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当代法国哲学家马里翁主要在《自我与上帝:进一步的笛卡尔问题》和《既给予:通向一种被给予性的现象学》中讨论了笛卡尔的“我思”概念.两次讨论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联系,因为这属于马里翁的两个研究领域:笛卡尔研究和现象学研究.有的学者即使注意到了两次讨论之间的联系,但也只是从外部相似性来描述.实际上,这二者之间遵循着一条内部线索,即“从限制性到非限制性,从外在性到内在性”,并且马里翁对“我思”概念作了两次颠倒.在第一次颠倒中马里翁提出了“他者的呼唤-自我”的结构,但碍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因素并不彻底;而在第二次颠倒中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代法国哲学家马里翁主要在《自我与上帝:进一步的笛卡尔问题》和《既给予:通向一种被给予性的现象学》中讨论了笛卡尔的“我思”概念.两次讨论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联系,因为这属于马里翁的两个研究领域:笛卡尔研究和现象学研究.有的学者即使注意到了两次讨论之间的联系,但也只是从外部相似性来描述.实际上,这二者之间遵循着一条内部线索,即“从限制性到非限制性,从外在性到内在性”,并且马里翁对“我思”概念作了两次颠倒.在第一次颠倒中马里翁提出了“他者的呼唤-自我”的结构,但碍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因素并不彻底;而在第二次颠倒中,马里翁遵循“自身给予的呼唤-沉醉者”的结构,通过被给予性活动克服了形而上学的“我思”困境.
其他文献
治理情境制约着董事会的战略决策选择及其实施效果.董事会社会资本通过创新投入影响上市公司创新绩效,并受区域冒险精神的影响.对2014-2019年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发现:董事会社会资本与创新投入呈倒U型关系;创新投入在董事会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间发挥非线性中介作用;区域冒险精神非线性调节着董事会对创新投入决策的选择.基于整体性思维,内外部因素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创新战略决策的选择及其实施效果均有影响.关注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有利于使理论研究与实践逻辑一致,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既有相关研究的线性假设以及不考虑外部情境变量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书《诗经》与传世《诗经》文本有很大的差异,其中风诗称名中有“侯风”引起学界关注.对于“侯风”所指以及何以有“侯风”,以及“侯风”后面的一段文字,学界的理解分歧很大.“侯风”下面的文字表明“侯风”即叔虞之诗,也就是“唐风”.依据“侯风”称名,结合其他文本书写特征,大体可以推断,安大《诗》简应该是专门为丧葬准备的明器.尽管不能完全否定安大《诗》简的价值,但我们也应该审慎利用其讨论先秦文本及其承传.
碳排放权作为新型金融资产有助于促进低碳经济转型发展,因此备受关注.基于Diebold-Yilmaz模型,以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作为我国碳市场的代表,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碳—商品—金融市场”联动性、稳定性均弱于欧盟,尤其是在特殊事件冲击影响下溢出指数的波动也有所加大.在我国金融市场有效性较弱、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碳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的情况下,我国碳排放和金融资产之间联动性较差,碳交易行为市场化不足,相比欧盟仍有待提高.因此,我国未来在碳市场建设中可以借鉴欧盟的发展经验,推动碳金融产品创新
雷蒙德·威廉斯建构文化唯物主义就是选择和构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过程.他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形态,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生成和转义的历史和思想语境,展开了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反映论的批判,建构并践行了“文化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英国式文化唯物主义,在文化领域“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认识的检验标准,是史学理论建设的重大问题,是论证历史学能否成为社会科学的关键.这个问题,只能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予以解决.检验历史认识的唯一标准,就是史学界共同进行的历史学学术实践.历史学的学术研究,作为整个社会许多学者工作的总和,是人的活动、是人们被社会机制组织起来的活动,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学术实践之中会产生见解分歧,这应当付之于学术论辩,学术论辩正是在学术实践中检验以往认识是否准确的重要机制,是推进认识向前迈进的动力.西方历史相对主义理论与古往今来历史学的实践完全脱节,它自身也没
为研究碳减排的政策效应,探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合理路径,根据2007-2017年我国30个省份26个行业的碳排放数据,基于Kaya恒等式LMDI分解法和变异系数法(CV),可以分析产业结构调整与碳排放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得出结论:区域产业同构会弱化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增长的负向驱动作用;我国主要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明显且整体呈扩大趋势,依据碳生产率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区域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较大的碳减排空间;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进程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应兼顾产
住房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通过选定六个一线城市的66个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分析方法,以Nvivo11软件对其进行编码、归类和分析,得出六个核心类属,即准入标准、条件审核、运营管理、社会管理、监察督管、退出管理,并依次进行文本分析,依据其结果为我国一线城市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建议.
散原老人陈三立的诗中有若干习用之字,形成了民国学者王一叶所指出的“印象派”特点.他常用“光”“照”“影”“气”“痕”等字摹写事物之光影痕迹与气韵,多用“梦”“魂”等字写主观精神之迷离印象,常用的“飘”“摇”“悬”“挂”等字则描摹了光影和声响的飘摇不定之态.这表明诗人的目光是印象式的速写,也表现了散原诗中疏离的物我关系,这种疏离的物我关系直接体现在“隔”“挂眼”等常用字词上.这种朦胧昏暗的意境和疏离的物我关系,与陈散原的遗世心态有关.
钱穆虽批评乾嘉诸儒排斥“义理”,不重“现实”,然而亦能“同情”乾嘉学风的形成原因,且抉发出乾嘉学者反对清廷专制的思想.钱穆揭示钱大昕以“直书其事”实现“褒贬”、强调治天下者须先治其身,以及同情弱者的“平恕”之论;认为钱大昕既然反对“汉宋门户之见”,便不应更重“训诂”在“义理”之上.钱穆肯定戴震“理欲论”反抗“权威”的精神,然亦批评其论“情欲”的弊病.钱穆虽然重视乾嘉儒“为学问而学问”的路径,但更看重“义理”“考据”并重、兼顾“心性”“治平”的“朱子之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及时调整政策,各地开始推广和普及节育技术,中国现代节育技术的推广工作由此艰难起步.在这一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和卫生部门在指导与培训、供应与保障、促进科技交流与创新等方面给予了有力的领导和全面的支持.此时期,各地节育技术的推广呈现出计划性、实用性、不平衡性的特点,总体上为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为大众节育技术的普及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卫生部门所表现出的执行力,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出现的问题尚未得到学界的关注,值得重新评价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