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存在的原因，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过剩”的经济现象。这是相较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突破。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纳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恩格斯的贡献。虽然他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考察还尚待完善，但是这对马克思后来分析这个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恩格斯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开始，他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爆发为着手点，进一步分析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背后是生产和需求的不平衡，恩格斯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以资本主义经濟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否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不足论”。
一、对生产力理论的贡献
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仅仅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门科学，这是片面的、不准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限于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用了很大篇幅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同阶段展开了深入研究，分别对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等三个不同时期进行了考察，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如何快速发展的。然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并不是最早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进行研究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恩格斯在《大纲》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便深刻分析了这一问题。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创立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初，便明确了其目的是“富国裕民”。[2]这意味着他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旨在研究如何创造财富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必然是要以生产力为主。正因如此，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称《图富论》）中开篇就讨论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亚当·斯密将生产力确定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让其后的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目光聚焦于这里。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是缓慢的，即总是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因而，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首要任务。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并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对财富的渴求是无限的，没有边界。在亚当·斯密看来，人民的需求是无止境的欲望。他指出：“各个人食欲，都受胃的狭小容量的支配，而对于住宅、衣服、家具及应用物品的欲求，似乎却无止境。”[3]158而另一方面是由于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过快，而物质财富增长的速度要远远滞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他说道：“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数比率增加”。[4]除此之外，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萨伊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难以满足人民的需求。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仅限于在生产力范畴，即从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来研究生产力。他们认为构成生产力的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这些要素是有限的，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受限于这些要素，所以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满足人们的无止境欲望。在大卫·李嘉图看来，生产是受资本的限制，而资本积累又会受到限制。他从有限的土地资源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边界，随着人口的增加，优等土地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所以劣等土地会逐渐开垦使用。当劣等土地逐渐投入使用，级差地租就会不断增加，财富的分配逐渐倾向于地主阶级。地租所占的份额逐渐增大，必然会越来越影响利润，利润不断减少又必然会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正如他所说：“人们积累只是为了使积累能够生产……积累动机会随着利润的每一减少而减少;当利润低落到不足以补偿其用于生产的资本所必然碰到的麻烦和风险时，积累的动机就会全然终止”。[5]101
然而，恩格斯基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观察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他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现状进行全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并不存在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求情况。因而，他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错误观点。古典政治经济学忽视了一个在生产中非常重要的要素——科学。他们认为，首先科学不同于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它不是生产不可或缺的要素;其次，资本家获得科学技术并没有像租用土地或者借贷资本一样支付地租或者利息。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科学的忽视在这里受到重视。恩格斯认为科学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完全可以弥补生产要素的有限性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它虽然不是生产的必备要素但却是生产力提高的关键。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研究是在对马尔萨斯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分析，恩格斯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总是以几何方式的速度在增长，而生活资料则是以算数方式的速度在增长。生活资料增长的速度总是滞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恩格斯则指出，如果将科学的要素考虑进去，实际情况便完全不一样。他强调：“人口与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地增长，而科学则与前一代人遗留的知识量成比例地发展”。[6]82所以在他看来，科学的进步至少同人口的发展速度相一致，按照几何方式的速度在增长。“人口论”被马尔萨斯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贫穷的现象。但是恩格斯却相信，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不是不足的，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要出现过剩。