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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8月，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所关注。为了让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的情况，回击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造谣诬蔑，根据中央指示，人民日报社组织了11个国家的19位记者、作家和广播电视的工作者，以及1名人民日报社记者对西藏进行了采访。在记者团之中，就有美国著名进步女作家、记者、已73岁高龄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也是记者团中年龄最大的成员。中共中央很关心斯特朗，周总理再三诚恳地劝她不要去西藏，但斯特朗坚持要对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进行实地考察采访，以自己的亲眼所见，客观公正地向世人报道。为了保证记者团的平安和健康，中央有关部门通知他们都要进行体检。经过检查，斯特朗的血压和心脏完全符合要求，医生在体检表上写道：“在有特殊的安排情况下，可以进藏，切忌过度疲劳。”据此，中央最终同意了她的要求。为保证斯特朗安全，中央有关部门特地为她配备了一名叫曹芳芳的英语翻译兼生活秘书，并给记者团配备了一名医生。陈毅副总理还专门给西藏工委发去电报，要他们绝对保证斯特朗的安全。
飞赴拉萨
记者团先坐飞机到了西宁，再转机到拉萨。8月21日，飞机在海拔4300米、位于拉萨西北的当雄机场降落。身材高大、满头银发的斯特朗走到飞机出口，向前来迎接的人们打招呼，执意不要人搀扶，自己走下舷梯。她走路很稳健，并不觉得有多大的高原反应。当走到机场休息室时，看到为她准备的氧气筒，她笑着说：“我不需要氧气，我还要在这儿跳舞呢。”说完就舞着手，翩翩地旋转起来，人们为之惊叹，一位70多岁的老人，能在海拔4300米的高处跳舞，着实不容易，出人意料。后来在医生和曹芳芳的劝说下，她才坐下来休息。看来她虽年逾古稀，身体可真不错。
为了让记者团适应高原的气候和生活，西藏工委接待委员会安排他们在招待所休息了几天。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对这批进藏采访的记者、作家非常重视，对他们的住宿、饮食、旅行、安全和采访活动都亲自过问和检查，并专门派医生跟随。他曾几次到招待所看望斯特朗，询问她的身体健康状况，并嘱咐工作人员好好关照她老人家。斯特朗住的房间向西能看到布达拉宫，白天有充足的阳光，很舒适，屋内除了睡床外，有沙发、椅子和写字台，很便于她写作。在这几天里，她逐渐适应了拉萨的气候，呼吸顺畅了不少。
一天上午，张经武举行记者招待会，向记者团介绍西藏的情况，并特为斯特朗配备了一张床和一个大氧气筒。招待会进行了3个小时，张经武系统地介绍了西藏的历史、社会、宗教、平叛改革和中共在西藏的方针政策等各方面的情况，也谈了以后的安排打算。
斯特朗一直伏案挥笔记录。当张经武介绍西藏民主改革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贵族实行赎买政策时，她问一个贵族可拿到多少赎金，工作人员告诉她有40多万人民币。她觉得还没有说明问题，又问：“按照那个贵族全家目前的费用，不降低生活水平，可以用多少年?”工作人员计算了一下，回答说：“60年!”斯特朗点头笑了，用英语连说了两声：“60年好!60年好!”
招待会结束时，张经武的话音刚落，斯特朗手中的笔“吧嗒”一声突然落在桌子上。由于缺氧和过度劳累，她昏厥了过去。张经武立即指派医务人员，将斯特朗扶到医疗室的床上，为她输氧治疗。半小时后，斯特朗苏醒过来。当她睁开眼睛后，看到张经武守候在她的床边，非常感动，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紧紧握着张经武的手说：“张代表，你工作这么忙，还一直坐在这里照看我，谢谢你!”张经武紧紧握着她的手，一再嘱咐她要注意身体，多保重。
采访西藏的上层官员及农村
斯特朗首先采访了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之一、1950年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的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并与他有过多次接触。采访的内容比较多，有西藏的历史，西藏宗教发展的历史，达赖与班禅的关系，也谈到阿沛本人对平叛改革的看法和他自己的情况。
阿沛·阿旺晋美介绍说：在中国元朝忽必烈当政的时候，西藏就纳入中国版图，承认中国的统一，西藏由中国中央政府管辖，历代的达赖与班禅的转世灵童都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和册封。十三世达赖曾提出所谓的“西藏独立”，但未得到西藏人民的支持，中外也没有承认过，西藏上层大部分人都不承认那个“独立”。西藏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这是事实，事实是无法掩盖的，西藏与中央谈判的“十七条协议”就是证据。昌都战役后，达赖跑到亚东，想随时逃到国外。美国人让他逃到国外去，而英国人则劝他回拉萨，在西藏可以施展权力，他们认为达赖好比是一个“雪人”，西藏便是一块雪地，没了雪，雪人也就溶化了。1951年解放军接管西藏不是侵略。
阿沛还批驳了达赖所谓的“十七条协议”是在刺刀下被逼迫签署的说法。他说，中央遵守了“十七条协议”，是达赖没有执行。昌都地区划归西藏后，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这是件大好事，是走向区域自治的准备。人民解放军到了西藏后，帮助建设西藏：1951年至1957年，修了三条公路，中央花钱买了私人土地，给修路工人发工资，修建了医院，兴办了学校，建设农场，发放无息贷款，发放农具。对中央所做的这些好事，上层一些人还造谣。民主改革也遇到了藏族一些上层贵族设置的困难。中央对西藏平叛行动成了西藏历史上一道分水岭：即1000多年的封建农奴制与即将来到的社会主义的分水岭，西藏将走向社会主义。平叛不是什么民族冲突，叛乱显然是农奴主叛乱分子预谋策划好了的，准备从这场战争中，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阿沛的家原是个大贵族，家在太昭，拥有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有2500多名农奴。她问阿沛对民主改革的看法：对于推翻农奴制，贵族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你自己将怎么办?
