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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场危机最终会成为一次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早已联合成了一個大世界和命运共同体，在这里，万事万物交织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相互联系在了一起。
当前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截至目前，情况尚不明了，许多国家的命运似乎交织在了一起。此时此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共同的伟大故事来克服这场危机。
我的北京“抗疫”故事
我本人的抗疫故事发生在中国，更确切地说是在北京。2020年的1月21日，我第一次在中国媒体上听到了有关新冠病毒的紧急警告。从那以后，这种看不见的病原体改变了我在北京—在这里我已经生活了9年—的日常生活，接二连三地让我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1月23日，除夕夜的前一天，位于中国中部的大城市武汉封城。在武汉也有我的好朋友和熟人。接着，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跟进。北京的防护措施也在不断收紧，这点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清晰可见。超市里和街上，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戴上了口罩。无论是进入尚在营业的商场，或是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都必须戴上口罩，测量体温。在超市，许多人开始戴上了护目镜和一次性手套。在北京将要举办的所有大型活动都已取消，火锅店、理发店和健身房也闭门谢客。很快，我只能凭特殊的通行证才能进出我居住的小区，并且不能接待外面来访的客人。
和朋友的交流、我的工作、购物，我整个的日常生活都越来越多地从线下转到了线上。和我的中国朋友们一样，我只在万不得已时才出门，并且尽量避开人群拥挤的地方，最多每两三天才到公园散步一次。我不再去咖啡馆和酒吧，也不再去古朴的胡同里漫步，不看电影，不参加文化活动，不吃火锅和羊肉烧烤，也不去北京周边的地方郊游—原本这些让这座繁华的大都市变得宜居并充满魅力的东西，顷刻之间就冰封了。
每天早晨，当消毒剂的氯气味透过门缝蔓延到我的房间时，我透过厨房窗户的厚厚玻璃，看到院子里的树木冒出的春芽越长越长，就像我的刘海一样，都已经挡住了我的视线。但生活还在继续。
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全国性的集体隔离的故事，而我恰好也身处其中。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拥挤的人行道上往往需要迂回前行，每天都要围着大圆桌或者在热气腾腾的小吃摊前聚餐，常常用“热闹”一词来委婉地表达汗流浃背和震耳欲聋的喧嚣气氛，在这样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国家，在共同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大家心甘情愿地在家进行着隔离，已经长达几个星期之久。
数字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得益于严格的防控措施，中国新确诊的人数在不断下降。尽管这场战役是统一组织和部署的，但它是由整个社会共同来承担的，这是一个共同的故事，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不再只是北京503号公寓的一个个体，而是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小区13号楼的一分子。在这一特殊的情况下，我的日常生活如何安排，我采取了什么样的隔离和防控措施，不再只是我的个人行为，关乎我自身的健康状况，同时也关系到我所在楼栋、所在小区、所在区县，甚至关乎我的第二故乡北京的所有居民的健康。
由虚拟到现实的疫情
对于我的第一故乡德国而言，直到2月中旬，新冠肺炎还只是一个纯粹虚拟的故事。它只是由感染和死亡率的数据报告以及戴着口罩的行人和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的照片组成的马赛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所有这些似乎都是零零碎碎躲在手机和电视屏幕后面的信息。而我的家人对我的担忧通常也是有限的。“幸运的是，武汉离北京还有几个小时的飞行路程，是吗？万不得已的话，你就干脆回德国！”对至今还和我保持联系的同学和熟人而言，中国是一个遥远的国度，不仅是在地理位置上，而且在日常生活上也和德国和欧洲相去甚远。我这一代人，在德国被称为Y代，只知道受到良好的保护和享受舒适的生活。对于我们德国的这些“80后”而言，战争和饥饿、动乱和物资匮乏，始终是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故事。武汉这样的情况直到2月中旬，很多德国人对这件事还毫无概念。但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虚拟故事的火花以及由它们引起的恐惧和不安通常会直接从虚拟变为现实。虚拟的故事一旦在人们的头脑中起了某种错误的变化，就会转变成日常的悲剧。未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国际上逐渐蔓延，这似乎在网上引起了恐慌，并直接导致了现实中的过激行为。其结果是，全世界包括我的祖国德国在内，对中国和亚洲人的不满情绪都在日益上升。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医学博士腊碧士多年来研究中国，他在接受德国新闻门户网站Spiegel Online采访时说：“现代医学中没有罪责这一概念。同样，在抗击2020年的这场全球范围内的疫病中，也没有什么罪人。”