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处于工场手工业时期，这一时期的技术基础是分工协作的手工劳动，劳动资料仍然是手工工具。直到19世纪初期，机器大工业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就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难以看到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快速提升。正因如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中就强调了社会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他说到：“劳动生产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3]5可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只是看到了社会化但还未清楚大生产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观点不同的是，恩格斯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在生产能力是巨大的。他在英国观察到，随着科学的应用，越来越多的发明涌现出来，大量的机器被用在英国工厂中。科学的巨大进步极大地提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受到要素的限制，相反却出现了过剩。在要素过剩中，劳动要素过剩表现得最为明显。工厂中大量的机器代替了工人，工人逐渐被机器所排挤，处在失业中的工人沦为“过剩人口”。这就是恩格斯所描述的为什么越是在生产力发达的地方就越表现出人口过剩。恩格斯否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不足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剩是常态。
恩格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分析更加前进一步，他不仅将科学视为生产中极为重要的要素，肯定了科學对生产力提高的关键作用，还明确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生产力水平极高的生产，这种生产必然在科学进步的助力下不断扩大。无论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麦克库洛赫，还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都更多强调了社会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恩格斯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将生产力理论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这是他对生产力理论的一大贡献。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分析为马克思后来《资本论》中研究生产力创造了条件。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对生产力做出了系统的研究，他从两个层面阐述了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一方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分析的社会分工;另一方面便是恩格斯所分析的科学进步。
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进入到机器大工业阶段以后，社会生产力便加速发展起来。他强调：“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7]444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素——技术。科学要素与技术要素是相互联系的，只有科学发展才能促进技术的进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工场手工业进入到机器大工业正是得益于科学要素与技术要素的发展，马克思在这里列举了人们对摩擦规律的研究与飞轮理论的应用。总之，科学要素与技术要素对大工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种要素对生产力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恰恰局限于劳动、资本、土地这三种要素，并没有将科学要素与技术要素考虑进去，从而也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所蕴藏的巨大生产力。恩格斯与马克思正是在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后才感慨道：“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36
二、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贡献
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并没有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限制在生产力范畴，而是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也纳入进来。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是他伟大的功绩。正是因为他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大到生产关系范畴，从而找到了推翻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科学依据，并且发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如何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为马克思后来在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指明了方向，从而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正如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强调的那样：“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7]8
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是《大纲》的核心内容，这是恩格斯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并由这种制度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既是一种经济关系也是社会关系。在恩格斯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建立的“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6]60恩格斯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鼓吹和赞扬的这种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经济问题和各种矛盾正是由于这种制度的存在。
实际上，在恩格斯之前的学者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问题，但是却不知道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根源是什么？如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西斯蒙第虽然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发生是必然的，但却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更不清楚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各种矛盾的根源。他虽然看到了生产和需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对立，但不知道导致生产和需求对立的根本原因。因而，西斯蒙第虽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不反对私有制。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出现以后，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便分裂开来。劳动、资本、土地这些不同的生产要素彼此相互对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出现以前，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可以直接相结合。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出现以后，生产要素只能在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相结合。生产力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方面与自然的方面即劳动与土地同样变得对立。恩格斯指出，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最直接结果。劳动与土地的对立只是私有制的第一步。资本作为生产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必然要独立出来，因而资本从劳动中来，又离劳动而去。