阿沛说：30％的贵族支持中央政府，反对叛乱，他们是进步派，认识到封建农奴制是落后的。为了西藏的未来，必须推翻农奴制度。中央政府对未叛贵族采取赎买而不是没收的办法，妥善安排这些贵族的出路。对叛乱的贵族要没收他们的庄园。对待民主改革，即使是进步贵族也是有些疑虑。对此，中央政府正在做工作。中央政府准备给西藏1亿多美元做赎金。赎买了贵族财产后紧接着就是在农奴中进行分配。这个问题很复杂。他自己估计，政府将出八九千万元赎买他的庄园。这笔钱将够他的儿女们吃用几十年，不仅会养大孩子，还会养大孙子，可用到孙子受了教育成家的时候。政府的政策是不能让任何一位忠诚的贵族在经过改革后，在生活上受到委屈，降低生活水平。
阿沛告诉斯特朗：他已经在自己的庄园内实行改革。因为工作忙不能回去，便特地从其庄园的管家、小地主、农奴中选出15位代表，把他们召到拉萨，向他们详细讲了改革的事和中央的政策，同他们一道制定出一套改革庄园的办法。 他还清点了土地、牲口及农具，为下一步的赎买做了准备。改革的第一个任务是废除农奴制度，因此阿沛解放了他原有的朗生(奴隶)。他说解放了朗生这还不够，还必须给他们土地、房屋、吃的、种子和农具，否则他们会饿死的。阿沛为此感到光荣，他打算在西藏做一个民主改革的榜样。
随后，斯特朗又采访解放了的官员拉鲁。他也是一位大贵族，曾是噶厦政府的噶伦之一。但他和阿沛不同之处是他参加了叛乱。拉鲁对斯特朗讲了叛乱的发生和平叛的经过，及西藏人民对叛乱和平叛的态度。他说，他在拉萨发生叛乱时没有选定好立场。叛乱和平叛使人民有了比较的机会，人们的立场在比较中选定了。叛乱者的所作所为和中央实行的平息叛乱的方针政策和做法教育了人民，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做了最终的选择：支持平叛，认识和恨透了过去的制度和苦难，并充分感受到如今是多么的自由。
斯特朗很关心西藏的妇女问题，也很想了解西藏上层妇女的情况，便采访了阿沛的夫人才旦卓嘎、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的夫人和十三世达赖的侄儿朗顿的夫人。阿沛夫人说：这几年有不少贵族到内地参观了不少地方，亲眼看到了现代化生活的方便和好处，对他们的影响不小，所以进步贵族妇女渴望改变旧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想和内地一样过上新生活。1951年后，看到并知道了今天的中国所有各民族都是平等的，妇女和男人也是平等的。我开始学文化，增加见识。然后我们成立了爱国的妇女组织，现在我再也不想按以前的生活方式生活了。过去妇女不能学习文化，更不允许谈论政治，一直到1951年汉族同志来到了拉萨，我才开始学习文化，才有了政治观念，关心西藏的大事。
斯特朗问她们三人：“以前想没想到西藏不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想没想到‘独立’?”她们共同的答复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从来也不介入政治讨论。”但是在1951年后，从历史教科书上学习到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与祖国相连接，她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事。西藏那些谈“独立”的人总是和外国某些势力有着联系。听到这里，斯特朗得出一个看法：看来她们正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西藏今天这个新社会，她们对中央的忠诚会随着新社会的到来而不断增长。
斯特朗和记者团不仅在城市里访问，还到农村里去采访，这是他们着重要参观采访的地方。他们坐汽车到了拉萨东面的一个叫蔡公堂的乡。这个乡的人们高高兴兴地欢迎他们。记者们下了车以后，老人们特别是老年妇女们争着握斯特朗的手，小孩子们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在他们周围欢蹦乱跳。翻译告诉他们，以前很少看到这种情况。
他们见到了农会主席普布(原是个农奴)，乡农会委员彭措(原是个家奴)，还有旺多(还俗喇嘛)。这个乡共有329户人家，1172人，有地7923克(1克相当于1亩)。其中有贵族13户，参加叛乱的有4户和5个寺庙。贵族晋美是当地叛乱的组织者，已随达赖跑到印度。听了翻身农奴的介绍，斯特朗弄清了，在农奴制度的情况下，农奴有三种人：一是“差巴”，以给贵族出劳役来偿还地租，以此为生，这是最早的农奴阶层；二是“朗生”，就是奴隶，是奴隶制的产物；三是“穷堆”，他们以大部分收成交付地租，这种情况显示农奴制的开始解体，是一种朦胧的自由民的兴起，但不像内地的佃农。他们都是农奴制社会最底层的人，依附于三大领主，生活很贫苦，每天都在生死线上煎熬挣扎。以前在西藏，农奴没有主人是无法生存的。逃出来的农奴必须要找新的主人。如果被原主人发现会把逃者带回原地，但如果保证向原主人继续缴纳人头税等，也可以留在新地方。
听完了彭措等人的介绍后，他们又分头去农民家采访，了解领主庄园对农奴压迫剥削的情况。斯特朗到了农委会副主任德吉(女)家，她原是个朗生，她对斯特朗谈了她当朗生的苦难。她说：多亏了共产党，我才坐在这间房子的卡垫上。过去我们头上有太阳，但那是领主的，如今天上有了我们的太阳，就连我这么大的岁数的人(41岁)也开始受教育了。她前年被选为观察员，到拉萨出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会议，和那些贵族坐在一起，开了21天的会。“我感到真正翻了身，翻身农奴的地位提高了。”她说完向斯特朗笑了起来。当斯特朗问她现在的日子怎么样时，她说：托共产党的福，我们过上好日子了，我们可以用无息贷款买的种子种地，再不用送礼去求贵族了。斯特朗认为德吉是天生的一本教科书，她的经历很苦，知道的也很多，能说出西藏人的心声，能用激情、诗情和热情反映出西藏人民的要求。
拉萨的8月底9月初，正是青稞和麦子的收获季节。斯特朗看到了蔡公堂翻身农奴秋收的情况。农民心情愉快地收割庄稼，收割速度之快，她走路都有些跟不上。她问一名叫罗布的农民：你们期望打多少粮食?他说：今年这里粮食长得很好，每克种子可以打11克粮食。他讲了过去和现在的不少情况。对他来说，现在的生活非常不错了，下一年的收获季节将更好。斯特朗也为这位高兴的农民而高兴。
记者团又到了拉萨东面的洛卡和塔工(林芝)采访，这儿的土地已分完。林芝的农民对斯特朗说：“今年真是个好收成，像今年这样的情况，以前也有过，但太少。十有九次的收成都不怎么好。如今我们站起来了，所以获得了大丰收。”她看了和了解了这儿的情况后写道：人们一旦拥有了自己的那块土地，就能焕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
林芝有个叫拉姆的妇女还给斯特朗唱了一首歌：过去我们是一棵小树，贵族用刀砍它的枝，寺院用刀砍它的干，噶厦用锹铲它的根。徭役是刀也是斧，扒了树皮剁树芽，小树也就把命丧。如今人民是棵大树，树根深入穷人的心，没人再敢砍它，共产党浇树树长青。
采访中，斯特朗还知道了西藏流行的一首民歌：达赖喇嘛的太阳照贵族，毛主席的太阳照人民。如今贵族太阳落，换来人民太阳升。
访问大昭寺，参观布达拉宫
斯特朗经向人寻问得知，她赴西藏前曾在北京采访过的藏族姑娘娜西已经回到大昭寺工作。她要去大昭寺看看，也很想见到娜西。娜西也知道斯特朗要来，她们在大昭寺门口热情地见了面。娜西参加了一个工作组，在大昭寺进行民主改革工作。引荐斯特朗参观访问大昭寺的是该寺的平叛委员会主任阿旺米珠等二人，她了解了他们二人的身世，以前都是下层的贫苦喇嘛。
斯特朗问他们：“大昭寺参加叛乱了吗?”
