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丁道衡《为学》一文载于1948年的《行行月刊》第1卷第3期，全文按“专一”“好乐”“毅力”“谦虚”“系统”“创作”六个逻辑层次展开，将读书、修身与实践相互融通，较为系统地阐扬了问学步骤和论学思想，作为教导莘莘学子践行立志向学、求真穷理、报效桑梓的人生目标。《为学》这篇开发灵根和抒发心志的精辟随笔，不仅揭示了为学问道的真工夫和真意义，而且有着启迪当下的新精神。
关键词：丁道衡;《为学》;敬学立志;启真厚德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5-0116-04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5.017
1942年秋，著名地质学家丁道衡怀着报效桑梓的热忱，受聘为国立贵州大学教授，并出任矿冶学系的系主任、文理学院的院长。由于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治学严谨，不仅在全校师生中享有“教授之花”的崇高威望，而且为履践“矢志教育救国，为家乡培养人才”[1]的誓言，为澡雪学子情操，涵化学子人格，以成长为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的栋梁，他还利用行政管理和科研教学闲暇，撰写了多篇短小精悍的论学励志美文。1948年初，时为贵州大学教授委员会主席的他，发表在《行行月刊》“读书指导”栏的《为学》[2]13-15一文，便是其中的名篇力作。
一、《为学》文本特色述略
作为一篇脍炙人口的论学或劝学散文，《为学》仅有千余字，以主敬穷理、立志弘毅、厚德博文、转化创新为基本内容，以开发灵根和抒发心志为旨归。行文特色鲜明，主要表现在论述结构和语言特色两个方面。
就结构而言，全文篇幅短小，结构缜密。整篇文章包括总（引言）与分（主干）两部分，共七个自然段落，重心在于阐明为学的六条法则或问学六径;观其运思逻辑，文章沿着开茅塞、得新知、启德性、养灵性、创新识的演绎进路一气呵成，内外交彻，言简意赅，实现了学问与职志互摄，知识与人格统一，理论与实践融合，形上与形下贯通。
论其语言特色，主要有三：
一是排比修辞的表意手法。如前所述，文章主体框架由六个段落构成，每个段落围绕一个关键词展开，起始句（也是主题句）均以“为学要”开端。六个自成逻辑次第的关键词，按照结构相似、意思深度铰链排列的方法，逐段演进延展，不仅行文上排比项诽迭而出，朗朗上口，语气一贯，节律强劲，而且在表达效果和语言气势上，达到了“增文势”“广文义”的修辞功能，起到了拓展和深化文意的效果，从而增强了论说力度及内在审美性。
二是语言简洁，说理透彻。除个别引证语句外，无论遣词还是命意，都显得直白干练，文中形容词和副词等修饰语使用较少，可谓字字关乎“学”，句句不离“为”，语皆有物，直吐胸怀。特别是作为文章主干部分的六个段落，通过六个“为学要”的相似排比语句，对“为学修德”的法与理，进行了鞭辟入里、力透纸背般的阐释。
三是旁征博引，警句迭出。作者在行文中广泛采撷了经典书籍的贤哲语录，通过有例可援的言说方式，有效增强了文章的哲理性与说服力。因此，全文贯穿的不仅有孔子、庄子、荀子等思想巨擘与教育先贤的至理名言，有出于《尚书》《易经》等经典中的为学进德教导，而且作者自创的警策动人的语句不断出现。譬如“若果不专一，便不能集中力量突破障碍，深入内镜得到学的机会”“若果没有浓厚兴趣为乐不倦，便会意气消沉”“若果没有毅力，便会半途而废”等不朽的思想，迭出的警句，耐人咀嚼，陶冶性情，启智明心。
正是运用这种独具一格的结构和自成一体的论说特征，《为学》对于为学的基本法则和内在精神，进行了渐次深入的揭示和阐述。
二、“为学”进阶释要
丁道衡始终坚信，大凡想成就一番伟大事业者，必先成就伟大之学业。换言之，为实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宏大理想，不能不以发明真理为职志。而真理的求索，往往并非一蹴而就，《中庸》主张学、问、思、辨、行五个递进环节。仅就其中的首个环节“学”而言，众多先哲已作充分阐发并为世人留下了直通款奥的宏论。古代便有孔子的“知之、好之、乐之”三层次;近世有宋人陈善的“读书须知出入法”和朱熹训导门生的修学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咏”“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现代有王国维论及古今成大事业和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之境界”，等等。中国古人将“读书敬学”分为“耳学”和“眼学”两类，前者指听，后者指看。就方法言，中国古代的读书法曾被归纳为“乐读”与“苦读”两种。战国苏秦“锥刺股”和汉代孙敬“头悬梁”的故事，便是“苦读”的典型表达。相反，孔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鞭策，则是“乐读”思想的体现。学者杨天宏论：“其实这是读书学习的两种心境与感受，不是方法，但两种感受都十分必要。一般说来，读书人在学习的初始阶段总会感觉苦楚。”[3]86丁道衡在《为学》中，发前人已所发，又言前人所未言，对“为学”之道，展开了进阶式论述和阐发。