其间，我的德国同胞们不再关注遥远的中国，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邻近的意大利。这段时间，意大利的新冠肺炎疫情日益严峻，全国范围内“封城”，学校和幼儿园已经关闭，人们被要求待在家中减少外出。意大利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也是唯一最早对中国的疫情做出反应的欧盟国家，它带头关闭了往返中国的所有航班。但此次意大利还是遭到了重创，这更加清楚地证明，病毒并不关心国界。
中国的集体主义与德国的个人主义
德国这些天的确诊人数也在不断攀升。现在我的抗疫故事和2月初已经有所不同：现在传递给我的不再是来自家乡的亲人和朋友对我的担忧，而是中国同事和朋友对我德国家人的关心。这次，中国人通过电视和手机的屏幕，将他们的眼光投向了欧洲，投向了遥远的德国，他们不断地问我或问自己：为什么德国人总是不待在家里？为什么仍然举行有大量观众参加的音乐会和戏剧表演？为什么德国仍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家或远程办公，学校为什么还没有停课，以及为什么没有限制一般人员的流动？还有，为什么这些天德国人开始抢购超市货架上的面条、消毒剂和卫生纸，但出门时却依然不戴口罩？我对此只能这样解释：因为德国人对这种流行病的看法和中国人有所不同。德国人当然也对此深感忧虑，面食和卫生纸的货架被抢购一空至少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与中国集体主义的传统思想和文化不同，德国人更喜欢从个人和联邦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采取行动。 考虑到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居家隔离措施，中国快速地着手解决以下问题：如何尽快有效地组织在线办公和教学活动，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找到灵活和创新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则在这几天公开讨论以下的问题：国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对城市实施全面封锁？当局真的可以要求民众进行强制隔离吗？作为个人，必须在多大程度上遵守隔离措施？对德国人以及其他许多欧洲人而言，个人的旅游和集会自由向来是其宝贵的财富，即使在面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也不应当轻易放弃。这同样适用于德国的联邦机制及其权力下放的决策程序，这些程序在德国的自我认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德国，卫生与教育系统的重要决定不是联邦的，而是各个州的事务。3月9日，联邦卫生部长严斯·斯潘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暂时取消1000人以上的所有大型活动，但各个州对此依然保持最终的决定权。因此，斯潘只能向每个联邦公民呼吁：“请您权衡一下，在未来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什么是您日常生活中不想放弃的重要事情。”这位部长说，他相信，每个公民在这段时间内，都会为自己和亲人做出明智的决定。是否待在家中工作，是否减少社交活动。按照德国人的习惯，这些最好都由个人来决定。从1月23日起，我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实行居家隔离，非急事不外出。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目前所采取的处理方式，会感到不解，甚至会产生不满的情绪。一个多月以来，14亿的中国人待在自己的家中，牺牲了个人和国家整体的经济利益，为国际社会更好、更有效地控制疫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欧洲人把中国艰苦抗疫争取来的时间用于欣赏德甲比赛或参加狂欢节等私人娱乐活动，以后回想起来，这很有可能不仅是一种遗憾，而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德国著名的病毒学家、柏林夏里特病毒研究所所长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教授是2003年SARS病毒的联合发现者之一，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理论上讲，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采取与中国相同的措施。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体系和司法制度和中国的不同。”尽管如此，这位著名的病毒学家还是认为中国采取的抗疫措施非常有针对性，并表示，人们应当而且必须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巨大付出和集体精神。
德国人为什么依然不戴口罩