他们说：“参加了。”
斯特朗又问：“佛教是以慈悲为怀，怎么这寺里也搞起了叛乱?”
阿旺米珠说：“寺庙里的上层喇嘛活佛、堪布从来不对下层喇嘛慈悲，有的是压迫和剥削，下层喇嘛也是农奴。”
他们又介绍了大昭寺参加叛乱的情况。大昭寺有130多个喇嘛，有14个人持枪进行武装叛乱活动，其他人也跟着参加。
斯特朗又问：“在战斗中，大昭寺有损失吗?”他们回答说：有一点损失，寺庙顶上有一小块东西被打掉了，寺庙殿堂顶部的一处被子弹打坏了，但 都已修复好了。别的都完好无损。大昭寺的损失之所以不大，是因为在武装叛乱的当天，住在寺庙的藏兵在广播里听到他们的队伍节节败退的消息，他们害怕了，在晚上就跑掉了。第二天清晨大昭寺的叛乱分子就投降了。否则损失可能要大些。阿旺米珠又向她介绍了大昭寺的历史和寺内的情况。并介绍说，工作组到了寺庙后，召集喇嘛进行学习平叛改革的方针政策，提高认识，成立了平叛委员会，进行民主改革。
斯特朗参观完了大昭寺，便到了八角街，走访了一个居民委员会。这个居委会共有298户人家，他们都住在大昭寺附近。其中有商人、手工业者，大多是贫苦户。有15户贵族，其中有未叛贵族6户，大部分是进步贵族，还没有动他们的财产。居委会的工作很忙。政府对贫困户发放了不少救济粮和一部分种子，他们正在研究分配，还要帮助贫困户盖新房，安排孤儿的生活，也要计划把沼泽地改造成良田，开垦荒地、挖渠、种树种菜。当斯特朗问到叛乱的情况时，市民们谈了不少叛乱的罪行。有一个叫普布的说：人们已认识到贵族和噶厦政府给西藏人民带来的灾难。如今生活好起来了，这功劳不是贵族的，也不是噶厦政府的，而是共产党的，是解放军的。斯特朗边听边记。她感到，在人类社会中，从束缚压迫中挣脱出来，走向自由的事比比皆是，通常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要用鲜血换来，却很少有像在西藏今天发生的这种情况，一个美好的社会出现了。要不是遇到了这些有觉悟的农奴，自己是无法弄清派驻“工作组”的意义。她知道了，工作组就是一种“特种部队”，这是中国共产党派到西藏来的一支力量，它的任务是以最小的牺牲换取西藏的解放和进步。工作组攻破了一个个难关，最终达到了目的。
斯特朗来西藏前，曾看到一位英国人写的书，说布达拉宫有13层，上去很困难，她怕上不去，但它在世界上又很有名，是达赖的冬季宫殿，来拉萨不上布达拉宫，不参观采访它就缺少这方面的材料，是很可惜的，她便想了个办法，便叫她的翻译曹芳芳代替她上布达拉宫，写下参观笔记。曹芳芳参观回来后，把记下的笔记和一些数字交给了她，又口头介绍了情况。她介绍完后，发现斯特朗还是想上布达拉宫，便说：“上布达拉宫其实没有那么难，我想办法让你上去，不上去对你来说是个遗憾。”她相信曹芳芳的话，要亲自上去看看。同时感到来西藏也就是这一次了，不上布达拉宫是个终身的憾事。于是她表示明天要亲自上去。
斯特朗上布达拉宫，是曹芳芳与西藏工委接待委员会联系，用担架把她抬上去的。起初她不想用担架，要曹芳芳扶她慢慢上去，后经曹芳芳和其他人劝说，才同意坐担架上去。到了布达拉宫后，对这个历史悠久、饱含着藏族文化传统的古建筑，她很感兴趣，也很兴奋，自豪地说：我是第一个来布达拉宫，看到解放了的拉萨的美国人!宫内有三个宝库，一是达赖私人的宝库，在布达拉宫顶上，紧靠他的私人殿堂；二是西藏应急的宝库，这时库的大柜都是打开的，没有什么东西；三是宫内经堂的宝库。她参观了达赖喇嘛的私人大殿、起居殿和诵经房，也观看了前世几位达赖喇嘛圆寂后的金宝塔，观览了布达拉宫的全貌。听了介绍建筑布达拉宫的历史。
在观看布达拉宫的东大殿时，讲解人说：1840年英国人弗朗西斯·杨哈斯本在这里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不平等条约。叛乱期间，驻布达拉宫的叛乱司令部也设在这里，他们玷污了这个圣殿。
在往下走时，斯特朗看到了沿着南墙根有一个破烂的小村庄，她问了别人才知道，住在这里的人也是农奴和奴隶，是为布达拉宫干活的，天天打扫石路台阶，也天天为宫里的喇嘛背水，有时也被支差。她心想这山高路陡，要背一筒水上去可太困难艰辛了，不免有些惊讶和感叹!她又听说在这个小村庄的旁边有一所监狱(地牢)，里面有很多蝎子，布达拉宫管刑罚的人可随时将所谓的犯人扔进这个监狱里，犯人有进无出，被蝎子吃掉，人死得很惨。这个监狱人们以前是不大知道的，是在平叛后被发现了才被公开。斯特朗知道这些后，心情是沉重的。
1960年，周恩来夫妇与斯特朗在海南岛合影
她也到罗布林卡参观采访。这里给她的第一个印象是，这儿不像外国报纸上报道的那样被彻底摧垮：在罗布林卡达赖的三个宫殿，住室及屋内的摆设和浴室、诵经堂都完好无损，整个院子和建筑保持原来的样子，只是叛乱时挖的工事被拆除了。罗布林卡的围墙有一点损坏，很快就被修复了。这说明解放军在平叛中，是很注意保护文物的。
参观哲蚌寺，采访班禅大师
来西藏前斯特朗就已了解到，哲蚌寺建在一个山坡上，是拉萨最大的寺院，平叛前也是最大的农奴主，这里可以说是西藏农奴制的一个缩影，是个典型的封建“国家”，它拥有自己的法院、监狱和施刑制度，因此该寺是她必访之地。以哲蚌寺为首的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是数世纪以来西藏政治机器的中枢，它主导着西藏的命脉，具有任命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僧官的特权。每年藏历年的传昭大法会期间，哲蚌寺出铁棒喇嘛接管拉萨市的政权，他们横征暴敛，随意罚款，肥已肥寺，也随意抓人打人，施以刑罚。连过去的中国皇帝都对它畏惧三分，特下诏书将该寺喇嘛限制在7700人以内，但它的常住喇嘛人数却达9000人至1万人。它拥有700多座小寺院，分布在西藏各个地区和邻省的藏区。它还拥有185座庄园，2.5万多名农奴，还拥有300多个牧场，1.6万多名牧奴。该寺曾在1950年派50人的武装队伍和藏军一起去昌都阻止解放军进军拉萨。1950年它还支持藏王鲁康娃组织的驱汉事件。1956年与甘丹寺一起反对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1959年春又决定软禁达赖喇嘛，不让他与汉人接触，命令全寺喇嘛念咒经咒骂汉人。在1959年3月的叛乱中，该寺输送了3050名武装喇嘛攻打中央政府在拉萨的机关单位，后又派出了2000多名喇嘛参加叛乱，成为叛乱的主力军，也是最大的叛乱者。这年的3月16日，该寺的一个铁棒喇嘛宣布“西藏独立”。哲蚌寺在军管后开始民主改革，目的是将它这个法律独裁者变成“遵法者”，将它的作用限制在宗教活动中。该寺尽管实行军管，但部队在平叛时搜查了大量武器弹药后就撤走了，派来的工作组都是由到内地受过教育培训后的原来的农奴组成，他们只管寺内的民事工作，指导民主改革活动。