《为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为学之道在于“求得真理进谋福利以尽个人的责任”。然而，上述目标的成败与得失，除受个人天资禀赋与家庭环境影响外，更决定于“为学的方法”和“所取的途径”是否合宜。为阐明为学要义及实践逻辑，作者根据圣哲先贤开启的大道，并结合自身过往的经验，将求知问学法则总结为必不可少的六个步骤，或者说，分解为“专一”“好乐”“毅力”“謙虚”“系统”及“创作”六个次第层面。
第一，为学要“专一”。在一个人的有限生命长度中，向学求知是一项工程浩大的事业，会占去极多时间和极大精力。用《为学》中的话就是：“一个人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而研究院，以至终身为学，耗费数十年的精力与时间。”[2]13既然人的生命长度短暂有限，而人类知识却浩瀚无际，那么如何平衡有限与无限呢？作者借庄子“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古训道明了自己的主张，那就是，专一敬学，有所不为，方能学业精进，使生命的长度和知识的宽度有机统一。与此相反，“非专心一致，全力以赴，不能窥见门径”[2]13。 第二，为学要“好乐”。确定了为学方向后，便需珍惜寸阴，废寝忘食，以学为乐。“只要好乐便会产生力量，把一切艰辛、困难都胜过”，反之，“若果没有浓厚兴趣为乐不倦，便会意气消沉”。学问乃一桩艰辛的苦差事，勤学之工夫，尤不可一日放废，所谓业精于勤，荒于嬉。因此，为学非好乐不能持久，好学近乎智，孔子曾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故而“乐学”常被视作为学问道的最高境界，亦为学问的真门径、真工夫和真精神所在。
第三，为学要“毅力”。丁道衡先生认为，好学应有恒，需澡雪精神，疏瀹性灵，勤勉不怠。“学问的路径既不是个坦途，走起来免不了坎坷，若果没有毅力，便会半途而废。‘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掘井九轫，深不及泉’。”自古迄今，能成大事业者，皆能出则行道，处则求志，未闻玩时惕日，碌碌饱食，浮生浪死，能有所成就者。惟精惟一，坚毅笃行，方成始终，正如《易经》所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丁道衡先生出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风雨如晦年代，青少年时期所历经的，是国破山河碎、同胞遭蹂躏的悲惨时代。由于祖上丁宝桢（叔祖父）和丁梅村（祖父）清廉人格的熏陶，严父丁体文的因势利导，使丁道衡自小树立了济世报国的志向和振兴中华的信念。坚毅笃实的品性，既反映在矢志不渝地负笈北大和西渡德国深造的抱负中，更印证于他或数年如一日地跋涉于西陲绝域，或冒死挺进崔嵬险峻的川康边隅的壮举中。不改初心，方得始终。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为了他辉煌人生的恒久动力，也成就了他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
第四，为学要“谦虚”。勤学好思之外，尚需谦退自处，虚心接人。“学问既无穷尽，无止境。一个人所学得无论如何精深博大，终只是它的一部分，应该继续追求。荀子说‘学不可以已’。”[2]13这种为学需“虚心无我”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太史公司马迁《史记》自序中教导的“无成执”精神。“所谓‘无成执’就是虚心，虚心即心要空，就是没有先入之见。器物惟其空才能装东西，人要虚心才能接受新知识。”[3]82特别是对初学者而言，唯有虚心涵咏，广采博纳，方能学究天人。古往今来，“傲”字最为人之凶德，稍有膨胀，必藐视古人，轻慢师友，非惟害性，亦危及事业，行稳致远必定成为侈谈奢望。反之，谦虚其心，宏大气量，登高涵远，则可成一流上乘之学问气象。
