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到陈独秀写来的信。26岁的他，正在准备博士论文，但是耳闻国内掀起的文艺思潮，也被搅得颇不平静。他给陈独秀的《新青年》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没想到陈独秀却写信向他传达校长蔡元培的邀请：赶紧回来当教授吧，哪怕文科学长的位置都可以给你。
　　胡适这时才26岁，他决定回国。“我们回去了，中国便不同了”，这是一种怎样的豪情！然而在当时，这几乎就是一种可以预见的事实。此前不久，称帝的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1916年底，蔡元培接受任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请来了极具争议的人物陈独秀，一时间，北大成为新旧思想交锋的场所，整个中国，也面临着无限新的可能性。
　　胡适是庚款（庚子赔款）留学生中的一员，1910年，他参加了第二届赴美留学的考试，在最终招录的70人中，他排名55位。起初，他来到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由于对农事实在不感兴趣，最终转学考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1909年开始的庚款留学项目，选拔了不少最优秀的青年到美国深造，他们进入美国一流大学，很多人都读到了硕士、博士。前两届留学生去美国的时候，还是大清臣民，如今到了毕业回国的时候，面对的却是一个崭新的政体。是的，一切看起来都是新的，26岁当北大教授，又有什么不可以？
　　从1917年开始，庚款留学赴美的学生，开始大量回国。和同时代赴日留学的人不同，这些在美国读书的青年，大多学习刻苦，在名牌大学拿到了学位，他们在文化、教育、医学等方面，与世界学术接轨。这些年纪轻轻的教授，为中国带来了改变，短时间内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他们收入很高，学术上有相当自由的空间，很快就成为北京、上海“摩登”的一群人，不但提供知识，也提供了现代的、可模仿的生活方式。
　　和赴美留学生不同，那些去日本留学的学生，走的则是另外一種道路。最出色的学生周树人，没能读完仙台医学院，而是半路搞起了文艺；悲愤的陈天华，选择了投海自尽；女侠秋瑾，则因为革命而就义。赴日留学生普遍对学业缺乏真正的兴趣，他们似乎想更直接地寻找到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他们团结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周围，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军。稍后赴日留学的青年，更青睐的是法政学堂，他们追随前辈的脚步，梦想投身政治，更快地改变中国现实。
　　就对当时现实的影响力来说，留日学生无疑更大。共产党有李大钊和周恩来、国民党有蒋介石，他们的作为对现实有着更大的改造力。在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直接参与政治变革，让留日学生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而战争也让那些学习军事的人有了用武之地。相比之下，留学欧美的学生，就“寂寞”得多了，尽管他们都过着不错的生活，但最后却日益滑向大时代的边缘。学术与教育，在那个年代已越来越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
　　如今100年过去，我们重新审视这波留学归国潮，仍然能感受到时代激荡的脉搏。
　　（摘自《看历史》2017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