有八九个上层僧人迎接记者团，其中二人是寺院的堪布，或叫主持。有一个人是格西，还有一个人很瘦，衣装整洁而破旧，他曾因对叛乱武装不满而遭鞭笞，挨了120鞭。记者们沿山路到了主殿，在这里听了对全寺情况的介绍，然后参观了寺院的展览和喇嘛俱乐部，这里有新成立的喇嘛合唱队和话剧队，并去旁听了一场控诉会，不少喇嘛控诉前两个铁棒喇嘛和一个大活佛的罪恶。记者团又分组采访了这几个人。随后又爬上寺院的最高层，这里是寺院平叛委员会的所在地。平叛委员会主任叫曲乃仁增。平叛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由 下层喇嘛和未积极参加叛乱的上层喇嘛组成。它是临时机构，任务是组织举办学习讨论会，学习中央的政策，决定寺内的各种事务活动，平息叛乱和肃清叛匪，召集控诉大会，废除劳役和奴役，废除庄园和高利贷，反映下层喇嘛的意见，对喇嘛的食、宿、住、行实行民主管理。寺院也成立了文物保护委员会，负责修缮了寺内一些殿堂，清理了不少宗教文物，整理了佛教的历史文稿。
斯特朗听了介绍后，得知哲蚌寺的组织结构情况，其中有好几个扎仓，或叫经院。寺内的统治集团名为“拉其会”，分三个等级，即小会、大会和超级大会。这些未因军管而发生变化，但现由平叛委员会掌握控制。平叛委员会主任说：如今我们第一次得到了宗教信仰自由，有当和不当喇嘛的自由，我们也可以回家，如果愿意也可以结婚，可自由参加或不参加佛事活动，现在组成了俱乐部，可唱歌、演戏，按劳取酬。
外国记者团来西藏采访必然要到日喀则。斯特朗早就知道它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是后藏的首府，市内有个最大的寺庙叫扎什伦布寺，西藏的第二大活佛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就住在这里。记者团在日喀则共采访了4天。
斯特朗等人到了这儿首访的自然是班禅。他与记者团谈了3个小时，对记者和斯特朗有问必答，侃侃而谈。话题有藏传佛教的历史，佛教的教派及现状；历史上西藏与中国的关系，西藏的过去与未来；西藏的叛乱、平叛和民主改革问题等。
班禅说：11个国家的记者能够来西藏参观采访，实地看看报道叛乱、平叛和民主改革的情况，我们为此而感到高兴。前一段时间外国新闻界曾对西藏有过一些真实的报道，也有不少报道是歪曲事实和伪造事实的。我们希望你们能真实报道这里的情况和事实，并且能辟谣。我们西藏正步入好日子和新社会。叛乱本来是件坏事，但现在反而成为好事，阻挠西藏进步的叛乱这么一闹腾，正好给了人民消灭他们的机会。
他说：历史上，西藏自元朝以后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日喀则忠实于这种统一。叛乱分子打着宗教和民族的旗号，蒙骗人民，同时又以威胁手段，逼迫一部分人民参加叛乱。参加叛乱的喇嘛背叛了佛教的教义，佛教教义是不允许喇嘛动武力的，那些参加叛乱和暗杀队的喇嘛不再是佛教徒，因为他们是披着宗教外衣杀害人民的人。
班禅说：“日喀则没有发生叛乱，因此没有平息叛乱的行动。但日喀则开展了废除终身劳役和徭役制，实行了减租减息，给耕者分土地，中央人民政府出钱赎买未参加叛乱贵族和寺院的财产，这些日喀则都走到了前面。”他最后说：“西藏人民将走向幸福，在世界屋脊上建设天堂。过去我们西藏的年轻人几乎没有机会受教育，大多数年轻人都被繁重的徭役所埋没。如今封建压迫剥削已一去不复返了，年轻人将走出落后，走向进步，走出黑暗见光明，他们的未来是美好的，前途是广阔的。”
班禅在设宴招待记者团的时候，在座的还有他的父母，大概50岁左右，身体健壮。这使斯特朗和记者们想起不久之前，西方一些报纸刊登头版头条的消息说：班禅被软禁在布达拉宫，不准他与外界接触，并说他的父母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因他的父亲领导了反北京的叛乱，还拍了照片。
斯特朗和记者们又参观了扎什伦布寺和日喀则的市容，观看了日喀则专业骑术学员的骑马比赛，还观看了宗教和世俗的歌舞。
9月9日，斯特朗结束了西藏之行，和记者团一起乘机离开拉萨。
在西藏采访的这段时间里，斯特朗接触、采访了西藏工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采访了西藏寺院、活佛和一些贵族，也采访了大量翻身的农奴；观看了西藏的城市和农村，也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拉萨农业科学试验场。她以很大的热情来赞颂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正在进行的平叛、民主改革运动，对广大翻身农奴能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感到由衷地高兴，并见证了这一伟大时刻。她也很热爱西藏和西藏人民，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对在世界屋脊上建设天堂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期间她白天忙着采访，做记录，晚上写稿子，工作很辛苦。她说：我要将在西藏所见到的情况，解放后西藏的变化和发展告诉美国人民，告诉全世界人民，让他们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一个新的西藏，西藏人民已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已走上幸福的道路。她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她回京后，仍继续关注西藏的情况和有关对西藏的新闻报道，并写了《西藏农奴站起来》等著作。这对揭露批判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对新中国新西藏的攻击和诬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 谢文雄)