在面对这场新冠疫情时，德国的民众和专家依然经常戴着“国家眼镜”来看待正在发生的一切。专家们认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德国国家卫生系统运作良好。3月9日，德国世界医学协会负责人弗兰克·乌尔里希·蒙哥马利在接受德国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时表示：“我们的医疗预防体系和检测措施都在正常运作。德国的医疗体系很强大。我们可以做到！”与此同时，德国现在普遍禁止向欧盟其他成员国出口医疗防护设备，包括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意大利。目前意大利的死亡人数已达8000多人，确诊病例也已经达到了8万多例，并且已经就解决国家卫生危机向欧盟申请了援助。这表明，与欧洲和世界上的一些国家一样，新冠肺炎疫情在德国依然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似乎只在其自己的边境范围内才有效。
口罩的使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说明即使在面临全球性共同挑战的情况下，例如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各个国家解决问题的方法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现在，在中国的许多公共场所，例如商场、机场和火车站，以及许多办公室，都规定必须戴口罩。在中国境内，这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基本防护措施。相反，在德国，除了医院的医务人员外，没有人在公共场所或其他地方佩戴口罩。一方面，这与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口罩短缺有关，因为口罩主要靠从国外，特别是中国进口。因此，德国医院协会（DKG）的发言人约阿希姆·奥登巴赫强调，对于一般健康人而言，采取用肥皂彻底洗手、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及在咳嗽和打喷嚏时注意礼节就完全可以防止新冠病毒的感染。联邦卫生部长斯潘还呼吁德国民众不要储备防护服，而应该把它们留给医生和护士。在紧急情况下，联邦政府保留没收口罩和防护服的权力。
另一方面，口罩在西方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都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德国，戴口罩就意味着生病了。电视医生约翰纳斯·威默在一档脱口秀节目中对德国观众说道，“戴口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不感染他人。非常简单的口罩根本没什么用，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而已”，“专业口罩虽然有用，但你不能长时间地佩戴”。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与此相反，平时在亚洲戴口罩却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冬季用来防寒，空气污染严重时用作空气滤清器。此外，明星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喜欢佩戴口罩来掩护自己的身份，或者对于那些疏于化妆的人来讲，口罩也起到了遮挡别人视线的作用。
尽管如此，口罩在欧洲仍然被销售一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我的一位瑞士朋友患有慢性免疫缺陷疾病，早在2月份和我通完电话后，她就从药店储备了一些口罩。现在她面临的困境是，由于她的疾病需要特别的保护，但在如今的特殊时期，这显然完全不符合欧洲人对戴口罩的界定。因为这些天在德国或瑞士戴口罩出门的人，即便没有被指控从医院扣留亟需的防护用品，也会遭到别人蔑视。迄今为止，我的这位朋友出于“口罩耻辱”没有在街上戴过一次口罩，而是向她的公司提出了在家办公的申请。
德国的例子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最终表明，在面对这场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时，我们依然没有做到反思我们人类的共同历史，来应对共同的挑战，亦如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我们的文明史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般。面对一个全球性的流行病，例如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我認为这个抗疫故事显然必须是一个全球性的故事。我们所有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由中国倡导的、世界范围内的命运共同体。在这场危机中，只要病毒在另一个国家不受控制地肆虐，那么任何拥有良好卫生体系的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受到新冠病毒侵袭的不仅是中国、韩国、意大利或伊朗，而是整个国际社会。正如病毒学家德罗斯滕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应沉迷于激动和责备。这样的讨论只是在浪费时间。相反，我们应当集中所有的资源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
也许这场危机最终会成为一次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早已联合成了一个大世界和命运共同体，在这里，万事万物交织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相互联系在了一起。以我的母亲为例：她患有高血压，必须定期服药。当她2月中旬去药房时，当时几乎还没有德国人在担心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但她被告知，她通常服用的药品没货。为什么？这个药物的重要成分进口自中国，没有它们，这个药物的生产无法进行。
