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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文科”概念提出以来，许多专业课程也在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方式，而对于古代文学作品来说，也需要从多角度、多方位来进行解读。本文以《诗经》为例探求“大文科”视域下的古代文学作品解读。
关键词：“大文科”;《诗经》;解读
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我们都已经习惯纯粹以文学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眼光来解读，但是对于新时代大学生来说，纯粹停留在这个阶段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内涵探求。“大文科”的跨学科思维已经逐渐普及，因此结合我国传统文化知识和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及社会文化状态，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探求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课堂上的必然。以《诗经》为例，从三个层面上分析古代文学作品。
一、文学鉴赏层面的审美解读
在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中，按照惯例，对文学作品的文学鉴赏是教学中普遍重点讲读的，往往关照作品的创作背景、作品的内容、表现的主题、文学创作手法、作品的思想内涵等等，基本上按照现代人的思维，纯粹就作品而讲读欣赏作品。比如《鹿鸣》这首诗，基本上涉及的就是学习一些《诗经》的基本常识、主要内容和一些代表作品，以及周代的一些基本社会风貌;然后学习《小雅》作为周代庙堂乐歌的一些相关知识及《鹿鸣》是反映周王或者别的君主宴请臣下的诗。在写作手法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为兴;“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1]等是赋;顺便学习“赋、比、兴”创作手法等等。
当然，欣赏一篇古代文学作品，以上几个方面是学生们必须应知应会的。但根据汉语言文学学生的毕业要求和“大文科”的跨学科思维，古代文学作品不能只从分析、鉴赏作品着手，还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风俗文化、政治制度等等各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并且在学习中进行创造性转化，让古代文学作品在学生的人格养成和素质培养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文史结合的文化解读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发展特点，更有着跟那个时代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学习古代文学作品要尽可能地还原到它的创作时代去理解。要想更加深入理解《诗经》就需要结合西周礼乐文化情况来考察。
《周礼·春官·大师》明确说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2] 因此《诗》在周代都是作为教科书以供贵族子弟来学习的，它还承担体现着周代的文化观念的重任。《关雎》被置于“风之始”，不但《士饮酒礼》和《大射礼》必歌《关雎》，即使在“存天理灭人欲”礼教最严的程朱理学时期也不得不先诵《关雎》。按照现代人理解《关雎》就是一首爱情恋歌，这怎么也说不过去的。这就需要从文化层面上对《关雎》进行解读。《关雎》中君子虽然对淑女一见钟情，即使“求而不得”的时候，也没有像司马相如或张生那样逾越礼义，而是“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琴瑟、钟鼓在远古时代本身就礼器，而且除了“祀与戎”之外，钟鼓只有在大婚时才能用，表明这是婚礼大典的时候的乐歌。《毛诗序》也说《关雎》“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即《关雎》是关于婚姻的诗歌。周代特别重视婚姻，婚姻为“人伦之始”，一切人伦道德都以夫妇之道为基础。周代同姓不婚，通过异姓联姻，缔结血缘交好关系，以怀柔政策巩固统治，抵御外侵。《卫风·硕人》篇介绍庄姜时说她是“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体现的就是这种目的，因此当邢国面临灭国之灾的时候，齐国会施以援手。因而《关雎》也特别受到重视，因为它代表了周代理想婚姻，被儒家奉为“正夫妇”并进而“风天下”的道德教材。
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角度的解读
每个王朝建立之后，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建立起能够体现统治理念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周初“制礼作乐”目标就在于此。《周颂》基本上都是颂赞诗和祭祖诗，如果按照审美眼光来看，在文学艺术上绝对比不上《国风》，以至于我们谈《诗经》必说《风》，很少问津《颂》和《大雅》。但《诗经》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承载，最能体现周代礼乐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是《周颂》和“二雅”。
《周颂》作品不但为了祭祀、称扬周人的先祖功业，也在字里行间体现了当时相对殷商时代更为先进的新思想。殷商时期更多的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上天、神灵上，每事必卜，即《礼记·表记》所谓“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直到殷商危在旦夕之时，纣王还在相信“我生不有命在天？”殷商的人一直认为他们拥有天下是上承天命而来的。而在《周颂》和《大雅》中，周人在相信上天、赞颂先祖功业的同时，更强调人力的作用。他们认为“天命靡常，唯德是辅”[4]，上天不会一直眷顾一家，他更倾向于有德者，那些有德者都是民心所向的人，因而要“敬德保民”。比如《周颂·维天之命》就是赞颂“文王之德之纯”，警诫后代子孙要笃守文王之德，才能使国祚长久。《大雅·文王》中说的就更全面了：既宣扬了文王是受天之命，又说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原因是“天命靡常，唯德是辅”;还告诫殷商后代子孙要“侯服于周”“自求多福”，最后告诫周代子孙，要“宜鉴于殷，骏命不易”“仪刑文王”保持文王之德，才能“万邦作孚”。
这些做法显然是吸取了殷商覆亡的教训，而总结出的适合周人治理天下的一套新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我们当然不能拘泥于三千年以前的思想观念，但是当时的一些观念，对现在也有很大意义，我们可以对那些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比如“敬德保民”，无论何时我们都会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致以敬意、并且发扬光大;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直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且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我国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译注.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2017.