飞赴拉萨
记者团先坐飞机到了西宁，再转机到拉萨。8月21日，飞机在海拔4300米、位于拉萨西北的当雄机场降落。身材高大、满头银发的斯特朗走到飞机出口，向前来迎接的人们打招呼，执意不要人搀扶，自己走下舷梯。她走路很稳健，并不觉得有多大的高原反应。当走到机场休息室时，看到为她准备的氧气筒，她笑着说：“我不需要氧气，我还要在这儿跳舞呢。”说完就舞着手，翩翩地旋转起来，人们为之惊叹，一位70多岁的老人，能在海拔4300米的高处跳舞，着实不容易，出人意料。后来在医生和曹芳芳的劝说下，她才坐下来休息。看来她虽年逾古稀，身体可真不错。
为了让记者团适应高原的气候和生活，西藏工委接待委员会安排他们在招待所休息了几天。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对这批进藏采访的记者、作家非常重视，对他们的住宿、饮食、旅行、安全和采访活动都亲自过问和检查，并专门派医生跟随。他曾几次到招待所看望斯特朗，询问她的身体健康状况，并嘱咐工作人员好好关照她老人家。斯特朗住的房间向西能看到布达拉宫，白天有充足的阳光，很舒适，屋内除了睡床外，有沙发、椅子和写字台，很便于她写作。在这几天里，她逐渐适应了拉萨的气候，呼吸顺畅了不少。
一天上午，张经武举行记者招待会，向记者团介绍西藏的情况，并特为斯特朗配备了一张床和一个大氧气筒。招待会进行了3个小时，张经武系统地介绍了西藏的历史、社会、宗教、平叛改革和中共在西藏的方针政策等各方面的情况，也谈了以后的安排打算。
斯特朗一直伏案挥笔记录。当张经武介绍西藏民主改革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贵族实行赎买政策时，她问一个贵族可拿到多少赎金，工作人员告诉她有40多万人民币。她觉得还没有说明问题，又问：“按照那个贵族全家目前的费用，不降低生活水平，可以用多少年?”工作人员计算了一下，回答说：“60年!”斯特朗点头笑了，用英语连说了两声：“60年好!60年好!”
招待会结束时，张经武的话音刚落，斯特朗手中的笔“吧嗒”一声突然落在桌子上。由于缺氧和过度劳累，她昏厥了过去。张经武立即指派医务人员，将斯特朗扶到医疗室的床上，为她输氧治疗。半小时后，斯特朗苏醒过来。当她睁开眼睛后，看到张经武守候在她的床边，非常感动，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紧紧握着张经武的手说：“张代表，你工作这么忙，还一直坐在这里照看我，谢谢你!”张经武紧紧握着她的手，一再嘱咐她要注意身体，多保重。
采访西藏的上层官员及农村
斯特朗首先采访了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之一、1950年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的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并与他有过多次接触。采访的内容比较多，有西藏的历史，西藏宗教发展的历史，达赖与班禅的关系，也谈到阿沛本人对平叛改革的看法和他自己的情况。
阿沛·阿旺晋美介绍说：在中国元朝忽必烈当政的时候，西藏就纳入中国版图，承认中国的统一，西藏由中国中央政府管辖，历代的达赖与班禅的转世灵童都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和册封。十三世达赖曾提出所谓的“西藏独立”，但未得到西藏人民的支持，中外也没有承认过，西藏上层大部分人都不承认那个“独立”。西藏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这是事实，事实是无法掩盖的，西藏与中央谈判的“十七条协议”就是证据。昌都战役后，达赖跑到亚东，想随时逃到国外。美国人让他逃到国外去，而英国人则劝他回拉萨，在西藏可以施展权力，他们认为达赖好比是一个“雪人”，西藏便是一块雪地，没了雪，雪人也就溶化了。1951年解放军接管西藏不是侵略。
阿沛还批驳了达赖所谓的“十七条协议”是在刺刀下被逼迫签署的说法。他说，中央遵守了“十七条协议”，是达赖没有执行。昌都地区划归西藏后，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这是件大好事，是走向区域自治的准备。人民解放军到了西藏后，帮助建设西藏：1951年至1957年，修了三条公路，中央花钱买了私人土地，给修路工人发工资，修建了医院，兴办了学校，建设农场，发放无息贷款，发放农具。对中央所做的这些好事，上层一些人还造谣。民主改革也遇到了藏族一些上层贵族设置的困难。中央对西藏平叛行动成了西藏历史上一道分水岭：即1000多年的封建农奴制与即将来到的社会主义的分水岭，西藏将走向社会主义。平叛不是什么民族冲突，叛乱显然是农奴主叛乱分子预谋策划好了的，准备从这场战争中，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阿沛的家原是个大贵族，家在太昭，拥有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有2500多名农奴。她问阿沛对民主改革的看法：对于推翻农奴制，贵族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你自己将怎么办?