恩格斯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与资本的认识局限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发现了资本的本质是劳动，却把二者的统一停留在定义中，在现实中又把二者分开来。恩格斯强调，资本与劳动是同一个东西，二者不仅在定义中是同一的，在实际中也是同一的，只是資本主义私有制的出现让二者分开来。资本源于劳动，但是现在却从劳动中分离出来并与劳动对立。恩格斯对资本和劳动的认识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后来在分析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时对资本的本质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将恩格斯的观点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资本是价值，而价值又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7]51因此，可以说资本的本质是抽象劳动。
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让生产力的三种基本构成要素分裂开来，同时还产生了三种要素的所有者。这三种要素的所有者构成了社会三大阶级，即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掌握土地、资本家阶级拥有资本，而工人阶级除了自身的劳动以外一无所有。三种要素共同参与了财富的创造，那么工人、资本家、地主必然要一起参与财富的分配。同三种要素一样，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三大阶级也必然彼此相互独立。三种要素既是因为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也是因为共同的利益彼此对立。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三种要素作为必备的生产要素而彼此相结合;而在财富分配的过程中，这三种要素因为对立的关系而彼此相冲突。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来，财富的分配仅限于必要的生产要素之间。大卫·李嘉图在谈及财富分配时就指出，资本要素分配的原则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劳动要素分配的原则是工资的基本构成，即维持劳动者生存以及供养家庭所需的生活必需品;至于土地要素，他却认为只有在级差地租存在的情况下地主才可以参与财富分配。在他看来，地租并不构成商品的价值。大卫·李嘉图在分析财富的分配时，只强调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对立，并没有考虑地租。正如他所说：“商品的全部价值只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构成资本利润，另一部分构成劳动工资”。[5]90
恩格斯肯定了大卫·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但是他又指出这种地租理论并没有解释清楚地租产生的原因。他在级差地租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绝对地租”的思想。恩格斯认为，地租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时候都会存在，并且一定会参与财富的分配。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私有制让地主拥有独占土地的权利，只要有其他人租用他的土地，他便可以依据对土地的所有权向其他人征收地租。马克思继承了恩格斯的“绝对地租”思想，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研究地租时正式提出了绝对地租这个概念。他强调：“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产生地租”。[8]
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分裂与对立到此远没结束。资本家如果自己不能拥有一定量的资本就不能开工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这意味他必须向其他资本家借贷，在生产结束后要支付额外的利息。因而，资本在获得收入即利润之后再一次分裂，作为从利润中分离出来的利息又与原本的利润相对立。利息与利润相对立是资本归不同资本家所有的结果，这也是资本要素自身内部对立的结果。归根结底，在恩格斯看来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果。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很系统地继续展开研究，但这部分内容后来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得以继承和发展，并全面考察了资本以及资本的增长额即剩余价值的各种转化形式。马克思将资本划分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每一种资本在财富分配中取得相应的形式即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
古典政治经济学只将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划分为劳动、资本、土地，因而在分析财富分配时也只认为是在这三种要素所有者之间来进行。对于科学而言，他们认为资本家在组织生产时所获得科学并没有付出任何成本，所以并不认为科学也应该参与分配。在他们看来，科学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产物，是“天赐甘露”，而且并不是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要素。然而，恩格斯认为，科学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将科学要素也考虑进来，并认为既然作为生产要素，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科学与其他要素一样，共同参与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他以蒸汽机为例，强调作为科学的持有者，瓦特也会获得物质补偿。
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了财富的分配方式，从而也决定了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恩格斯在《大纲》中讨论了劳动、资本、土地三大要素在财富分配过程中情况。处在对立状态的三大要素彼此相互斗争，工人、资本家、地主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在财富分配过程中都想获得更多份额。然而，每一种要素能够在财富分配中占据多大比重就要看它们在财富生产中占据怎样的位置。恩格斯认为，从土地要素来看，由于土地是有限的，是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土地的收益又是以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两种形式存在，这就意味着当土地资源逐渐被使用，就会越来越表现出稀缺性，这种要素在生产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在财富的分配中，土地所有者就更多以级差地租的形式取得自己的那部分收益。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投入到生产中，地租获得的那部分收益也随之增加，利润与工资获得份额将逐渐减少。因而在财富分配中，土地要素逐渐排挤了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
与土地要素、资本要素相比，劳动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这是因为工人除了为资本家劳动以外不能依靠其他手段生活，不能获得工资就无法购买生活资料。相反，地主与资本家即使不能获得地租与利润也可以依靠自身所拥有的要素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在财富的分配中土地要素的力量越来越强，劳动要素的力量越来越小，参与财富分配的比重也越来越少。还有部分要素闲置下来，退出生产过程，丧失了参与财富分配的权利。 除此之外，劳动要素的弱势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越来越明显。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机器的应用对工人的影响。他看到在英国机器的应用加速了工人的失业，机器对工人的替代让劳动要素在自己内部的竞争更加激烈。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让资本与土地更好的发挥效率，从而提高生产力是它们的优势，正是因为这两种要素享有着这样的优势才在生产中排挤劳动要素。在与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的斗争中，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位置逐渐被边缘化，因而工人在财富分配比重中越来越小。因而，在资本主义竞争私有制下，财富逐渐被掌握土地要素的大地主与拥有资本要素的大资本家分配掉，掌握劳动要素的工人只能分得少部分财富，这部分财富便是他们的生活资料。除此之外，处于失业状态的工人不能参与任何财富的分配，“过剩人口”就这样形成了。这个问题是马尔萨斯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也是恩格斯批判他的地方。马尔萨斯没能弄清楚人口过剩的原因，所以给出了极其荒谬的办法，认为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就是消灭过剩人口。
