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隐约知道张浅潜患有抑郁症。我不了解这个病。张浅潜要来成都演出，就去看了。演出设在一家狭小咖啡馆。我进去时，几十个座位已经坐满了人，有不少人站着。我站在舞台边上，看着他们。舞台很小，背后堆着杂物。几个人在那里说话，做演出前的准备。经朋友指点，我才认出张浅潜——利落的短发，白毛衣，牛仔裤；个头不高，化过妆；昏黄的灯光下，看不出具体的年龄。后来知道，她已经45岁。
　　她摆弄着装了塑料套的苹果手机，矜持，沉默，有些紧张。朋友围着她。
　　嘉宾歌手唱了两首歌，最后那首叫《致浅潜》。张浅潜上台，摆弄了两下话筒，试拨吉他，然后，演出开始了。她一口气唱了将近两个小时。中途，她偶尔说说话，嘀咕着，像交流，也像喃喃自语。她要过一杯水。水杯放在脚边，一直没有动。听众心疼她，请她休息一下。她歇了一小会儿，又上台唱了三首歌，宣布：“结束了。”
　　人群意犹未尽，不肯散去，眷恋于这个有音乐的夜晚，想多看两眼在这个夜晚闪耀的女人。
　　整整一年，张浅潜都在演出，陆陆续续，西安、长沙、广州、深圳、珠海、桂林、南宁。成都之后，还有昆明、大理、丽江。
　　在成都，她住在朋友正在筹备开业的客栈里。客栈位于住宅小区的七楼。我进去时，她的朋友正在准备晚饭。她站在门口招呼我，乱糟糟的头发，像刚从床上起来。她把我迎进房间。房间里一张桌，桌面上铺满书和各种零碎物。靠墙的双人床上，一把吉他，几本书，玩偶，被子，她演出用的歌词夹，包，衣服，还有一台正在工作的笔记本电脑。很难让人相信，这个房间里住着人，床上睡过人。
　　她坐床沿，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她说着昨天晚上遭遇的事，还有留在北京的吉他，她纠结住在朋友的客栈要不要付钱。以前通过不同的媒体报道，知道她的神经质和抑郁。她的状态让我感到紧张和惊慌。我问她熟悉的话题，你是什么星座？“双鱼座。”她快速回答，又转到她的纠结之中。我说，“刚过了生日吧？”她嗯一声，又说她留在北京的吉他，已经是第三遍。我问起她的家人，她说了两句，提到一个男人的名字，问我，你说我要不要给他打电话？她愧疚，昨天她就是纠结于要不要给那个男人打电话，影响了她与成都朋友的交流。我们处于不同的纬度，交流没有展开。她说：“我纠缠于细节的东西太多了，我这个人有点问题。”
　　她啃着半只苹果。一个小时后，她的两位粉丝上门拜访——那天演出时，他们坐在第一排，昨天，他们带来巧克力，又请张浅潜喝酒。今天，他们带来水果和食物。
　　饭已做好。张浅潜坐到了饭桌上。一桌子人，守着满桌子菜，喝着红酒和啤酒，围绕着张浅潜说话，充满关切和怜爱，为她叫屈，为她惋惜，也为她正在行进中的生活规划和设想。
　　无人否认她的天分。她唱歌，做模特，画油画，为报刊写专栏，出版过作品集，还有一书稿等待出版。说起书稿的时候，她说，她要和一位书商朋友联系，拿起电话，摆弄了一下，又放下。
　　作为热爱音乐的歌迷，我第一次听到她的歌，是在《红星四号》的多人合集中。她签约于红星生产社。“红星”系列先后推出老狼、郑钧、田震、许巍、小柯、张亚东等音乐人的作品。正是通过这张专辑里的两首歌，《张浅潜的阳台》、《再次发芽》，张浅潜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并被人记住。而在前一年，它她与赵半狄合作了视觉艺术作品《赵半狄和张浅潜》。
　　那是1997年。那几年，很多音乐人称之为新音乐的春天。乐评人颜峻在《北京新声》记录了他们的成长。汪峰、子曰乐队、沈黎晖、张浅潜。很多年后，颜峻说，“张浅潜曾经是我最看好的女歌手。”
　　那时的张浅潜像一只成熟的红苹果，高挂枝头，引发众多赞美。
