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当下和古代相比较，如果硬要作出高下判断，其结论无非是“今不如古”，或者“古不如今”，当然若要表述得准确一点，可以加上“就某方面而言”云云。“今不如古”，在中国古人那里属于主流话语，虽然也偶有别样的声音，但不足为大观。例如唐代杜佑《通典》卷一八五《边防一》序云：“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质事少，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既肯定“非今是古”是大方向，也指出“古不如今”之处“或亦有之”。另外像“人心不古”之类的慨叹，时时可见。譬如《镜花缘》第二十七回：“三代以后，人心不古。”《三侠剑》第五回：“现时的年月，人心不古，诈术百出。”《补红楼梦》第十六回：“即如《西厢记》上的故事，大伤风化而人反艳称，可见都是人心不古的缘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回：“人心不古，诡变百出。”1895年，严复这样剖析中西之别：“尚谓中西事理，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1〕到了二十世纪，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古不如今”经常成为时代的强音，像“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袋烟”之类的“红旗歌谣”，就将这种观念演绎得极为生动。不论是“今不如古”还是“古不如今”，倘若先存其于头脑中，再来看古代的人和事，那视角就会有两种：要么仰观，要么俯察。仰观与俯察，运用得好，视野开阔，不至于有“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叹；用得不好，其弊有二：或因崇拜而轻信，或因无知而傲慢。
　　就说俯察，本身是一种绝好的视角，俗话所谓“站得高，看得远”。譬如我们现在回望几十年前的学术论著，既可见前辈的贡献和地位，也可见其缺点和不足。因为几十年间，资料的发现、方法的引进、观念的更新等诸多因素，完全可以使我们的眼光更为高远。毕竟，我们借以立身的是前辈的“肩膀”。这既不是要否定前辈的成绩，也不是以今日之标准苛求前辈，而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否则，学术岂不是永远原地徘徊？但是，我们承认“学术在进步”的同时，仍有必要追问：后来者是否一定就比前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或者，学术是否一定在“进步”？一个典型的反例是，品读《荡寇志》，鲁迅先生说：“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2〕几十年后，很多学者却因该书的“立场问题”而轻视之，其间的高下不言自明。可见“学术在进步”有时是事实，有时也只是拟想，套用哲学术语说，它是描述性的（进步已经发生），同时又是规范性的（进步应该发生）。
　　俯察四大名著，是否也会有类似的状况呢？我们的时代，距离罗贯中们的时代已经几百年了。这几百年，物质领域和精神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进步”，可以说是全社会的共识。既然“历史在进步”，我们就比罗贯中们“站得高，看得远”，俯察他们的作品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历史在进步”的命题能否绝对成立，仍不可不辨。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都提出了这个问题：普遍的“进步”是否可能？“科学、知识确实是不断增长着，技术及其功效也不断扩张着。但是，力量的追求和科学的增长并未保证德性和幸福一定随之增长。现实生活不仅更多地证明了章太炎在世纪初的观察：善进化，恶也进化；乐进化，苦也进化。而且我们今日发现，现代社会普遍地陷入价值失范的困境。更进一层，我们应该追问：幸福是否可以用量化的尺度来比较？品尝‘XO’的现代人，是否就比浊酒一杯的杜甫有更多的快乐？”〔3〕如果“进步”并不是普遍的真理，我们俯察古人的作品就应当小心：也许在某些方面，我们还不如古人，或者我们和古人之间，根本就没有区别高下的可比性。
　　譬如我们曾经说，《三国演义》的局限性之一是“英雄史观”，即所谓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观点。的确，若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为进步的和正确的，那“英雄史观”当然是落后的和错误的。且不管这两种历史观是否决然对立，我们试想一下，《三国演义》若以“群众史观”为主宰，它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是以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村落为中心，写他们在乱世中的悲欢离合，进而反映社会历史的变迁。可是这样就能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吗？恐怕未必。然而除此之外，我实在想像不出《三国演义》如何表现“群众史观”。
　　近代以来的学人曾对中国历朝正史有过很多批评，如斥为帝王家谱，只为封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云云。这种批评实在是对中国史书的传统缺乏同情和了解。“帝王的本纪，与西方的帝王传记有别，鲜及帝王的私生活，绝非帝王家谱，实是以帝王为首的国家大事编年，保存了一个朝代史事的进展与全貌。列传原是各社群里的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不仅包括皇子、后妃、宦官、外戚、循吏、酷吏，而且包括忠义、孝友、儒林、文苑、方技、隐逸，以及烈女、货殖、四夷，甚至游侠等，包揽甚广，也可以说是某一社群里的模范（role models），能由‘模范’见及整个社群，正是列传所要达到之目的，显然与西方所谓的个人传记，大异其趣”〔4〕。由此再来看“据正史，采小说”而成的《三国演义》，其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自是顺理成章，而且读者由“帝王将相”可见历史面貌，亦是题旨所在，正如嘉靖本卷首修髯子《引》所云：“今古兴亡数本天，就中人事亦堪怜。欲知三国苍生苦，请听通俗演义篇。”
　　以“进步”的“群众史观”俯察“落后”的“英雄史观”，自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豪情，然而其间亦容易出现偏颇。这不仅由于“进步”与“落后”的命题本身尚可再讨论，还在于以今衡古、由高向下的远距离“审视”，不如设身处地、平心静气的“体贴”更能领会古人的真意。而另一种相反的视角——仰观，也同样有可能产生偏差。
　　仰观的起源有二：一是“今不如古”的观念，即“崇古思想”；二是“经典”的声望，它让我们肃然起敬。于是，面对古代的作品，尤其是古代的“经典”，后人很容易在进入之前，就已经预备了仰观的目光。西方有“正典”（canon）一词，分别译自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意谓“量尺”或“量杆”。这表明正典是一系列在信仰和教义上具有绝对权威的书卷，可以用来比较和衡量其他的著作或教导（决定它们是否正确）。我们这里说的“经典”，与“正典”意思相近。倘若在阅读之中，发现实际的感受与最初对经典的期待有差距，很多读者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读不出它的好处？莫非我的理解力、感受力跟不上经典？”等到认同它为经典——不管这一过程是自然发生的还是努力靠拢的结果——它也就成了标准，其他作品的高下皆可据此判定。
　　李零先生说他早年读《论语》，感受是：“此书杂乱无章，淡流寡水，看到后边，前边就忘了，还有很多地方，没头没尾，不知所云，除了道德教训，还是道德教训，论哲理，论文采，论幽默，论机智，都没什么过人之处。”他又说：“如果没有心理暗示，像我小时候一样，像很多外国人一样，既没人劝我尊，也没人劝我不尊，很多人的感受，可能和我一样（不读《论语》也能直探孔子心曲的人，不在此列）。”〔5〕所谓“心理暗示”，撇开“尊”或“不尊”政治宣传不谈，当包括“《论语》是经典”。有了这样的“心理暗示”，就自然仰望之，推崇之，很多论断甚至不需要论证，因为读者觉得：“经典”嘛，就是如此！那态度，大概就像“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论语·乡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