机器对工人的代替让恩格斯察觉了在生产力发达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的规律。他意识到了这部分内容的重要性，并在《大纲》的最后表示要以“工厂制度”为题再单独加以研究。这部分内容对于阐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命运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便以大篇幅来研究机器对工人的影响。关于财富的分配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展开更深入研究。因为在他们看来，基于要素所有权的分配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财富分配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财富分配的规则层面，并没有更深一步研究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三、对生产和需求关系理论的贡献
恩格斯认为，财富的分配直接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又决定了财富的分配，所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需求的深刻分析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又一大贡献。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做了全面的考察，一方面是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上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则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的影响展开深入研究。对于生产力的科学分析为恩格斯看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奠定了基础。
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并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是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快速发展却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形成冲突，二者之间所形成的矛盾让恩格斯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同需求对立起来，人口过剩同财富过剩对立起来。虽然恩格斯没有直接明确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他已然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无限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构成需求的主要群体即工人却是要么失业要么工资被降低，总之处在贫困的生活之中。这样一来，财富的生产过剩与劳动人口的过剩并存。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具体体现。
诚然，认为资本主义社會生产力发展有无限增长趋势的这个观点在恩格斯之前就已经有学者提出了，如艾利生。然而，这位学者不能科学地阐释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怎样受到束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即资本、劳动、土地层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是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还是认为土地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总要受到生产要素的制约。
然而，恩格斯却认为科学的应用会在生产力提高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的应用不仅使生产力的发展突破了生产要素的制约，而且促使生产力的发展具备无限扩大的可能性。随着科学的不断应用，劳动、土地、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已经不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束缚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的仅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本身。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就越发同这种制度相冲突。因而，这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剩，与此同时，构成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资本也会出现过剩。
恩格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过剩”现象中发现了规律。他认为人口过剩绝不是孤立的“过剩”现象，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各种“过剩”现象包括要素过剩即劳动过剩、资本过剩以及土地过剩，还有财富过剩（实质上是生产力过剩）是有内在联系的。恩格斯观察了“人口过剩”国家。事实上，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土地过剩以及财富过剩是并存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只是承认了人口过剩，却对其他的过剩视而不见。如果抛开资本过剩、土地过剩以及财富过剩而单独就人口过剩来进行考察，是无法找到出现这个现象的真正原因的，所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给出了错误的解释。导致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土地过剩以及财富过剩并存的是财富的不合理分配，从而使需求对生产起到了抑制作用。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需求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这是因为他们对需求的界定是“无止境的欲望”，并不认为需求会对生产起到限制作用。像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萨伊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并不认为需求会抑制生产，在他们看来，生产永远不会过剩。在这个观点上，詹姆斯·穆勒率先提出了这一思想，后经萨伊不断完善，形成较为完成的理论。萨伊认为某一种产品出现过剩是因为其他产品生产不足。一种产品的生产是它的生产者为了换取自身所需要的其他产品，当这一种产品生产过剩时，正是由于其他产品的缺乏，以致于这种产品无法实现全部交换。正因为如此，萨伊指出：“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销路”。[9]一种产品的滞销并不是它本身生产的过多了，而是别的商品生产的太少了。因而，萨伊认为既然产品生产自身就在创造需求，那么产品生产就不会出现过剩，扩大产品需求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是在于生产消费的手段。新的需求恰恰是新的产品生产所创造出来的，生产过剩说明生产不足，所以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依靠生产。这个理论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称之为“萨伊定律”。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0）05-0010-08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恩格斯要早于马克思。1843年，恩格斯开始撰写《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这是恩格斯早年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否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恩格斯撰写这部著作的同时期，马克思才刚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马克思后来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纲》不仅是恩格斯较为系统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最早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早著作。