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抗战时期,根据中共中央锄奸方针的要求,山东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发布了一系列锄奸指示和政策,建立与健全锄奸组织,开展秘密斗争和锄奸运动.在锄奸过程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轻信口供、忽视人权、夸大敌情等,但总的说来根据地锄奸组织逐步建立健全,锄奸政策越来越完备,锄奸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锄奸斗争普遍提高了群众的认识,提升了对敌斗争水平,稳定了社会秩序,扩大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机 构】
：
三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三明365004
【出 处】
：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抗战时期,根据中共中央锄奸方针的要求,山东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发布了一系列锄奸指示和政策,建立与健全锄奸组织,开展秘密斗争和锄奸运动.在锄奸过程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轻信口供、忽视人权、夸大敌情等,但总的说来根据地锄奸组织逐步建立健全,锄奸政策越来越完备,锄奸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锄奸斗争普遍提高了群众的认识,提升了对敌斗争水平,稳定了社会秩序,扩大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其他文献
汪曾祺的饮食散文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占有较大比例,滋味丰富,趣味性、审美性、人文性三者共存.饮食散文并不仅仅停留于纯粹味觉的感官体验,而是蕴含了丰富的文学意蕴和文化价值,体现为自得其乐的人生哲学、乡思乡愁的情感抒发以及饮食之道与文学观之间互通有无.汪曾祺的饮食散文,一方面勾连了“饮食入文”的文学传统,一方面又开拓了当代散文的写作路径,意蕴深厚,值得细品.
葫芦河流域方言中的“臧[tsa?53]”、会宁话中的“昝[tsan53]”、广河话中的“早[ts?53]”和固原话中的“仉[tsa?53]”,都可以表示时间,义为“现在”,都可以用作连接成分和话语标记.四个词发音相近,意义和用法基本相同,使用地域相连,应为同源词.
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着重强调了“人民”对于文艺工作的重要作用,梳理了文艺工作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建设的重要性鲜明地凸现出来.文艺作品来源于人民,是人民创造了文艺,滋养了文艺;文艺服务于人民,始终鼓舞着人民,引领着人民,陶冶着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与文艺作品的检验标准,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人民喜爱和需要的文艺作品;文艺作品是中华民族登上世界舞台的文化名片,是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鲜明体现.
清代三法司“两议”机制是应对中央司法审判工作的复杂性而产生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加强司法监督、制衡中央司法权、预防冤假错案、保证司法公正.然而,其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两议”泛滥、法司对立等问题,扰乱司法程序、影响司法效率.在新时代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该机制成功的经验与产生的问题,都值得今人借鉴与思考.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不断的理论求真与实践淬炼中,历经探寻与尝试、曲折与转折、蓄力与调适、稳固与奋进、赓续与开新五个阶段得以形成,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基本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化,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所推崇的“个人中心化”固有模式束缚而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突破单向度发展方式制约以推进“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谋求独立自主以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现代化.新时代,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以伟大精神为引航和以理论创新为动力作为探索中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频繁爆发,预示着资本逻辑的现实形态也在不断呈现出新变化.金融化作为“拯救资本与劳动过剩”的手段,更加拓展了资本社会化的进程.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演进,呈现出高杠杆率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主体的无序扩张以及技术对金融的重塑若干特征,导致金融压倒实业的不可逆性、阶级分化的加剧、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动荡.其本质上仍在于技术创新下资本逻辑内在的扩张性和金融脱实向虚的惯性,并没有脱离资本自因性和脱域性的本质,而仅是在剩余价值分配上树立了新规则.深度剖析当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
在符合论真理、有用即是真理、逻辑自洽即真理和充足理由的真理等多种形式的真理观中,克尔凯郭尔认为真理是内心性、建设性和生成性的,并利用“自我中心困境”批判客观真理是与主体的生存相连的、渗透着理论的激情,指出真理是通过最具激情的内心性在占有之中牢牢抓住的一种客观不确定性.从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主体是意识流、客体是复杂、随机和偶然的不确定性,导致符合论真理观中的“主客相符”成为主观意识不知怎样与复杂、随机和偶然的客观对象相符的悖论,哥德尔定理和涌现现象证明任何理论是不完备的.克尔凯郭尔的悖论真理观开启了后现代
针对“基础/上层建筑”①理论,历来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微调二分法,另一种是超越二分法.为了打破经济决定论的束缚,威廉斯提倡文化“隐喻”说,立足于文化唯物主义,他从文化分析入手,主张打破传统二分法模式,再造总体-霸权的文化三元组.伊格尔顿批判威廉斯过分看重文化的作用,忽视了物质的基础性作用.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捍卫二分法模式,提出了意识形态“功能说”.从功能性角度,伊格尔顿重点阐述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旨在回归意识形态,重新走近马克思.
马克思根据19世纪的时代背景对文艺作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创新发展文艺生产论.在主体维度上,马克思界定文艺生产者的身份和立场;在客体维度上,马克思提出文艺情感要反映时代;在价值维度上,马克思强调文艺的经济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马克思文艺生产论在当代具有新的表现:先进生产工具导致生产者在生产中的地位下降,进而诱发工具理性问题;创作模式由个人创作转向集体创作,文艺作品展现出系统化和体系化特征;新型媒介广泛应用于文艺传播,推动文艺经济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深度融合.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对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不断进行创新,总体而言,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创新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一是发展农业经营主体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发展农业经营主体必须依靠群众;三是发展农业经营主体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四是发展农业经营主体必须加强和完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