阿沛说：30％的贵族支持中央政府，反对叛乱，他们是进步派，认识到封建农奴制是落后的。为了西藏的未来，必须推翻农奴制度。中央政府对未叛贵族采取赎买而不是没收的办法，妥善安排这些贵族的出路。对叛乱的贵族要没收他们的庄园。对待民主改革，即使是进步贵族也是有些疑虑。对此，中央政府正在做工作。中央政府准备给西藏1亿多美元做赎金。赎买了贵族财产后紧接着就是在农奴中进行分配。这个问题很复杂。他自己估计，政府将出八九千万元赎买他的庄园。这笔钱将够他的儿女们吃用几十年，不仅会养大孩子，还会养大孙子，可用到孙子受了教育成家的时候。政府的政策是不能让任何一位忠诚的贵族在经过改革后，在生活上受到委屈，降低生活水平。
阿沛告诉斯特朗：他已经在自己的庄园内实行改革。因为工作忙不能回去，便特地从其庄园的管家、小地主、农奴中选出15位代表，把他们召到拉萨，向他们详细讲了改革的事和中央的政策，同他们一道制定出一套改革庄园的办法。 他还清点了土地、牲口及农具，为下一步的赎买做了准备。改革的第一个任务是废除农奴制度，因此阿沛解放了他原有的朗生(奴隶)。他说解放了朗生这还不够，还必须给他们土地、房屋、吃的、种子和农具，否则他们会饿死的。阿沛为此感到光荣，他打算在西藏做一个民主改革的榜样。
随后，斯特朗又采访解放了的官员拉鲁。他也是一位大贵族，曾是噶厦政府的噶伦之一。但他和阿沛不同之处是他参加了叛乱。拉鲁对斯特朗讲了叛乱的发生和平叛的经过，及西藏人民对叛乱和平叛的态度。他说，他在拉萨发生叛乱时没有选定好立场。叛乱和平叛使人民有了比较的机会，人们的立场在比较中选定了。叛乱者的所作所为和中央实行的平息叛乱的方针政策和做法教育了人民，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做了最终的选择：支持平叛，认识和恨透了过去的制度和苦难，并充分感受到如今是多么的自由。
斯特朗很关心西藏的妇女问题，也很想了解西藏上层妇女的情况，便采访了阿沛的夫人才旦卓嘎、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的夫人和十三世达赖的侄儿朗顿的夫人。阿沛夫人说：这几年有不少贵族到内地参观了不少地方，亲眼看到了现代化生活的方便和好处，对他们的影响不小，所以进步贵族妇女渴望改变旧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想和内地一样过上新生活。1951年后，看到并知道了今天的中国所有各民族都是平等的，妇女和男人也是平等的。我开始学文化，增加见识。然后我们成立了爱国的妇女组织，现在我再也不想按以前的生活方式生活了。过去妇女不能学习文化，更不允许谈论政治，一直到1951年汉族同志来到了拉萨，我才开始学习文化，才有了政治观念，关心西藏的大事。
斯特朗问她们三人：“以前想没想到西藏不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想没想到‘独立’?”她们共同的答复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从来也不介入政治讨论。”但是在1951年后，从历史教科书上学习到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与祖国相连接，她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事。西藏那些谈“独立”的人总是和外国某些势力有着联系。听到这里，斯特朗得出一个看法：看来她们正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西藏今天这个新社会，她们对中央的忠诚会随着新社会的到来而不断增长。
斯特朗和记者团不仅在城市里访问，还到农村里去采访，这是他们着重要参观采访的地方。他们坐汽车到了拉萨东面的一个叫蔡公堂的乡。这个乡的人们高高兴兴地欢迎他们。记者们下了车以后，老人们特别是老年妇女们争着握斯特朗的手，小孩子们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在他们周围欢蹦乱跳。翻译告诉他们，以前很少看到这种情况。
他们见到了农会主席普布(原是个农奴)，乡农会委员彭措(原是个家奴)，还有旺多(还俗喇嘛)。这个乡共有329户人家，1172人，有地7923克(1克相当于1亩)。其中有贵族13户，参加叛乱的有4户和5个寺庙。贵族晋美是当地叛乱的组织者，已随达赖跑到印度。听了翻身农奴的介绍，斯特朗弄清了，在农奴制度的情况下，农奴有三种人：一是“差巴”，以给贵族出劳役来偿还地租，以此为生，这是最早的农奴阶层；二是“朗生”，就是奴隶，是奴隶制的产物；三是“穷堆”，他们以大部分收成交付地租，这种情况显示农奴制的开始解体，是一种朦胧的自由民的兴起，但不像内地的佃农。他们都是农奴制社会最底层的人，依附于三大领主，生活很贫苦，每天都在生死线上煎熬挣扎。以前在西藏，农奴没有主人是无法生存的。逃出来的农奴必须要找新的主人。如果被原主人发现会把逃者带回原地，但如果保证向原主人继续缴纳人头税等，也可以留在新地方。
听完了彭措等人的介绍后，他们又分头去农民家采访，了解领主庄园对农奴压迫剥削的情况。斯特朗到了农委会副主任德吉(女)家，她原是个朗生，她对斯特朗谈了她当朗生的苦难。她说：多亏了共产党，我才坐在这间房子的卡垫上。过去我们头上有太阳，但那是领主的，如今天上有了我们的太阳，就连我这么大的岁数的人(41岁)也开始受教育了。她前年被选为观察员，到拉萨出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会议，和那些贵族坐在一起，开了21天的会。“我感到真正翻了身，翻身农奴的地位提高了。”她说完向斯特朗笑了起来。当斯特朗问她现在的日子怎么样时，她说：托共产党的福，我们过上好日子了，我们可以用无息贷款买的种子种地，再不用送礼去求贵族了。斯特朗认为德吉是天生的一本教科书，她的经历很苦，知道的也很多，能说出西藏人的心声，能用激情、诗情和热情反映出西藏人民的要求。
拉萨的8月底9月初，正是青稞和麦子的收获季节。斯特朗看到了蔡公堂翻身农奴秋收的情况。农民心情愉快地收割庄稼，收割速度之快，她走路都有些跟不上。她问一名叫罗布的农民：你们期望打多少粮食?他说：今年这里粮食长得很好，每克种子可以打11克粮食。他讲了过去和现在的不少情况。对他来说，现在的生活非常不错了，下一年的收获季节将更好。斯特朗也为这位高兴的农民而高兴。
记者团又到了拉萨东面的洛卡和塔工(林芝)采访，这儿的土地已分完。林芝的农民对斯特朗说：“今年真是个好收成，像今年这样的情况，以前也有过，但太少。十有九次的收成都不怎么好。如今我们站起来了，所以获得了大丰收。”她看了和了解了这儿的情况后写道：人们一旦拥有了自己的那块土地，就能焕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
林芝有个叫拉姆的妇女还给斯特朗唱了一首歌：过去我们是一棵小树，贵族用刀砍它的枝，寺院用刀砍它的干，噶厦用锹铲它的根。徭役是刀也是斧，扒了树皮剁树芽，小树也就把命丧。如今人民是棵大树，树根深入穷人的心，没人再敢砍它，共产党浇树树长青。
采访中，斯特朗还知道了西藏流行的一首民歌：达赖喇嘛的太阳照贵族，毛主席的太阳照人民。如今贵族太阳落，换来人民太阳升。
访问大昭寺，参观布达拉宫
斯特朗经向人寻问得知，她赴西藏前曾在北京采访过的藏族姑娘娜西已经回到大昭寺工作。她要去大昭寺看看，也很想见到娜西。娜西也知道斯特朗要来，她们在大昭寺门口热情地见了面。娜西参加了一个工作组，在大昭寺进行民主改革工作。引荐斯特朗参观访问大昭寺的是该寺的平叛委员会主任阿旺米珠等二人，她了解了他们二人的身世，以前都是下层的贫苦喇嘛。
斯特朗问他们：“大昭寺参加叛乱了吗?”