第五，为学要有“系统”。成就学业既要吸收人类之智慧，亦必须具备广博之知识，不能不有专长，亦不能不兼备通识，即所谓通百艺而专一长（Knowing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of something）。学问若支离破碎，所知虽庞杂纷繁，但也往往无甚大用，换作《为学》中的话就是：“非将全部知道的东西融会贯通，再由一个中心思想联系起来，便是有系统的。孔子的道体，是以忠恕为主干，墨子的道体，是以兼爱为要旨，这就是说除开已得知识而外，还有一定的主张——无论是自己创造的新说或是承继别人的理论——各有各的中心思想。”[2]15由于丁道衡先生专攻志留纪及泥盆纪珊瑚的构造，充分认识到必须对“古杯”这一珊瑚始祖加以彻底了解和系统把握。透过论文《解决一个所谓“古盃珊瑚”的统系纠纷》即可明见，为求证科学结论，丁道衡先生对自己展开了一番系统而缜密的知识锻造，涉猎了包括“古杯珊瑚”核心概念释义（包括学术概念的起源与演进过程）、学术史述评、论题相关理论与方法厘定等方面知识。仅学术史评析言，上起1859年比林斯（Billings）率先提出的“古杯”概念，下迄1922年葛利普葛利普教授（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德裔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北京大学地质古生物学开创者。1920年，葛利普教授应聘到中国农商部原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1934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1946年，病逝并安葬于北京（北平）。葛利普教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毕生著作达218种之多，且大都为来华后编著的，包括倡议和编辑的《中国古生物志》8部，内容涉及珊瑚、腕足类、瓣鳃类、腹足类等各门类化石，为我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最早一批地层古生物学者大都出自其门下。1926年6月，恰值丁道衡毕业并留校北京大学任教之期，他以《葛利普博士传》为题撰文一篇，分两期刊发在6月11日和2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 对河北柏林子灰岩中产的“古杯”的论述，该部分几乎占去了全篇论文一半的篇幅。由此可見，其知识的广博精深和态度的科学严谨。
第六，为学要“创作”。学问既需温故，更需知新和开新，“为学若无新意，便不能算是成功。”“知新可由怀疑求真的方法去得来，我们要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不受前任所惑。”[2]15成就伟大之学业，不能不复活文化，不能不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以发明真理为职志。
人们对前人思想文化成果所持态度，大致有如下三种：“信古”“疑古”和“释古”。“信古”就是固守过去，不越雷池一步;“疑古”就是一概否认前人所说，完全另起炉灶;“释古”大体上相当于冯友兰先生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主张。“照着讲”属于遗传，“接着讲”属于创新，通过二者的结合和统一而不是全盘地“信古”或“疑古”，从前人历史“文本”中走出来，直面新的生命语境和世界问题，在具备高度的主体意识基础上“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这样才能实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变通和升华。
丁道衡先生的学术求索历程，贯穿求是创新的精神。1927年，沉睡西北高原亿万年的白云鄂博铁矿之所以被丁道衡首次发现;1939年，西南铝土矿研究之所以因丁道衡的一次科学考察而开启，“有盖珊瑚”的研究论题之所以能被提出和发表，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困扰世界古生物学圈数十年的“古杯珊瑚”谜底之所以得解，这些新成果和新创见，无不昭示出丁道衡先生不媚古、不弃古但“释古”的科学态度。《古杯的更订》撰写和发表于丁道衡赴德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解决了一个所谓“‘古杯珊瑚’的统系（System）问题，争论至今已经七十七年了。有人把它归在原生动物，有人把它归入海绵动物，有人把它归在珊瑚动物，有人把它当作藻类，有人把它作为前二者，或前三者之间的过渡者”[4]223。对于这块长期困扰学界的硬骨头，学界前人向来众说纷纭又莫衷一是。恰如丁道衡先生所论：“这个问题，各家著述洋洋千言，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令人读之，莫所适从，故非先将一切文献暂行搁置，专由化石本身入手，无法可以得一结论。”[4]223