[2]叶绍钧选注.礼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3]（清）孙怡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汉）孔安国（唐）孔颖达.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课题名称：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西汉燕赵地区《诗》学复兴与“燕赵文化精神”（HB19ZW002）
作者简介：尹雨晴（1972.01-），女，汉族，河北威县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关键词：“大文科”;《诗经》;解读
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我们都已经习惯纯粹以文学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眼光来解读，但是对于新时代大学生来说，纯粹停留在这个阶段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内涵探求。“大文科”的跨学科思维已经逐渐普及，因此结合我国传统文化知识和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及社会文化状态，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探求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课堂上的必然。以《诗经》为例，从三个层面上分析古代文学作品。
一、文学鉴赏层面的审美解读
在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中，按照惯例，对文学作品的文学鉴赏是教学中普遍重点讲读的，往往关照作品的创作背景、作品的内容、表现的主题、文学创作手法、作品的思想内涵等等，基本上按照现代人的思维，纯粹就作品而讲读欣赏作品。比如《鹿鸣》这首诗，基本上涉及的就是学习一些《诗经》的基本常识、主要内容和一些代表作品，以及周代的一些基本社会风貌;然后学习《小雅》作为周代庙堂乐歌的一些相关知识及《鹿鸣》是反映周王或者别的君主宴请臣下的诗。在写作手法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为兴;“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1]等是赋;顺便学习“赋、比、兴”创作手法等等。
当然，欣赏一篇古代文学作品，以上几个方面是学生们必须应知应会的。但根据汉语言文学学生的毕业要求和“大文科”的跨学科思维，古代文学作品不能只从分析、鉴赏作品着手，还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风俗文化、政治制度等等各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并且在学习中进行创造性转化，让古代文学作品在学生的人格养成和素质培养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文史结合的文化解读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发展特点，更有着跟那个时代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学习古代文学作品要尽可能地还原到它的创作时代去理解。要想更加深入理解《诗经》就需要结合西周礼乐文化情况来考察。
《周礼·春官·大师》明确说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2] 因此《诗》在周代都是作为教科书以供贵族子弟来学习的，它还承担体现着周代的文化观念的重任。《关雎》被置于“风之始”，不但《士饮酒礼》和《大射礼》必歌《关雎》，即使在“存天理灭人欲”礼教最严的程朱理学时期也不得不先诵《关雎》。按照现代人理解《关雎》就是一首爱情恋歌，这怎么也说不过去的。这就需要从文化层面上对《关雎》进行解读。《关雎》中君子虽然对淑女一见钟情，即使“求而不得”的时候，也没有像司马相如或张生那样逾越礼义，而是“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琴瑟、钟鼓在远古时代本身就礼器，而且除了“祀与戎”之外，钟鼓只有在大婚时才能用，表明这是婚礼大典的时候的乐歌。《毛诗序》也说《关雎》“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即《关雎》是关于婚姻的诗歌。周代特别重视婚姻，婚姻为“人伦之始”，一切人伦道德都以夫妇之道为基础。周代同姓不婚，通过异姓联姻，缔结血缘交好关系，以怀柔政策巩固统治，抵御外侵。《卫风·硕人》篇介绍庄姜时说她是“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体现的就是这种目的，因此当邢国面临灭国之灾的时候，齐国会施以援手。因而《关雎》也特别受到重视，因为它代表了周代理想婚姻，被儒家奉为“正夫妇”并进而“风天下”的道德教材。
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角度的解读
每个王朝建立之后，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建立起能够体现统治理念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周初“制礼作乐”目标就在于此。《周颂》基本上都是颂赞诗和祭祖诗，如果按照审美眼光来看，在文学艺术上绝对比不上《国风》，以至于我们谈《诗经》必说《风》，很少问津《颂》和《大雅》。但《诗经》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承载，最能体现周代礼乐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是《周颂》和“二雅”。
《周颂》作品不但为了祭祀、称扬周人的先祖功业，也在字里行间体现了当时相对殷商时代更为先进的新思想。殷商时期更多的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上天、神灵上，每事必卜，即《礼记·表记》所谓“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直到殷商危在旦夕之时，纣王还在相信“我生不有命在天？”殷商的人一直认为他们拥有天下是上承天命而来的。而在《周颂》和《大雅》中，周人在相信上天、赞颂先祖功业的同时，更强调人力的作用。他们认为“天命靡常，唯德是辅”[4]，上天不会一直眷顾一家，他更倾向于有德者，那些有德者都是民心所向的人，因而要“敬德保民”。比如《周颂·维天之命》就是赞颂“文王之德之纯”，警诫后代子孙要笃守文王之德，才能使国祚长久。《大雅·文王》中说的就更全面了：既宣扬了文王是受天之命，又说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原因是“天命靡常，唯德是辅”;还告诫殷商后代子孙要“侯服于周”“自求多福”，最后告诫周代子孙，要“宜鉴于殷，骏命不易”“仪刑文王”保持文王之德，才能“万邦作孚”。
这些做法显然是吸取了殷商覆亡的教训，而总结出的适合周人治理天下的一套新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我们当然不能拘泥于三千年以前的思想观念，但是当时的一些观念，对现在也有很大意义，我们可以对那些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比如“敬德保民”，无论何时我们都会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致以敬意、并且发扬光大;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直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且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我国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译注.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2017.
[2]叶绍钧选注.礼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3]（清）孙怡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汉）孔安国（唐）孔颖达.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课题名称：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西汉燕赵地区《诗》学复兴与“燕赵文化精神”（HB19ZW002）
作者简介：尹雨晴（1972.01-），女，汉族，河北威县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