他们说：“参加了。”
斯特朗又问：“佛教是以慈悲为怀，怎么这寺里也搞起了叛乱?”
阿旺米珠说：“寺庙里的上层喇嘛活佛、堪布从来不对下层喇嘛慈悲，有的是压迫和剥削，下层喇嘛也是农奴。”
他们又介绍了大昭寺参加叛乱的情况。大昭寺有130多个喇嘛，有14个人持枪进行武装叛乱活动，其他人也跟着参加。
斯特朗又问：“在战斗中，大昭寺有损失吗?”他们回答说：有一点损失，寺庙顶上有一小块东西被打掉了，寺庙殿堂顶部的一处被子弹打坏了，但 都已修复好了。别的都完好无损。大昭寺的损失之所以不大，是因为在武装叛乱的当天，住在寺庙的藏兵在广播里听到他们的队伍节节败退的消息，他们害怕了，在晚上就跑掉了。第二天清晨大昭寺的叛乱分子就投降了。否则损失可能要大些。阿旺米珠又向她介绍了大昭寺的历史和寺内的情况。并介绍说，工作组到了寺庙后，召集喇嘛进行学习平叛改革的方针政策，提高认识，成立了平叛委员会，进行民主改革。
斯特朗参观完了大昭寺，便到了八角街，走访了一个居民委员会。这个居委会共有298户人家，他们都住在大昭寺附近。其中有商人、手工业者，大多是贫苦户。有15户贵族，其中有未叛贵族6户，大部分是进步贵族，还没有动他们的财产。居委会的工作很忙。政府对贫困户发放了不少救济粮和一部分种子，他们正在研究分配，还要帮助贫困户盖新房，安排孤儿的生活，也要计划把沼泽地改造成良田，开垦荒地、挖渠、种树种菜。当斯特朗问到叛乱的情况时，市民们谈了不少叛乱的罪行。有一个叫普布的说：人们已认识到贵族和噶厦政府给西藏人民带来的灾难。如今生活好起来了，这功劳不是贵族的，也不是噶厦政府的，而是共产党的，是解放军的。斯特朗边听边记。她感到，在人类社会中，从束缚压迫中挣脱出来，走向自由的事比比皆是，通常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要用鲜血换来，却很少有像在西藏今天发生的这种情况，一个美好的社会出现了。要不是遇到了这些有觉悟的农奴，自己是无法弄清派驻“工作组”的意义。她知道了，工作组就是一种“特种部队”，这是中国共产党派到西藏来的一支力量，它的任务是以最小的牺牲换取西藏的解放和进步。工作组攻破了一个个难关，最终达到了目的。
斯特朗来西藏前，曾看到一位英国人写的书，说布达拉宫有13层，上去很困难，她怕上不去，但它在世界上又很有名，是达赖的冬季宫殿，来拉萨不上布达拉宫，不参观采访它就缺少这方面的材料，是很可惜的，她便想了个办法，便叫她的翻译曹芳芳代替她上布达拉宫，写下参观笔记。曹芳芳参观回来后，把记下的笔记和一些数字交给了她，又口头介绍了情况。她介绍完后，发现斯特朗还是想上布达拉宫，便说：“上布达拉宫其实没有那么难，我想办法让你上去，不上去对你来说是个遗憾。”她相信曹芳芳的话，要亲自上去看看。同时感到来西藏也就是这一次了，不上布达拉宫是个终身的憾事。于是她表示明天要亲自上去。
斯特朗上布达拉宫，是曹芳芳与西藏工委接待委员会联系，用担架把她抬上去的。起初她不想用担架，要曹芳芳扶她慢慢上去，后经曹芳芳和其他人劝说，才同意坐担架上去。到了布达拉宫后，对这个历史悠久、饱含着藏族文化传统的古建筑，她很感兴趣，也很兴奋，自豪地说：我是第一个来布达拉宫，看到解放了的拉萨的美国人!宫内有三个宝库，一是达赖私人的宝库，在布达拉宫顶上，紧靠他的私人殿堂；二是西藏应急的宝库，这时库的大柜都是打开的，没有什么东西；三是宫内经堂的宝库。她参观了达赖喇嘛的私人大殿、起居殿和诵经房，也观看了前世几位达赖喇嘛圆寂后的金宝塔，观览了布达拉宫的全貌。听了介绍建筑布达拉宫的历史。
在观看布达拉宫的东大殿时，讲解人说：1840年英国人弗朗西斯·杨哈斯本在这里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不平等条约。叛乱期间，驻布达拉宫的叛乱司令部也设在这里，他们玷污了这个圣殿。
在往下走时，斯特朗看到了沿着南墙根有一个破烂的小村庄，她问了别人才知道，住在这里的人也是农奴和奴隶，是为布达拉宫干活的，天天打扫石路台阶，也天天为宫里的喇嘛背水，有时也被支差。她心想这山高路陡，要背一筒水上去可太困难艰辛了，不免有些惊讶和感叹!她又听说在这个小村庄的旁边有一所监狱(地牢)，里面有很多蝎子，布达拉宫管刑罚的人可随时将所谓的犯人扔进这个监狱里，犯人有进无出，被蝎子吃掉，人死得很惨。这个监狱人们以前是不大知道的，是在平叛后被发现了才被公开。斯特朗知道这些后，心情是沉重的。
1960年，周恩来夫妇与斯特朗在海南岛合影
她也到罗布林卡参观采访。这里给她的第一个印象是，这儿不像外国报纸上报道的那样被彻底摧垮：在罗布林卡达赖的三个宫殿，住室及屋内的摆设和浴室、诵经堂都完好无损，整个院子和建筑保持原来的样子，只是叛乱时挖的工事被拆除了。罗布林卡的围墙有一点损坏，很快就被修复了。这说明解放军在平叛中，是很注意保护文物的。
参观哲蚌寺，采访班禅大师
来西藏前斯特朗就已了解到，哲蚌寺建在一个山坡上，是拉萨最大的寺院，平叛前也是最大的农奴主，这里可以说是西藏农奴制的一个缩影，是个典型的封建“国家”，它拥有自己的法院、监狱和施刑制度，因此该寺是她必访之地。以哲蚌寺为首的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是数世纪以来西藏政治机器的中枢，它主导着西藏的命脉，具有任命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僧官的特权。每年藏历年的传昭大法会期间，哲蚌寺出铁棒喇嘛接管拉萨市的政权，他们横征暴敛，随意罚款，肥已肥寺，也随意抓人打人，施以刑罚。连过去的中国皇帝都对它畏惧三分，特下诏书将该寺喇嘛限制在7700人以内，但它的常住喇嘛人数却达9000人至1万人。它拥有700多座小寺院，分布在西藏各个地区和邻省的藏区。它还拥有185座庄园，2.5万多名农奴，还拥有300多个牧场，1.6万多名牧奴。该寺曾在1950年派50人的武装队伍和藏军一起去昌都阻止解放军进军拉萨。1950年它还支持藏王鲁康娃组织的驱汉事件。1956年与甘丹寺一起反对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1959年春又决定软禁达赖喇嘛，不让他与汉人接触，命令全寺喇嘛念咒经咒骂汉人。在1959年3月的叛乱中，该寺输送了3050名武装喇嘛攻打中央政府在拉萨的机关单位，后又派出了2000多名喇嘛参加叛乱，成为叛乱的主力军，也是最大的叛乱者。这年的3月16日，该寺的一个铁棒喇嘛宣布“西藏独立”。哲蚌寺在军管后开始民主改革，目的是将它这个法律独裁者变成“遵法者”，将它的作用限制在宗教活动中。该寺尽管实行军管，但部队在平叛时搜查了大量武器弹药后就撤走了，派来的工作组都是由到内地受过教育培训后的原来的农奴组成，他们只管寺内的民事工作，指导民主改革活动。
