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时代的产物,其发展演进离不开国际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已深度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成为国际体系演进最重要的变量之一。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持续深刻调整,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发展拥有了新的现实基础。基于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变化以及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长期探讨,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挖掘中国经验的理论价值,立足中国视角、中国理念和中国案例推动学术进步和学科发展,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中国贡献。在理论创新上,
【机 构】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北京100732
【基金项目】
:
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困境及中国方案研究”(项目批准号:18BGJ025)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时代的产物,其发展演进离不开国际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已深度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成为国际体系演进最重要的变量之一。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持续深刻调整,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发展拥有了新的现实基础。基于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变化以及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长期探讨,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挖掘中国经验的理论价值,立足中国视角、中国理念和中国案例推动学术进步和学科发展,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中国贡献。在理论创新上,如何在中国迈向“强起来”的过程中处理好中美大国关系、如何在声势浩大的逆全球化潮流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开放、如何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革中重新定位国家与市场关系,都是当前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中国学者思考守成国与崛起国关系、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取向、国家与市场角色等基本问题,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源和动力源泉。总之,新时代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起点,也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新机遇。
其他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世界经济学者植根中国的实践,著书立说,建言献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对外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世界经济年鉴》编辑部联合中国知网和中国版本图书馆,发起“改革开放40年40本世界经济学优秀中文图书”评选活动。以下是评选结果。
地主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民主研究的重要维度。既有结构主义路径和理性选择路径总体上认为地主是不利于民主化的社会力量。但是,菲律宾地主与民主的共生关系却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统治通过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赋权,将土地私有制和自由民主制引入了菲律宾,由此产生的地主精英通过竞争性选举获得政治权力来维护和平衡阶级利益,从而实现了与民主的结合,形成了“封建制民主”。其内在机制是当民主的人民民主本质被改造为程序性的选举式民主时,民主反而成为保护支配阶级的一种工具。封建制民主是菲律宾陷入国家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
进入21世纪以来,非常规战争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理论谱系上,学术界已经对非常规战争的内在本质、基本特征和行为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理论。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认为非常规战争所呈现出的形态及其战略战术与以往相比有了重要变化,凸显了克劳塞维茨式战争逻辑之外的一面,即战争中的弱者通过非常规方式增强自我力量、通过非常规方式向国家行为体施加成本来战胜强者的隐性逻辑。基于这种隐性逻辑,从非国家行为体的视角重新审视战争,可以发现非常规战争中的作战方式已经使得战争形态发生了四点巨大变化:战争的形
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公共卫生挑战,《国际卫生条例(2005)》提出了“国际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PHEIC)”这一概念,并授予世界卫生组织推进国际合作的新职权。具体而言,世卫组织扮演着提供政策建议、指导国际合作的规范性角色以及开展实地应对的行动性角色。从运作实践来看,世卫组织长期形成的技术专长以及政策建议的科学性是其扮演规范性角色的基础,科学认知的发展和应对经验的积累有助于提升世卫组织在协调国际集体行动方面的权威性。与此同时,在应对卫生危机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对世卫组织的期待进一步提升,要求它提供更多实际的
阿富汗是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背景下实施“国家建设”的主要对象。基于考察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相关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可以认为美国在阿富汗展开的“国家建设”缺乏切实可行的目标和连贯明确的战略,很多政策相互矛盾,资源投入严重不足,在政策执行和机构协调等方面问题重重。美国在阿富汗的安全重建受到“反恐”和“反叛乱”军事行动的主导,削弱了阿富汗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安全感,重建援助的“军事化”问题突出。在政治重建方面,美国不顾北方联盟和部分国家的反对,在阿富汗推行总统制,这一选择与阿富汗政治传统和文化不相适应。美国绕开
整体外交系指以中国为一方、以地区国家群体为另一方,在“1+多”框架下中国根据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推进整体合作的外交理念、机制与政策。它是双边和多边外交的复合体,中国发挥体量优势,中小国家发挥数量优势,实现对等协商和联合自强。中国的整体外交具有复合性、协商性、垂直性和系统性,其本质特征是“合而治之”,即空间向度的统一性、时间向度的规划性、合作领域的广泛性与合作机制的联动性。中国对整体外交进行差序化管理,分为地区组织型、首脑峰会型、战略论坛型和经贸合作型四类。中国着眼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大势,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
改制与建制这两种国际制度竞争的基本策略间存在关联性。既有研究或将建制等“退出”实践视作改制“呼吁”失败的后果,或将建制能力作为威胁“退出”的支撑,视作改制“呼吁”成功的前提,这都难以解释时常出现的二者并行的“两手策略”。基于赫希曼“退出—呼吁”思想的博弈模型推演,改制成功以及建制推动改制需要存在一定的谈判空间,而谈判空间则由求变方与守成方的外部选项以及改制本身的成本三者共同决定。区别于其他“退出”选项,成功的建制能带来额外收益,从而改变上述条件间的平衡。当守成国对求变国合作的依赖程度较低或者改制本身成本过
东南亚是日本国家利益优先延伸和国家战略重点布局的交汇区。日本基于“贸易立国”战略推行“资源外交”,派驻东南亚的日本出海企业承载着国家战略目标,它们在日本与东南亚外交关系的重塑中生成了日本海外利益的关键载体。由此,日本在东南亚的海外利益主要围绕出海企业展开,包含了企业自身的具象海外利益和所承载的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抽象海外利益。同时,日本通过出海企业国内母公司和海外子公司的联动实现海外利益拓展与保护的同步推进。具体而言,日本形成了着眼出海企业内部引导的“预防式”和出海企业外部助力的“反馈式”两种有特色的
权力变化引起国际冲突的因果机制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研究中的热点。现有研究较少从心理学特别是威胁认知的角度探讨该问题。以当前中美关系为案例,通过对美国公众的调查数据进行中介与调节效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发现:第一,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长通过影响美国民众对本国未来经济走势的信心以及对中美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的判断这两种途径作用于他们的“中国威胁”认知,其中对“冲突可能性的判断”具有更为明显的中介作用。第二,在中美两国目前的权力对比格局下,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上升引发美国原有“温和派”特别是产业资本阶层和军事
冷战后,生化武器与恐怖主义逐步开始结合,恐怖主义掌握生化武器的巨大毁灭性效果成为国际政治和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之一,恐怖主义及其威胁使防生化武器扩散获得巨大驱动力。在共同反击生化恐怖主义的过程中,美国与国际社会既有合作与协调,也有矛盾和斗争。在这种交互博弈中,美国防生化武器扩散乃至整个防扩散政策开始转型,其方式、手段、范围和对象都出现新变化。冷战后美国防生化武器扩散政策的目的并不单纯,实质上是借防生化武器扩散和反生化恐怖主义之名,行打击削弱敌人或潜在对手之实。其主要从政治和战略考虑出发,以政治制度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