透过字里行间不难明见，丁道衡先生实质上交融互摄地化用了亚圣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古训和先贤张栻“工夫端的贵躬行”教导。一方面，取批判性，接受这一扬弃之法，充分汲取前人“古杯珊瑚”研究既有成果中的有效滋养;另一方面，不拘泥于旧说，不迷信权威，跳出前人陈陈相因的认知框架，躬行实践，上下求索，最终破茧成蝶，使那些“身世不明系统不定的问题”纷纷迎刃而解。诚如丁道衡先生概括的那样：“我想解决这个问题，若果由文献里找得出光明来，那末老头们早就将它解决了，那能等到我来！现在我有的是标本，为什么不自己研究，却去钻死书！”[4]231
简而言之，求是创新是学问的不竭动力，唯有在继承传统中开拓新知，方能实现知识学问不断获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结 语
《为学》起于“专一”而止于“创作”，较为系统地阐扬了敬学立志的步骤和主张，揭示了读书求真、修身厚德与报效桑梓互为融通的关系。这篇开发灵根和发抒心志的精辟随笔，具有言近旨远的现实意义和镜鉴价值，不仅道出了为学问道的真工夫和真意义，而且具有启迪当下的新精神，尤其是对身处“信息网络”时代的莘莘学子，在“微阅读”“碎片化阅读”“扫描式阅读”业已成为时尚甚至大行其道的当下，不失为一剂明心启智的良药。
参考文献：
[1] 姜刚杰.丁道衡传略[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1）：63.
[2]丁道衡.为学[J].行行月刊，1948（3）：13-15.
[3]杨天宏.读书六法：朱熹读书方法演绎[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86.
[4]丁道衡.解决一个所谓“古盃珊瑚”的统系纠纷[J].地质论评，1937（3）：223.
（责任编辑：蒲应秋）
关键词：丁道衡;《为学》;敬学立志;启真厚德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5-0116-04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5.017
1942年秋，著名地质学家丁道衡怀着报效桑梓的热忱，受聘为国立贵州大学教授，并出任矿冶学系的系主任、文理学院的院长。由于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治学严谨，不仅在全校师生中享有“教授之花”的崇高威望，而且为履践“矢志教育救国，为家乡培养人才”[1]的誓言，为澡雪学子情操，涵化学子人格，以成长为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的栋梁，他还利用行政管理和科研教学闲暇，撰写了多篇短小精悍的论学励志美文。1948年初，时为贵州大学教授委员会主席的他，发表在《行行月刊》“读书指导”栏的《为学》[2]13-15一文，便是其中的名篇力作。
一、《为学》文本特色述略
作为一篇脍炙人口的论学或劝学散文，《为学》仅有千余字，以主敬穷理、立志弘毅、厚德博文、转化创新为基本内容，以开发灵根和抒发心志为旨归。行文特色鲜明，主要表现在论述结构和语言特色两个方面。
就结构而言，全文篇幅短小，结构缜密。整篇文章包括总（引言）与分（主干）两部分，共七个自然段落，重心在于阐明为学的六条法则或问学六径;观其运思逻辑，文章沿着开茅塞、得新知、启德性、养灵性、创新识的演绎进路一气呵成，内外交彻，言简意赅，实现了学问与职志互摄，知识与人格统一，理论与实践融合，形上与形下贯通。
论其语言特色，主要有三：
一是排比修辞的表意手法。如前所述，文章主体框架由六个段落构成，每个段落围绕一个关键词展开，起始句（也是主题句）均以“为学要”开端。六个自成逻辑次第的关键词，按照结构相似、意思深度铰链排列的方法，逐段演进延展，不仅行文上排比项诽迭而出，朗朗上口，语气一贯，节律强劲，而且在表达效果和语言气势上，达到了“增文势”“广文义”的修辞功能，起到了拓展和深化文意的效果，从而增强了论说力度及内在审美性。