当前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截至目前，情况尚不明了，许多国家的命运似乎交织在了一起。此时此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共同的伟大故事来克服这场危机。
我的北京“抗疫”故事
我本人的抗疫故事发生在中国，更确切地说是在北京。2020年的1月21日，我第一次在中国媒体上听到了有关新冠病毒的紧急警告。从那以后，这种看不见的病原体改变了我在北京—在这里我已经生活了9年—的日常生活，接二连三地让我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1月23日，除夕夜的前一天，位于中国中部的大城市武汉封城。在武汉也有我的好朋友和熟人。接着，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跟进。北京的防护措施也在不断收紧，这点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清晰可见。超市里和街上，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戴上了口罩。无论是进入尚在营业的商场，或是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都必须戴上口罩，测量体温。在超市，许多人开始戴上了护目镜和一次性手套。在北京将要举办的所有大型活动都已取消，火锅店、理发店和健身房也闭门谢客。很快，我只能凭特殊的通行证才能进出我居住的小区，并且不能接待外面来访的客人。
和朋友的交流、我的工作、购物，我整个的日常生活都越来越多地从线下转到了线上。和我的中国朋友们一样，我只在万不得已时才出门，并且尽量避开人群拥挤的地方，最多每两三天才到公园散步一次。我不再去咖啡馆和酒吧，也不再去古朴的胡同里漫步，不看电影，不参加文化活动，不吃火锅和羊肉烧烤，也不去北京周边的地方郊游—原本这些让这座繁华的大都市变得宜居并充满魅力的东西，顷刻之间就冰封了。
每天早晨，当消毒剂的氯气味透过门缝蔓延到我的房间时，我透过厨房窗户的厚厚玻璃，看到院子里的树木冒出的春芽越长越长，就像我的刘海一样，都已经挡住了我的视线。但生活还在继续。
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全国性的集体隔离的故事，而我恰好也身处其中。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拥挤的人行道上往往需要迂回前行，每天都要围着大圆桌或者在热气腾腾的小吃摊前聚餐，常常用“热闹”一词来委婉地表达汗流浃背和震耳欲聋的喧嚣气氛，在这样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国家，在共同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大家心甘情愿地在家进行着隔离，已经长达几个星期之久。
数字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得益于严格的防控措施，中国新确诊的人数在不断下降。尽管这场战役是统一组织和部署的，但它是由整个社会共同来承担的，这是一个共同的故事，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不再只是北京503号公寓的一个个体，而是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小区13号楼的一分子。在这一特殊的情况下，我的日常生活如何安排，我采取了什么样的隔离和防控措施，不再只是我的个人行为，关乎我自身的健康状况，同时也关系到我所在楼栋、所在小区、所在区县，甚至关乎我的第二故乡北京的所有居民的健康。
由虚拟到现实的疫情
对于我的第一故乡德国而言，直到2月中旬，新冠肺炎还只是一个纯粹虚拟的故事。它只是由感染和死亡率的数据报告以及戴着口罩的行人和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的照片组成的马赛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所有这些似乎都是零零碎碎躲在手机和电视屏幕后面的信息。而我的家人对我的担忧通常也是有限的。“幸运的是，武汉离北京还有几个小时的飞行路程，是吗？万不得已的话，你就干脆回德国！”对至今还和我保持联系的同学和熟人而言，中国是一个遥远的国度，不仅是在地理位置上，而且在日常生活上也和德国和欧洲相去甚远。我这一代人，在德国被称为Y代，只知道受到良好的保护和享受舒适的生活。对于我们德国的这些“80后”而言，战争和饥饿、动乱和物资匮乏，始终是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故事。武汉这样的情况直到2月中旬，很多德国人对这件事还毫无概念。但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虚拟故事的火花以及由它们引起的恐惧和不安通常会直接从虚拟变为现实。虚拟的故事一旦在人们的头脑中起了某种错误的变化，就会转变成日常的悲剧。未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国际上逐渐蔓延，这似乎在网上引起了恐慌，并直接导致了现实中的过激行为。其结果是，全世界包括我的祖国德国在内，对中国和亚洲人的不满情绪都在日益上升。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医学博士腊碧士多年来研究中国，他在接受德国新闻门户网站Spiegel Online采访时说：“现代医学中没有罪责这一概念。同样，在抗击2020年的这场全球范围内的疫病中，也没有什么罪人。”