有八九个上层僧人迎接记者团，其中二人是寺院的堪布，或叫主持。有一个人是格西，还有一个人很瘦，衣装整洁而破旧，他曾因对叛乱武装不满而遭鞭笞，挨了120鞭。记者们沿山路到了主殿，在这里听了对全寺情况的介绍，然后参观了寺院的展览和喇嘛俱乐部，这里有新成立的喇嘛合唱队和话剧队，并去旁听了一场控诉会，不少喇嘛控诉前两个铁棒喇嘛和一个大活佛的罪恶。记者团又分组采访了这几个人。随后又爬上寺院的最高层，这里是寺院平叛委员会的所在地。平叛委员会主任叫曲乃仁增。平叛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由 下层喇嘛和未积极参加叛乱的上层喇嘛组成。它是临时机构，任务是组织举办学习讨论会，学习中央的政策，决定寺内的各种事务活动，平息叛乱和肃清叛匪，召集控诉大会，废除劳役和奴役，废除庄园和高利贷，反映下层喇嘛的意见，对喇嘛的食、宿、住、行实行民主管理。寺院也成立了文物保护委员会，负责修缮了寺内一些殿堂，清理了不少宗教文物，整理了佛教的历史文稿。
斯特朗听了介绍后，得知哲蚌寺的组织结构情况，其中有好几个扎仓，或叫经院。寺内的统治集团名为“拉其会”，分三个等级，即小会、大会和超级大会。这些未因军管而发生变化，但现由平叛委员会掌握控制。平叛委员会主任说：如今我们第一次得到了宗教信仰自由，有当和不当喇嘛的自由，我们也可以回家，如果愿意也可以结婚，可自由参加或不参加佛事活动，现在组成了俱乐部，可唱歌、演戏，按劳取酬。
外国记者团来西藏采访必然要到日喀则。斯特朗早就知道它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是后藏的首府，市内有个最大的寺庙叫扎什伦布寺，西藏的第二大活佛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就住在这里。记者团在日喀则共采访了4天。
斯特朗等人到了这儿首访的自然是班禅。他与记者团谈了3个小时，对记者和斯特朗有问必答，侃侃而谈。话题有藏传佛教的历史，佛教的教派及现状；历史上西藏与中国的关系，西藏的过去与未来；西藏的叛乱、平叛和民主改革问题等。
班禅说：11个国家的记者能够来西藏参观采访，实地看看报道叛乱、平叛和民主改革的情况，我们为此而感到高兴。前一段时间外国新闻界曾对西藏有过一些真实的报道，也有不少报道是歪曲事实和伪造事实的。我们希望你们能真实报道这里的情况和事实，并且能辟谣。我们西藏正步入好日子和新社会。叛乱本来是件坏事，但现在反而成为好事，阻挠西藏进步的叛乱这么一闹腾，正好给了人民消灭他们的机会。
他说：历史上，西藏自元朝以后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日喀则忠实于这种统一。叛乱分子打着宗教和民族的旗号，蒙骗人民，同时又以威胁手段，逼迫一部分人民参加叛乱。参加叛乱的喇嘛背叛了佛教的教义，佛教教义是不允许喇嘛动武力的，那些参加叛乱和暗杀队的喇嘛不再是佛教徒，因为他们是披着宗教外衣杀害人民的人。
班禅说：“日喀则没有发生叛乱，因此没有平息叛乱的行动。但日喀则开展了废除终身劳役和徭役制，实行了减租减息，给耕者分土地，中央人民政府出钱赎买未参加叛乱贵族和寺院的财产，这些日喀则都走到了前面。”他最后说：“西藏人民将走向幸福，在世界屋脊上建设天堂。过去我们西藏的年轻人几乎没有机会受教育，大多数年轻人都被繁重的徭役所埋没。如今封建压迫剥削已一去不复返了，年轻人将走出落后，走向进步，走出黑暗见光明，他们的未来是美好的，前途是广阔的。”
班禅在设宴招待记者团的时候，在座的还有他的父母，大概50岁左右，身体健壮。这使斯特朗和记者们想起不久之前，西方一些报纸刊登头版头条的消息说：班禅被软禁在布达拉宫，不准他与外界接触，并说他的父母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因他的父亲领导了反北京的叛乱，还拍了照片。
斯特朗和记者们又参观了扎什伦布寺和日喀则的市容，观看了日喀则专业骑术学员的骑马比赛，还观看了宗教和世俗的歌舞。
9月9日，斯特朗结束了西藏之行，和记者团一起乘机离开拉萨。
在西藏采访的这段时间里，斯特朗接触、采访了西藏工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采访了西藏寺院、活佛和一些贵族，也采访了大量翻身的农奴；观看了西藏的城市和农村，也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拉萨农业科学试验场。她以很大的热情来赞颂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正在进行的平叛、民主改革运动，对广大翻身农奴能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感到由衷地高兴，并见证了这一伟大时刻。她也很热爱西藏和西藏人民，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对在世界屋脊上建设天堂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期间她白天忙着采访，做记录，晚上写稿子，工作很辛苦。她说：我要将在西藏所见到的情况，解放后西藏的变化和发展告诉美国人民，告诉全世界人民，让他们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一个新的西藏，西藏人民已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已走上幸福的道路。她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她回京后，仍继续关注西藏的情况和有关对西藏的新闻报道，并写了《西藏农奴站起来》等著作。这对揭露批判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对新中国新西藏的攻击和诬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 谢文雄)