马克思曾对于这部著作进行详细阅读，并把一些观点摘录下来，他对这部著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部著作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1]592因而，重温《大纲》，探究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的贡献，展开《大纲》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这方面，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他科学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存在的原因，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过剩”的经济现象。这是相较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突破。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纳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恩格斯的贡献。虽然他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考察还尚待完善，但是这对马克思后来分析这个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恩格斯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开始，他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爆发为着手点，进一步分析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背后是生产和需求的不平衡，恩格斯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以资本主义经濟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否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不足论”。
一、对生产力理论的贡献
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仅仅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门科学，这是片面的、不准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限于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用了很大篇幅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同阶段展开了深入研究，分别对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等三个不同时期进行了考察，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如何快速发展的。然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并不是最早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进行研究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恩格斯在《大纲》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便深刻分析了这一问题。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创立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初，便明确了其目的是“富国裕民”。[2]这意味着他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旨在研究如何创造财富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必然是要以生产力为主。正因如此，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称《图富论》）中开篇就讨论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亚当·斯密将生产力确定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让其后的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目光聚焦于这里。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是缓慢的，即总是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因而，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首要任务。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并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对财富的渴求是无限的，没有边界。在亚当·斯密看来，人民的需求是无止境的欲望。他指出：“各个人食欲，都受胃的狭小容量的支配，而对于住宅、衣服、家具及应用物品的欲求，似乎却无止境。”[3]158而另一方面是由于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过快，而物质财富增长的速度要远远滞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他说道：“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数比率增加”。[4]除此之外，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萨伊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难以满足人民的需求。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仅限于在生产力范畴，即从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来研究生产力。他们认为构成生产力的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这些要素是有限的，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受限于这些要素，所以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满足人们的无止境欲望。在大卫·李嘉图看来，生产是受资本的限制，而资本积累又会受到限制。他从有限的土地资源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边界，随着人口的增加，优等土地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所以劣等土地会逐渐开垦使用。当劣等土地逐渐投入使用，级差地租就会不断增加，财富的分配逐渐倾向于地主阶级。地租所占的份额逐渐增大，必然会越来越影响利润，利润不断减少又必然会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正如他所说：“人们积累只是为了使积累能够生产……积累动机会随着利润的每一减少而减少;当利润低落到不足以补偿其用于生产的资本所必然碰到的麻烦和风险时，积累的动机就会全然终止”。[5]101
然而，恩格斯基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观察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他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现状进行全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并不存在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求情况。因而，他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错误观点。古典政治经济学忽视了一个在生产中非常重要的要素——科学。他们认为，首先科学不同于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它不是生产不可或缺的要素;其次，资本家获得科学技术并没有像租用土地或者借贷资本一样支付地租或者利息。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科学的忽视在这里受到重视。恩格斯认为科学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完全可以弥补生产要素的有限性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它虽然不是生产的必备要素但却是生产力提高的关键。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研究是在对马尔萨斯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分析，恩格斯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总是以几何方式的速度在增长，而生活资料则是以算数方式的速度在增长。