二是语言简洁，说理透彻。除个别引证语句外，无论遣词还是命意，都显得直白干练，文中形容词和副词等修饰语使用较少，可谓字字关乎“学”，句句不离“为”，语皆有物，直吐胸怀。特别是作为文章主干部分的六个段落，通过六个“为学要”的相似排比语句，对“为学修德”的法与理，进行了鞭辟入里、力透纸背般的阐释。
三是旁征博引，警句迭出。作者在行文中广泛采撷了经典书籍的贤哲语录，通过有例可援的言说方式，有效增强了文章的哲理性与说服力。因此，全文贯穿的不仅有孔子、庄子、荀子等思想巨擘与教育先贤的至理名言，有出于《尚书》《易经》等经典中的为学进德教导，而且作者自创的警策动人的语句不断出现。譬如“若果不专一，便不能集中力量突破障碍，深入内镜得到学的机会”“若果没有浓厚兴趣为乐不倦，便会意气消沉”“若果没有毅力，便会半途而废”等不朽的思想，迭出的警句，耐人咀嚼，陶冶性情，启智明心。
正是运用这种独具一格的结构和自成一体的论说特征，《为学》对于为学的基本法则和内在精神，进行了渐次深入的揭示和阐述。
二、“为学”进阶释要
丁道衡始终坚信，大凡想成就一番伟大事业者，必先成就伟大之学业。换言之，为实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宏大理想，不能不以发明真理为职志。而真理的求索，往往并非一蹴而就，《中庸》主张学、问、思、辨、行五个递进环节。仅就其中的首个环节“学”而言，众多先哲已作充分阐发并为世人留下了直通款奥的宏论。古代便有孔子的“知之、好之、乐之”三层次;近世有宋人陈善的“读书须知出入法”和朱熹训导门生的修学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咏”“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现代有王国维论及古今成大事业和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之境界”，等等。中国古人将“读书敬学”分为“耳学”和“眼学”两类，前者指听，后者指看。就方法言，中国古代的读书法曾被归纳为“乐读”与“苦读”两种。战国苏秦“锥刺股”和汉代孙敬“头悬梁”的故事，便是“苦读”的典型表达。相反，孔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鞭策，则是“乐读”思想的体现。学者杨天宏论：“其实这是读书学习的两种心境与感受，不是方法，但两种感受都十分必要。一般说来，读书人在学习的初始阶段总会感觉苦楚。”[3]86丁道衡在《为学》中，发前人已所发，又言前人所未言，对“为学”之道，展开了进阶式论述和阐发。
《为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为学之道在于“求得真理进谋福利以尽个人的责任”。然而，上述目标的成败与得失，除受个人天资禀赋与家庭环境影响外，更决定于“为学的方法”和“所取的途径”是否合宜。为阐明为学要义及实践逻辑，作者根据圣哲先贤开启的大道，并结合自身过往的经验，将求知问学法则总结为必不可少的六个步骤，或者说，分解为“专一”“好乐”“毅力”“謙虚”“系统”及“创作”六个次第层面。
第一，为学要“专一”。在一个人的有限生命长度中，向学求知是一项工程浩大的事业，会占去极多时间和极大精力。用《为学》中的话就是：“一个人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而研究院，以至终身为学，耗费数十年的精力与时间。”[2]13既然人的生命长度短暂有限，而人类知识却浩瀚无际，那么如何平衡有限与无限呢？作者借庄子“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古训道明了自己的主张，那就是，专一敬学，有所不为，方能学业精进，使生命的长度和知识的宽度有机统一。与此相反，“非专心一致，全力以赴，不能窥见门径”[2]13。 第二，为学要“好乐”。确定了为学方向后，便需珍惜寸阴，废寝忘食，以学为乐。“只要好乐便会产生力量，把一切艰辛、困难都胜过”，反之，“若果没有浓厚兴趣为乐不倦，便会意气消沉”。学问乃一桩艰辛的苦差事，勤学之工夫，尤不可一日放废，所谓业精于勤，荒于嬉。因此，为学非好乐不能持久，好学近乎智，孔子曾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故而“乐学”常被视作为学问道的最高境界，亦为学问的真门径、真工夫和真精神所在。
