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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八年(己未·1919年),我五十七岁.三月初,我第三次来到北京.那时,趁军队打着清乡旗号、土匪暂时敛迹的机会,我离开了家乡.我离家时,父亲八十一岁,母亲七十五岁.两位老人心里明白,我这次出门不同于以前的几次远游,是要定居北京的,以后再回家乡,反倒要变为作客了.因此,他们再三叮嘱我,希望时局安定些后常回家看看.春君舍不得扔掉家乡那点薄产,情愿带着儿女株守家园,并对我说:“我是个女人,留在乡间见机行事,谅无妨害,等你在京站稳了脚跟,我就往来京湘,也能时时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