生活资料增长的速度总是滞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恩格斯则指出，如果将科学的要素考虑进去，实际情况便完全不一样。他强调：“人口与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地增长，而科学则与前一代人遗留的知识量成比例地发展”。[6]82所以在他看来，科学的进步至少同人口的发展速度相一致，按照几何方式的速度在增长。“人口论”被马尔萨斯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贫穷的现象。但是恩格斯却相信，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不是不足的，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要出现过剩。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处于工场手工业时期，这一时期的技术基础是分工协作的手工劳动，劳动资料仍然是手工工具。直到19世纪初期，机器大工业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就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难以看到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快速提升。正因如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中就强调了社会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他说到：“劳动生产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3]5可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只是看到了社会化但还未清楚大生产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观点不同的是，恩格斯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在生产能力是巨大的。他在英国观察到，随着科学的应用，越来越多的发明涌现出来，大量的机器被用在英国工厂中。科学的巨大进步极大地提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受到要素的限制，相反却出现了过剩。在要素过剩中，劳动要素过剩表现得最为明显。工厂中大量的机器代替了工人，工人逐渐被机器所排挤，处在失业中的工人沦为“过剩人口”。这就是恩格斯所描述的为什么越是在生产力发达的地方就越表现出人口过剩。恩格斯否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不足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剩是常态。
恩格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分析更加前进一步，他不仅将科学视为生产中极为重要的要素，肯定了科學对生产力提高的关键作用，还明确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生产力水平极高的生产，这种生产必然在科学进步的助力下不断扩大。无论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麦克库洛赫，还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都更多强调了社会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恩格斯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将生产力理论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这是他对生产力理论的一大贡献。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分析为马克思后来《资本论》中研究生产力创造了条件。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对生产力做出了系统的研究，他从两个层面阐述了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一方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分析的社会分工;另一方面便是恩格斯所分析的科学进步。
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进入到机器大工业阶段以后，社会生产力便加速发展起来。他强调：“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7]444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素——技术。科学要素与技术要素是相互联系的，只有科学发展才能促进技术的进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工场手工业进入到机器大工业正是得益于科学要素与技术要素的发展，马克思在这里列举了人们对摩擦规律的研究与飞轮理论的应用。总之，科学要素与技术要素对大工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种要素对生产力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恰恰局限于劳动、资本、土地这三种要素，并没有将科学要素与技术要素考虑进去，从而也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所蕴藏的巨大生产力。恩格斯与马克思正是在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后才感慨道：“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36
二、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贡献
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并没有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限制在生产力范畴，而是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也纳入进来。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是他伟大的功绩。正是因为他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大到生产关系范畴，从而找到了推翻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科学依据，并且发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如何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为马克思后来在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指明了方向，从而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正如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强调的那样：“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7]8
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是《大纲》的核心内容，这是恩格斯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并由这种制度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既是一种经济关系也是社会关系。在恩格斯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建立的“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6]60恩格斯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鼓吹和赞扬的这种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经济问题和各种矛盾正是由于这种制度的存在。