第三，为学要“毅力”。丁道衡先生认为，好学应有恒，需澡雪精神，疏瀹性灵，勤勉不怠。“学问的路径既不是个坦途，走起来免不了坎坷，若果没有毅力，便会半途而废。‘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掘井九轫，深不及泉’。”自古迄今，能成大事业者，皆能出则行道，处则求志，未闻玩时惕日，碌碌饱食，浮生浪死，能有所成就者。惟精惟一，坚毅笃行，方成始终，正如《易经》所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丁道衡先生出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风雨如晦年代，青少年时期所历经的，是国破山河碎、同胞遭蹂躏的悲惨时代。由于祖上丁宝桢（叔祖父）和丁梅村（祖父）清廉人格的熏陶，严父丁体文的因势利导，使丁道衡自小树立了济世报国的志向和振兴中华的信念。坚毅笃实的品性，既反映在矢志不渝地负笈北大和西渡德国深造的抱负中，更印证于他或数年如一日地跋涉于西陲绝域，或冒死挺进崔嵬险峻的川康边隅的壮举中。不改初心，方得始终。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为了他辉煌人生的恒久动力，也成就了他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
第四，为学要“谦虚”。勤学好思之外，尚需谦退自处，虚心接人。“学问既无穷尽，无止境。一个人所学得无论如何精深博大，终只是它的一部分，应该继续追求。荀子说‘学不可以已’。”[2]13这种为学需“虚心无我”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太史公司马迁《史记》自序中教导的“无成执”精神。“所谓‘无成执’就是虚心，虚心即心要空，就是没有先入之见。器物惟其空才能装东西，人要虚心才能接受新知识。”[3]82特别是对初学者而言，唯有虚心涵咏，广采博纳，方能学究天人。古往今来，“傲”字最为人之凶德，稍有膨胀，必藐视古人，轻慢师友，非惟害性，亦危及事业，行稳致远必定成为侈谈奢望。反之，谦虚其心，宏大气量，登高涵远，则可成一流上乘之学问气象。
第五，为学要有“系统”。成就学业既要吸收人类之智慧，亦必须具备广博之知识，不能不有专长，亦不能不兼备通识，即所谓通百艺而专一长（Knowing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of something）。学问若支离破碎，所知虽庞杂纷繁，但也往往无甚大用，换作《为学》中的话就是：“非将全部知道的东西融会贯通，再由一个中心思想联系起来，便是有系统的。孔子的道体，是以忠恕为主干，墨子的道体，是以兼爱为要旨，这就是说除开已得知识而外，还有一定的主张——无论是自己创造的新说或是承继别人的理论——各有各的中心思想。”[2]15由于丁道衡先生专攻志留纪及泥盆纪珊瑚的构造，充分认识到必须对“古杯”这一珊瑚始祖加以彻底了解和系统把握。透过论文《解决一个所谓“古盃珊瑚”的统系纠纷》即可明见，为求证科学结论，丁道衡先生对自己展开了一番系统而缜密的知识锻造，涉猎了包括“古杯珊瑚”核心概念释义（包括学术概念的起源与演进过程）、学术史述评、论题相关理论与方法厘定等方面知识。仅学术史评析言，上起1859年比林斯（Billings）率先提出的“古杯”概念，下迄1922年葛利普葛利普教授（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德裔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北京大学地质古生物学开创者。1920年，葛利普教授应聘到中国农商部原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1934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1946年，病逝并安葬于北京（北平）。葛利普教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毕生著作达218种之多，且大都为来华后编著的，包括倡议和编辑的《中国古生物志》8部，内容涉及珊瑚、腕足类、瓣鳃类、腹足类等各门类化石，为我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最早一批地层古生物学者大都出自其门下。1926年6月，恰值丁道衡毕业并留校北京大学任教之期，他以《葛利普博士传》为题撰文一篇，分两期刊发在6月11日和2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 对河北柏林子灰岩中产的“古杯”的论述，该部分几乎占去了全篇论文一半的篇幅。由此可見，其知识的广博精深和态度的科学严谨。
