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出口管制是保障国家安全、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一国出口管制体系应以立法为依据,以政策为手段,以安全和发展为根本目的 ,管理本国进出口贸易的公共管理行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出口管制完成了服务开放型经济的重要转变,逐渐融入国际多边管制体系,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运作机制.但目前仍存在管制法律依据不足、体制机制协调性差和管理手段欠缺等诸多问题.鉴于此,借鉴发达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出口管制实践经验,统筹安全和发展两大领域,从运作机制、管制措施和国际合作等层面改革调整,是中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机 构】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北京102488;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北京10071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出口管制是保障国家安全、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一国出口管制体系应以立法为依据,以政策为手段,以安全和发展为根本目的 ,管理本国进出口贸易的公共管理行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出口管制完成了服务开放型经济的重要转变,逐渐融入国际多边管制体系,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运作机制.但目前仍存在管制法律依据不足、体制机制协调性差和管理手段欠缺等诸多问题.鉴于此,借鉴发达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出口管制实践经验,统筹安全和发展两大领域,从运作机制、管制措施和国际合作等层面改革调整,是中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完善出口管制体系、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其他文献
新中国粮业创造了的一系列辉煌业绩:粮食生产“十七连丰”,总产量多年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粮食辉煌业绩的事实,彻底粉碎了西方少数人的妄言和诬蔑.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解析我国创造粮食辉煌业绩的密码.阐释深深植根于具有本国特点的“中国粮食道路”.本文将其概括为“七坚持”:即坚持从本国国情、粮情出发,创新发展“走自己的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解决好民众吃饭问题当作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坚持粮食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牢牢掌握国家粮食主动权;坚持健全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和储备体系,不断加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坚持
本文基于2016-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发现:企业精准扶贫力度越大,企业价值越高.并且,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其精准扶贫力度均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地区分组检验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通过提高企业声誉和董事会勤勉性,进而提高了企业价值;企业精准扶贫行为显著提高了企业长期绩效.本文为企业持续参与扶贫提供了决策依据,并且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新的治理思路.
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带有调节效应的模型对产能过剩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检验了技术创新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两者呈倒U型相关关系,在某临界值之前,产能过剩会刺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一旦产能过剩程度超过该临界点,随着产能过剩变得更加严重,产业结构升级反而受到抑制;二者关系受到技术创新的正向调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改革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工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化科研经费管理的政策文件和改革措施,有力地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和创新活力,促进了科技事业发展.据财政部统计,2013-2020年,中央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达到了2.3万亿元.随着财政科技经费的快速增长,如何管好用好科研经费,更好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促进科技事业发展愈发重要,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让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从繁琐、不必要的体制机制束缚中解放出来.李
2021年9月10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共同举办了“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启动仪式,粤港澳三地同时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黄柳权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区域复合治理是在区域治理中嵌入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范式.立足于区域复合治理的基本结构和多核演绎,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双循环框架,并梳理其体制机制变革要点.结论 显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需要构建双循环框架,科学处理行政区之间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的关系,建立科学的区域建制体系、区域竞争与合作体系、区域发展动力体系、区域环境与支持体系,推动中央政府纵向嵌入机制、区域政府横向协作机制、区域非营利组织复合嵌套机制、区域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等重要体制机制变革.
基于2011 ～2019年中国西部88个地级市数据,采用GMM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的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呈正向关系,这种正向关系在西南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在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中,金融业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最显著的.因此,西部地区应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通过扶持龙头企业发挥其引导带头作用,整合地区生产性服务业资源,彰显地区特色;注重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继续发挥金融业的集聚效应,加快推进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逐步探索生产性服务业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立足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特征、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面临新环境和新任务的背景下,应从优化税费立法权配置、加强公共服务与地方税的有机联系、探索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税收收入划分方式和建立促进城市群发展的跨区域公共服务筹资与成本分摊机制等方面推进新发展阶段的地方税体系建设.
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一带一路”建设也进入新发展阶段,强化区域协同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重要模式.长三角一体化程度较高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参与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长三角地区在协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政策、经济和地理优势,且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贸易、投资、境外经济合作园区及“中欧班列”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未来,应统筹规划和协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和“一带一路”建设,长三角各省市要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合作,以上海为中心,实现江苏、浙江和安徽优势互补;拓宽“一
补充性原则作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宪法原则,成为现代税收国家赋予地方税权的理论渊源.地方税权是地方治理的制度基础和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不断推进“健全地方税体系”的改革进程,以顺应现代财政制度发展的时代要求.分税制改革以来,从纵横两个维度考量,我国地方财力格局中地方税收入占比不断下降、地方税收入与地方财政支出对比悬殊、地方税收入规模地区差异大等现状与事实,均表明地方税收入不足引致治理效能缺失,主体税种缺失与税制改革滞后是其直接原因,中央与地方分税规则不稳定则是治理效能缺失的体制根源.“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