其间，我的德国同胞们不再关注遥远的中国，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邻近的意大利。这段时间，意大利的新冠肺炎疫情日益严峻，全国范围内“封城”，学校和幼儿园已经关闭，人们被要求待在家中减少外出。意大利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也是唯一最早对中国的疫情做出反应的欧盟国家，它带头关闭了往返中国的所有航班。但此次意大利还是遭到了重创，这更加清楚地证明，病毒并不关心国界。
中国的集体主义与德国的个人主义
德国这些天的确诊人数也在不断攀升。现在我的抗疫故事和2月初已经有所不同：现在传递给我的不再是来自家乡的亲人和朋友对我的担忧，而是中国同事和朋友对我德国家人的关心。这次，中国人通过电视和手机的屏幕，将他们的眼光投向了欧洲，投向了遥远的德国，他们不断地问我或问自己：为什么德国人总是不待在家里？为什么仍然举行有大量观众参加的音乐会和戏剧表演？为什么德国仍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家或远程办公，学校为什么还没有停课，以及为什么没有限制一般人员的流动？还有，为什么这些天德国人开始抢购超市货架上的面条、消毒剂和卫生纸，但出门时却依然不戴口罩？我对此只能这样解释：因为德国人对这种流行病的看法和中国人有所不同。德国人当然也对此深感忧虑，面食和卫生纸的货架被抢购一空至少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与中国集体主义的传统思想和文化不同，德国人更喜欢从个人和联邦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采取行动。 考虑到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居家隔离措施，中国快速地着手解决以下问题：如何尽快有效地组织在线办公和教学活动，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找到灵活和创新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则在这几天公开讨论以下的问题：国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对城市实施全面封锁？当局真的可以要求民众进行强制隔离吗？作为个人，必须在多大程度上遵守隔离措施？对德国人以及其他许多欧洲人而言，个人的旅游和集会自由向来是其宝贵的财富，即使在面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也不应当轻易放弃。这同样适用于德国的联邦机制及其权力下放的决策程序，这些程序在德国的自我认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德国，卫生与教育系统的重要决定不是联邦的，而是各个州的事务。3月9日，联邦卫生部长严斯·斯潘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暂时取消1000人以上的所有大型活动，但各个州对此依然保持最终的决定权。因此，斯潘只能向每个联邦公民呼吁：“请您权衡一下，在未来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什么是您日常生活中不想放弃的重要事情。”这位部长说，他相信，每个公民在这段时间内，都会为自己和亲人做出明智的决定。是否待在家中工作，是否减少社交活动。按照德国人的习惯，这些最好都由个人来决定。从1月23日起，我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实行居家隔离，非急事不外出。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目前所采取的处理方式，会感到不解，甚至会产生不满的情绪。一个多月以来，14亿的中国人待在自己的家中，牺牲了个人和国家整体的经济利益，为国际社会更好、更有效地控制疫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欧洲人把中国艰苦抗疫争取来的时间用于欣赏德甲比赛或参加狂欢节等私人娱乐活动，以后回想起来，这很有可能不仅是一种遗憾，而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德国著名的病毒学家、柏林夏里特病毒研究所所长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教授是2003年SARS病毒的联合发现者之一，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理论上讲，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采取与中国相同的措施。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体系和司法制度和中国的不同。”尽管如此，这位著名的病毒学家还是认为中国采取的抗疫措施非常有针对性，并表示，人们应当而且必须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巨大付出和集体精神。
德国人为什么依然不戴口罩
在面对这场新冠疫情时，德国的民众和专家依然经常戴着“国家眼镜”来看待正在发生的一切。专家们认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德国国家卫生系统运作良好。3月9日，德国世界医学协会负责人弗兰克·乌尔里希·蒙哥马利在接受德国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时表示：“我们的医疗预防体系和检测措施都在正常运作。德国的医疗体系很强大。我们可以做到！”与此同时，德国现在普遍禁止向欧盟其他成员国出口医疗防护设备，包括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意大利。目前意大利的死亡人数已达8000多人，确诊病例也已经达到了8万多例，并且已经就解决国家卫生危机向欧盟申请了援助。这表明，与欧洲和世界上的一些国家一样，新冠肺炎疫情在德国依然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似乎只在其自己的边境范围内才有效。