实际上，在恩格斯之前的学者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问题，但是却不知道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根源是什么？如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西斯蒙第虽然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发生是必然的，但却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更不清楚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各种矛盾的根源。他虽然看到了生产和需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对立，但不知道导致生产和需求对立的根本原因。因而，西斯蒙第虽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不反对私有制。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出现以后，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便分裂开来。劳动、资本、土地这些不同的生产要素彼此相互对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出现以前，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可以直接相结合。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出现以后，生产要素只能在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相结合。生产力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方面与自然的方面即劳动与土地同样变得对立。恩格斯指出，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最直接结果。劳动与土地的对立只是私有制的第一步。资本作为生产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必然要独立出来，因而资本从劳动中来，又离劳动而去。
恩格斯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与资本的认识局限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发现了资本的本质是劳动，却把二者的统一停留在定义中，在现实中又把二者分开来。恩格斯强调，资本与劳动是同一个东西，二者不仅在定义中是同一的，在实际中也是同一的，只是資本主义私有制的出现让二者分开来。资本源于劳动，但是现在却从劳动中分离出来并与劳动对立。恩格斯对资本和劳动的认识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后来在分析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时对资本的本质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将恩格斯的观点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资本是价值，而价值又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7]51因此，可以说资本的本质是抽象劳动。
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让生产力的三种基本构成要素分裂开来，同时还产生了三种要素的所有者。这三种要素的所有者构成了社会三大阶级，即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掌握土地、资本家阶级拥有资本，而工人阶级除了自身的劳动以外一无所有。三种要素共同参与了财富的创造，那么工人、资本家、地主必然要一起参与财富的分配。同三种要素一样，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三大阶级也必然彼此相互独立。三种要素既是因为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也是因为共同的利益彼此对立。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三种要素作为必备的生产要素而彼此相结合;而在财富分配的过程中，这三种要素因为对立的关系而彼此相冲突。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来，财富的分配仅限于必要的生产要素之间。大卫·李嘉图在谈及财富分配时就指出，资本要素分配的原则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劳动要素分配的原则是工资的基本构成，即维持劳动者生存以及供养家庭所需的生活必需品;至于土地要素，他却认为只有在级差地租存在的情况下地主才可以参与财富分配。在他看来，地租并不构成商品的价值。大卫·李嘉图在分析财富的分配时，只强调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对立，并没有考虑地租。正如他所说：“商品的全部价值只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构成资本利润，另一部分构成劳动工资”。[5]90
恩格斯肯定了大卫·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但是他又指出这种地租理论并没有解释清楚地租产生的原因。他在级差地租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绝对地租”的思想。恩格斯认为，地租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时候都会存在，并且一定会参与财富的分配。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私有制让地主拥有独占土地的权利，只要有其他人租用他的土地，他便可以依据对土地的所有权向其他人征收地租。马克思继承了恩格斯的“绝对地租”思想，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研究地租时正式提出了绝对地租这个概念。他强调：“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产生地租”。[8]
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分裂与对立到此远没结束。资本家如果自己不能拥有一定量的资本就不能开工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这意味他必须向其他资本家借贷，在生产结束后要支付额外的利息。因而，资本在获得收入即利润之后再一次分裂，作为从利润中分离出来的利息又与原本的利润相对立。利息与利润相对立是资本归不同资本家所有的结果，这也是资本要素自身内部对立的结果。归根结底，在恩格斯看来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果。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很系统地继续展开研究，但这部分内容后来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得以继承和发展，并全面考察了资本以及资本的增长额即剩余价值的各种转化形式。马克思将资本划分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每一种资本在财富分配中取得相应的形式即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
古典政治经济学只将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划分为劳动、资本、土地，因而在分析财富分配时也只认为是在这三种要素所有者之间来进行。对于科学而言，他们认为资本家在组织生产时所获得科学并没有付出任何成本，所以并不认为科学也应该参与分配。在他们看来，科学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产物，是“天赐甘露”，而且并不是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要素。然而，恩格斯认为，科学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将科学要素也考虑进来，并认为既然作为生产要素，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科学与其他要素一样，共同参与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他以蒸汽机为例，强调作为科学的持有者，瓦特也会获得物质补偿。
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了财富的分配方式，从而也决定了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恩格斯在《大纲》中讨论了劳动、资本、土地三大要素在财富分配过程中情况。处在对立状态的三大要素彼此相互斗争，工人、资本家、地主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在财富分配过程中都想获得更多份额。然而，每一种要素能够在财富分配中占据多大比重就要看它们在财富生产中占据怎样的位置。恩格斯认为，从土地要素来看，由于土地是有限的，是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土地的收益又是以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两种形式存在，这就意味着当土地资源逐渐被使用，就会越来越表现出稀缺性，这种要素在生产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在财富的分配中，土地所有者就更多以级差地租的形式取得自己的那部分收益。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投入到生产中，地租获得的那部分收益也随之增加，利润与工资获得份额将逐渐减少。因而在财富分配中，土地要素逐渐排挤了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