第六，为学要“创作”。学问既需温故，更需知新和开新，“为学若无新意，便不能算是成功。”“知新可由怀疑求真的方法去得来，我们要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不受前任所惑。”[2]15成就伟大之学业，不能不复活文化，不能不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以发明真理为职志。
人们对前人思想文化成果所持态度，大致有如下三种：“信古”“疑古”和“释古”。“信古”就是固守过去，不越雷池一步;“疑古”就是一概否认前人所说，完全另起炉灶;“释古”大体上相当于冯友兰先生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主张。“照着讲”属于遗传，“接着讲”属于创新，通过二者的结合和统一而不是全盘地“信古”或“疑古”，从前人历史“文本”中走出来，直面新的生命语境和世界问题，在具备高度的主体意识基础上“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这样才能实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变通和升华。
丁道衡先生的学术求索历程，贯穿求是创新的精神。1927年，沉睡西北高原亿万年的白云鄂博铁矿之所以被丁道衡首次发现;1939年，西南铝土矿研究之所以因丁道衡的一次科学考察而开启，“有盖珊瑚”的研究论题之所以能被提出和发表，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困扰世界古生物学圈数十年的“古杯珊瑚”谜底之所以得解，这些新成果和新创见，无不昭示出丁道衡先生不媚古、不弃古但“释古”的科学态度。《古杯的更订》撰写和发表于丁道衡赴德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解决了一个所谓“‘古杯珊瑚’的统系（System）问题，争论至今已经七十七年了。有人把它归在原生动物，有人把它归入海绵动物，有人把它归在珊瑚动物，有人把它当作藻类，有人把它作为前二者，或前三者之间的过渡者”[4]223。对于这块长期困扰学界的硬骨头，学界前人向来众说纷纭又莫衷一是。恰如丁道衡先生所论：“这个问题，各家著述洋洋千言，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令人读之，莫所适从，故非先将一切文献暂行搁置，专由化石本身入手，无法可以得一结论。”[4]223
透过字里行间不难明见，丁道衡先生实质上交融互摄地化用了亚圣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古训和先贤张栻“工夫端的贵躬行”教导。一方面，取批判性，接受这一扬弃之法，充分汲取前人“古杯珊瑚”研究既有成果中的有效滋养;另一方面，不拘泥于旧说，不迷信权威，跳出前人陈陈相因的认知框架，躬行实践，上下求索，最终破茧成蝶，使那些“身世不明系统不定的问题”纷纷迎刃而解。诚如丁道衡先生概括的那样：“我想解决这个问题，若果由文献里找得出光明来，那末老头们早就将它解决了，那能等到我来！现在我有的是标本，为什么不自己研究，却去钻死书！”[4]231
简而言之，求是创新是学问的不竭动力，唯有在继承传统中开拓新知，方能实现知识学问不断获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结 语
《为学》起于“专一”而止于“创作”，较为系统地阐扬了敬学立志的步骤和主张，揭示了读书求真、修身厚德与报效桑梓互为融通的关系。这篇开发灵根和发抒心志的精辟随笔，具有言近旨远的现实意义和镜鉴价值，不仅道出了为学问道的真工夫和真意义，而且具有启迪当下的新精神，尤其是对身处“信息网络”时代的莘莘学子，在“微阅读”“碎片化阅读”“扫描式阅读”业已成为时尚甚至大行其道的当下，不失为一剂明心启智的良药。
参考文献：
[1] 姜刚杰.丁道衡传略[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1）：63.
[2]丁道衡.为学[J].行行月刊，1948（3）：13-15.
[3]杨天宏.读书六法：朱熹读书方法演绎[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86.
[4]丁道衡.解决一个所谓“古盃珊瑚”的统系纠纷[J].地质论评，1937（3）：223.
（责任编辑：蒲应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