　　评论说：“《阳台》以精灵般的，充满神秘诱惑的声音，向听者描摹了主人公内心的欲望和困惑，从女性角度去关注男性的内心世界，及生存现实里的游移状态。以现实手法述传着这一代人青春的迷失，这一视觉也充分体现了张浅潜对女性自身的注意，她的镜头般的画面语絮向我们展示可以超越男性女性本身的境界。这支歌的旋律颇为奇异，唱者近乎于喃喃絮语的演绎更使其平添几分异样的韵致。”
　　突然之间，她似乎成名了。
　　她出生在甘肃，家在西宁。毕业于西宁艺术学校，学小提琴，后来去了迷笛学校，又到广州当平面模特，为“美的电器”拍广告。到北京，是因为办画展，却神奇地开始唱歌，成为歌手，与唱片公司签约，获得众多音乐大奖。
　　2002年，她的作品集《迷人的迷》出版，由著名图书策划人杨葵约稿并编辑。有读者评论说，“她的语言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张力，想单纯地用语言来释放一种情绪，于是她为了极力地表现扭曲了自己的语言，所有的文字都呈现一种病态，但我们知道她在说些什么。”有报刊请她写专栏。
　　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张浅潜患上抑郁。
　　她在《另一种情感》里唱：“我最怕身体的生死病痛，也最渴望它的欢乐气氛。现实里还有什么不能等待，看见你是满足不是无奈。沉默的日子我醒来只能再睡，那深深的爱恋我装作看不见。”
　　“在我的歌里，我表达的是对女性在社会和历史中的位置的关注，以及对女性独立的向往”。哪怕生病，也没有影响她的价值观。与她的短暂的交流中，想努力去理解她对事业和生活的困顿情绪，感知她的纠结与自我之战，也能感知她的自由和独立。她说：“跟他们不一样，我不是混江湖的。”追问她，什么样才是混江湖的？
　　她没有回答，走开了。不过，她的想法很容易就让人猜透，无涉商业和艺术的争论，也不是简单的顺从或者倔强的坚持。她坚持的不是自己，而是一种艺术的精神。那就是一种本真的，纯粹的真诚，类似一种来自悠远古代或者人性深处的东西，如同善与恶一样，就像纯真的孩子，固执地认为，应该把拣到的东西物归原主。听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这些东西，依然能够感觉到。
　　她说，她无法改变自己，做一个庸俗的音乐人。
　　有一天，她在微博上说：“我搜了一下全部的钱，就只有69块。”下面有人留言，要资助她。我刚和她见面，她坚持让我带走歌迷送的巧克力（我拒绝了），采访中，她拿出一张碟，要送给我（临走，我把碟放在了座位上）。她的大度和热情，在朋友中久负盛名，常常让人感到意外。她抢着买单，却又常常感到愧疚，仅仅因为窘迫，而不能伸张友谊。
　　春节前，她回了老家西宁。她把侄女的照片，和家人一起包饺子的照片发到微博。她说，家人希望她有家庭，有感情，“因为有感情，才能有事业啊。”她狠狠地咬了一口苹果，“没有一个终结我的人。”她得意地笑。
　　“他们最希望有孩子，有家庭。”
　　开客栈的朋友说她深陷于一段感情里，已经十多年，依然无法走出来。对方并不知道，两人多年没有联络。她在网络上搜那个人的信息，一次一次声称要给他打电话，纠结于要不要给他打电话。她把自己缠绕在一段陈旧的记忆里，固步不前。
　　她被生活紧紧箝住，被老旧的、失效的记忆控制，也被对音乐的渴望控制着。交流成为她的难题。她自己也说：“我现在很受困扰。人不可能脱离人啊。有的时候，我想，在一个自省的阶段，每天这样，我很惊慌的。”她的朋友说，一个著名的音乐栏目邀请她，她“拖”着，给拖掉了，原因却是她觉得自己的住的地方很小，不能邀请人家到家里来看一看。
　　她一再鼓动大家下楼，去酒吧。对歌迷的愧疚，让她不能释怀，她想请大家去坐一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