与土地要素、资本要素相比，劳动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这是因为工人除了为资本家劳动以外不能依靠其他手段生活，不能获得工资就无法购买生活资料。相反，地主与资本家即使不能获得地租与利润也可以依靠自身所拥有的要素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在财富的分配中土地要素的力量越来越强，劳动要素的力量越来越小，参与财富分配的比重也越来越少。还有部分要素闲置下来，退出生产过程，丧失了参与财富分配的权利。 除此之外，劳动要素的弱势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越来越明显。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机器的应用对工人的影响。他看到在英国机器的应用加速了工人的失业，机器对工人的替代让劳动要素在自己内部的竞争更加激烈。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让资本与土地更好的发挥效率，从而提高生产力是它们的优势，正是因为这两种要素享有着这样的优势才在生产中排挤劳动要素。在与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的斗争中，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位置逐渐被边缘化，因而工人在财富分配比重中越来越小。因而，在资本主义竞争私有制下，财富逐渐被掌握土地要素的大地主与拥有资本要素的大资本家分配掉，掌握劳动要素的工人只能分得少部分财富，这部分财富便是他们的生活资料。除此之外，处于失业状态的工人不能参与任何财富的分配，“过剩人口”就这样形成了。这个问题是马尔萨斯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也是恩格斯批判他的地方。马尔萨斯没能弄清楚人口过剩的原因，所以给出了极其荒谬的办法，认为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就是消灭过剩人口。
机器对工人的代替让恩格斯察觉了在生产力发达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的规律。他意识到了这部分内容的重要性，并在《大纲》的最后表示要以“工厂制度”为题再单独加以研究。这部分内容对于阐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命运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便以大篇幅来研究机器对工人的影响。关于财富的分配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展开更深入研究。因为在他们看来，基于要素所有权的分配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财富分配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财富分配的规则层面，并没有更深一步研究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三、对生产和需求关系理论的贡献
恩格斯认为，财富的分配直接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又决定了财富的分配，所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需求的深刻分析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又一大贡献。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做了全面的考察，一方面是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上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则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的影响展开深入研究。对于生产力的科学分析为恩格斯看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奠定了基础。
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并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是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快速发展却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形成冲突，二者之间所形成的矛盾让恩格斯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同需求对立起来，人口过剩同财富过剩对立起来。虽然恩格斯没有直接明确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他已然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无限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构成需求的主要群体即工人却是要么失业要么工资被降低，总之处在贫困的生活之中。这样一来，财富的生产过剩与劳动人口的过剩并存。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具体体现。
诚然，认为资本主义社會生产力发展有无限增长趋势的这个观点在恩格斯之前就已经有学者提出了，如艾利生。然而，这位学者不能科学地阐释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怎样受到束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即资本、劳动、土地层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是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还是认为土地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总要受到生产要素的制约。
然而，恩格斯却认为科学的应用会在生产力提高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的应用不仅使生产力的发展突破了生产要素的制约，而且促使生产力的发展具备无限扩大的可能性。随着科学的不断应用，劳动、土地、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已经不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束缚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的仅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本身。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就越发同这种制度相冲突。因而，这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剩，与此同时，构成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资本也会出现过剩。
恩格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过剩”现象中发现了规律。他认为人口过剩绝不是孤立的“过剩”现象，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各种“过剩”现象包括要素过剩即劳动过剩、资本过剩以及土地过剩，还有财富过剩（实质上是生产力过剩）是有内在联系的。恩格斯观察了“人口过剩”国家。事实上，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土地过剩以及财富过剩是并存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只是承认了人口过剩，却对其他的过剩视而不见。如果抛开资本过剩、土地过剩以及财富过剩而单独就人口过剩来进行考察，是无法找到出现这个现象的真正原因的，所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给出了错误的解释。导致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土地过剩以及财富过剩并存的是财富的不合理分配，从而使需求对生产起到了抑制作用。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需求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这是因为他们对需求的界定是“无止境的欲望”，并不认为需求会对生产起到限制作用。像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萨伊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并不认为需求会抑制生产，在他们看来，生产永远不会过剩。在这个观点上，詹姆斯·穆勒率先提出了这一思想，后经萨伊不断完善，形成较为完成的理论。萨伊认为某一种产品出现过剩是因为其他产品生产不足。一种产品的生产是它的生产者为了换取自身所需要的其他产品，当这一种产品生产过剩时，正是由于其他产品的缺乏，以致于这种产品无法实现全部交换。正因为如此，萨伊指出：“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销路”。[9]一种产品的滞销并不是它本身生产的过多了，而是别的商品生产的太少了。因而，萨伊认为既然产品生产自身就在创造需求，那么产品生产就不会出现过剩，扩大产品需求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是在于生产消费的手段。新的需求恰恰是新的产品生产所创造出来的，生产过剩说明生产不足，所以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依靠生产。这个理论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称之为“萨伊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