口罩的使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说明即使在面临全球性共同挑战的情况下，例如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各个国家解决问题的方法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现在，在中国的许多公共场所，例如商场、机场和火车站，以及许多办公室，都规定必须戴口罩。在中国境内，这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基本防护措施。相反，在德国，除了医院的医务人员外，没有人在公共场所或其他地方佩戴口罩。一方面，这与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口罩短缺有关，因为口罩主要靠从国外，特别是中国进口。因此，德国医院协会（DKG）的发言人约阿希姆·奥登巴赫强调，对于一般健康人而言，采取用肥皂彻底洗手、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及在咳嗽和打喷嚏时注意礼节就完全可以防止新冠病毒的感染。联邦卫生部长斯潘还呼吁德国民众不要储备防护服，而应该把它们留给医生和护士。在紧急情况下，联邦政府保留没收口罩和防护服的权力。
另一方面，口罩在西方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都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德国，戴口罩就意味着生病了。电视医生约翰纳斯·威默在一档脱口秀节目中对德国观众说道，“戴口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不感染他人。非常简单的口罩根本没什么用，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而已”，“专业口罩虽然有用，但你不能长时间地佩戴”。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与此相反，平时在亚洲戴口罩却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冬季用来防寒，空气污染严重时用作空气滤清器。此外，明星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喜欢佩戴口罩来掩护自己的身份，或者对于那些疏于化妆的人来讲，口罩也起到了遮挡别人视线的作用。
尽管如此，口罩在欧洲仍然被销售一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我的一位瑞士朋友患有慢性免疫缺陷疾病，早在2月份和我通完电话后，她就从药店储备了一些口罩。现在她面临的困境是，由于她的疾病需要特别的保护，但在如今的特殊时期，这显然完全不符合欧洲人对戴口罩的界定。因为这些天在德国或瑞士戴口罩出门的人，即便没有被指控从医院扣留亟需的防护用品，也会遭到别人蔑视。迄今为止，我的这位朋友出于“口罩耻辱”没有在街上戴过一次口罩，而是向她的公司提出了在家办公的申请。
德国的例子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最终表明，在面对这场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时，我们依然没有做到反思我们人类的共同历史，来应对共同的挑战，亦如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我们的文明史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般。面对一个全球性的流行病，例如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我認为这个抗疫故事显然必须是一个全球性的故事。我们所有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由中国倡导的、世界范围内的命运共同体。在这场危机中，只要病毒在另一个国家不受控制地肆虐，那么任何拥有良好卫生体系的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受到新冠病毒侵袭的不仅是中国、韩国、意大利或伊朗，而是整个国际社会。正如病毒学家德罗斯滕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应沉迷于激动和责备。这样的讨论只是在浪费时间。相反，我们应当集中所有的资源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
也许这场危机最终会成为一次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早已联合成了一个大世界和命运共同体，在这里，万事万物交织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相互联系在了一起。以我的母亲为例：她患有高血压，必须定期服药。当她2月中旬去药房时，当时几乎还没有德国人在担心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但她被告知，她通常服用的药品没货。为什么？这个药物的重要成分进口自中国，没有它们，这个药物的生产无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